1963年9月11日下午，葛乐礼台风轻轻扫过台湾东北部，却带来空前的雨量，那时候淡水河的堤防还没建，河水一下子便超过警戒线，淹进台北市。这次的台风，在大同地区造成二三十年内最严重的水灾，我们居住的大龙峒大龙新村和旁边的中兴新村，是淹水最严重的区域，附近所有的矮房子都淹没在水里。
我记得那天雨势很大，而且完全没有中断，没多久家里就淹水了。母亲赶紧将棉被挂在横梁上，把米、油、桌、椅什么的，尽量往床上堆，一家人全窝在床上的角落，心里盼望着大雨赶快停歇。因为是白天，并没有想逃的念头，谁知道雨不但没停，反而下得更大，仿佛有人在云端倒水。当水淹到床上时，父亲终于做决定赶紧逃命。我背着小弟，父亲前面抱着四妹，后面背着二弟；至于大弟，因为之前和父亲去收破烂翻车而压断脚，早一步回彰化养病逃过了一劫；母亲则草草收拾几件衣服，匆忙提着一锅煮好的白饭和一包花生米。我们全家撤离了这间与我们共患难的木板矮房，目标是五十公尺远的三层楼房。那是母亲工作的卫生纸工厂，是方圆五百公尺内唯一的洋楼，每层都有超过一百坪的空间可以避难。
走出家门时，水已经淹到我的肚脐，等我们狼狈逃到工厂，回头一看，我家已经被淹没了。不，应该说整个台北市都沉没在水中，放眼望去，城市就像一片汪洋。许多人和我们一样，在最后一刻才撤离家园，躲进这座孤岛般的三楼洋房，算一算绝对超过上百人。我这辈子没去过龟山岛，但那时的我，就如同台风天被困在那里一样。若真的被困在龟山岛，大概只能到水边找些食物来吃，在这里也是如此。
口渴时我们就喝雨水，肚子饿了就用竹竿绑上铁丝，往洪水里钩动物吃。水里什么牲畜都有，鸡、鸭、鹅、火鸡……更大的牛、羊都有，它们都死了，所以很乖不会跑，轻易就可以钩过来。四只脚的太麻烦，通常都放弃，我们大都钩一些有翅膀的家禽。大人们用大脸盆接雨水，用卫生纸工厂的卫生纸充当燃料，生火煮开水替家禽去毛，除毛掏去内脏后，再切块加盐用水煮熟。可能这些家禽都刚死不久，除了肉比较红之外，倒不会让人觉得腥臭，相反地，大家还吃得津津有味；有时候捞不到东西吃，连泡水的面线和活乌龟都抓来吃。就是在这场水灾中，我第一次吃到乌龟肉，好死不死还吃到乌龟的头，吓了我一大跳，所以自从那次之后，我看到爬虫类就会起鸡皮疙瘩。
洪水中除了动物的尸体之外，还有很多家具，连棺材都有，弟妹们也在洪水中捡到不少玩具。这场长达四天的水灾，让很多地方失去了电力，每当夜晚来临，大人就用卫生纸生火，大家围在一起聊天，也算苦中作乐。远处的大同公司不时闪现火光，偶尔传来爆炸声，接着就听到有人喊救命；这种凄厉的尖叫，往往让人无法入睡。
感觉上，这场水灾好像经过数年才结束，其实我们待在纸工厂的时间不到一星期。这场水灾让台北市一半以上的房屋泡水，制造出几万个灾民。水退之后，我们结束卫生纸工厂的集体生活，每个人都心急地赶回家察看，我家堆在床上的东西随着房门大开全都离家出走了，只剩那条被母亲挂在横梁的旧棉被，因为饱含水分无法顺利取下，干脆让它待在原处风干。
水退之后，垃圾量大增，每天卡车一辆接一辆，卸下从台北市各处收集来的“新鲜”垃圾。那时候整个台北市只有两处垃圾场，一处是现在的松山机场，那是最大的垃圾场，以前我们和邻居的姊妹淘常骑脚踏车去那里捡破烂，由于路途遥远还必须带便当；另一处垃圾场就是我家前面这一个，因为我要带弟妹不能跑远，只能在附近捡破烂。台风夺去我们生活所需的物品，转了一圈我又从垃圾场找回失去的锅碗瓢盆、衣服、裤子、橱柜……虽然不是原来的，但也不差。除此之外，我还捡到可以卖钱的头发、金牙齿等。那把又长又黑的头发，是歌仔戏班做胡子最爱的材料；金牙齿则有两颗，应该可以卖不少钱。值得一提的是，风灾后，附近美军顾问团的馊水中出现了很多西洋梨和苹果，这些水果大多只被咬一口，都还很青脆就被丢弃，实在非常可惜！当时买一颗苹果的钱大概可以买三只鸡，所以每次美军顾问团的卡车出现在垃圾场，总会引起一阵骚动，倒下来的水果会让大家像苍蝇一样争相抢夺，那阵子我家经常吃苹果，后来对苹果还产生了厌腻感。
美军顾问团除了苹果令我记忆深刻之外，还有一件事令我至今难以释怀，那就是他们也会丢掉一些很好的旧衣服。奇怪的是，出现在垃圾场的衣服，每一件都被剪刀剪得破破烂烂，不知道他们是故意的，还是另有苦衷。总之，这也让我觉得很可惜。
由于难民大增，紧接着，大龙峒的保安宫便出现军队官兵煮的免费饭菜。每个人可以领一张饭票，领到饭票再去换饭菜，每天都是三菜一汤。主菜大都是肥猪肉炒青椒和豆干，饭吃完可以再去要，汤则自己舀。这样的饭菜在现在可能没什么，但对那时常常没饭吃的我们而言，却是山珍海味。由于我一人无法照顾那么多弟妹，所以每天父亲都会带着二弟和四妹一起去捡破烂，我只要负责照顾两岁大的小弟就好。
全家吃完早餐出门后，我会背着小弟去捡破烂，接近午、晚饭时间就去领饭票。饭票一人只能领一张，有到现场的才能吃，我和小弟只能领两张。不能帮家人带些饭菜回去实在可惜，于是每次吃完，我都背着小弟蹲在地上帮官兵洗铁餐盘，洗完餐具，官兵都会包一些饭菜让我带回家，每次弟妹们看到那些饭菜都抢着吃。
赈灾虽然长达三个月，对我来说却结束得很快，因为再也没有免费的饭菜可吃。收破烂的父亲虽然在这场风灾中发了一笔意外之财，却不敌我们的损失和家中五张嗷嗷待哺的嘴，所以我们被政府归类为灾民中的贫户。我们去大同区公所领了一捆旧衣服，这些衣服又破又旧又不合身，对我家帮助不大，不过那不打紧，最重要的是有钱可以领。我家因为没有房子，小孩又多，前后去区公所领了两千元，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笔很大的金额。贫户在这次风灾中得到不少补助，有房有店的人家却只能自力救济减少损失。我家巷口的杂货店老板不甘损失，将泡过水的米、面线拿出来晒晒太阳后又继续卖，连泡过水的腐败罐头也舍不得丢弃。因为物资缺乏且问题食物很多，赈灾的国军撤离之后，我每天到垃圾场偷拔人家的A菜[2]补充营养。
那阵子我们天天吃A菜，足足吃了一个月，导致后来我一见到A菜，就想起1963年9月11日的葛乐礼台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