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以为我的童年会在照顾弟妹们的生活中度过，谁知道十一岁的时候，父亲通过朋友介绍，把我送到清茶馆当小妹，做些烧水、扫地、送干果给客人的简单工作。清茶馆的客人虽然会毛手毛脚，但还不至于太过分。那家位于凉州街大光明戏院旁的清茶馆，来往的客人大都是歌仔戏团员和戏迷，因为清茶馆的老板娘本身就是南管小生兼团主。
我在那里工作是没有底薪的，收入全靠客人小费一两元地给，可能我发育得还不错，加上面容标致，很得清茶馆客人的宠爱，老板娘更是喜欢我，因此十二岁的时候，老板娘决定用三千元买断我的一生，栽培我当歌仔戏团的小生。当时三洋十九吋电视一台要六千九百五十元，我的一生，还不值半台电视机呢！父亲迫于无奈想把我卖掉，这样一来，不但可以少张嘴吃饭，还可以拿到三千元。
当时的三千元不是一笔小数目，那是一般人一年的工资，对家里的帮助很大。后来，我并没有顺利被卖掉，因为签约那天，老板娘有急事赶到菲律宾而作罢。家里有太多张嘴要吃饭，加上父亲染上喝酒、赌博的恶习，所以很需要钱，没想到无法将我卖给歌仔戏团主，只好另外想办法。当时我们邻居有一位叫陈美英的女人，大我七八岁，她在板桥南雅南路火车站旁的明月酒家上班。美英姊之所以会去酒家上班，是因为她有一位很爱赌博的母亲，而且她也和我一样，有四个年幼的弟妹要养。为了改善家境，父亲希望我跟着美英姊去酒家上班。
当时我已经十二岁了，不过尚未成年，无法像美英姊一样做些陪酒的工作，顶多只能当个服务小妹而已。当时的板桥，还是一幅农村的景象，除了火车站外有几间两楼半的洋房之外，放眼望去都是水田、笋田。那时民风还很保守，酒店小姐只需要唱唱歌、陪客人喝酒聊天，也许客人会趁机吃吃豆腐，但是要不要出卖身体还是看自己。
小姐坐台，一台大概可以赚五至十元，我在那里和在清茶馆一样，也是没有底薪的，只能跑跑腿，替小姐、客人买烟买槟榔，或送送茶酒，把洒了明星花露水的毛巾送到客人面前，借此赚取小费。好的时候，一天可以赚上五六十元，是女工一天薪水的五六倍。其实我的薪水足以养活一家七口，可是我赚得愈多，爱赌博的父亲就花得愈多。
那时候交通不发达，板桥到台北的大龙峒，坐公路局一趟要两元车资，车程得耗掉两小时，来回就四小时了，非常不方便，所以我就和其他小妹、小姐一起住在明月酒家的地下室。明月酒家是一栋两楼半的透天厝[3]，地下室是我们的起居室，一楼是大厅，二楼有八个包厢，三楼则是半间用稻草当屋顶的小屋，这里共有八位小姐和三个小妹。
父亲三天两头就会请邻居一位叫阿保的小伙子，载他来明月酒家跟我要钱，我和阿保有一段故事，请容我稍后再提。父亲常常来拿钱，本来就让我压力很大，谁知道，没多久竟发生一件事，这件事几乎把我给压垮了！
明月酒家的老板是一个中年单身男子，他请了两个人照顾我们的生活起居，一个老伯伯负责煮饭给我们吃，另一个老太太负责帮我们洗衣服，若有客人不小心闯进我们睡觉的地下室，那两个用人会请走他们。
不过，百密总有一疏。
一天，如往常一样，我忙完楼上的客人后，就去洗澡准备早早就寝。这是小妹的福利，那些难缠的客人，交给小姐去处理就行了。我们的寝室是属于和式的房间，小姐睡一间，小妹睡一间，由于室友很多，又有用人看顾，所以房门很少上锁，没想到却变成安全上的漏洞。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快要睡着时，忽然被一阵粗鲁的拉门声吵醒，这不是自己人拉门的声音。我马上张开眼睛一看，昏暗的光线中，一个陌生的男人闯进来，就站在我的面前，我无法看清他的五官，只知道他满身的酒气。我不安地坐起来，不知如何是好，忽然间，他跌跌撞撞扑向我，重重压在我身上，一只手随即掐住我的脖子，另一手则开始撕扯我的衣裤。我吓得不断挣扎、尖叫，感觉很久之后才有人进来救我。
那男人一下子就被拉出房门不知去向，由于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以至于我无法清楚说出被侵犯的完整过程，不过事实如何一点也不重要，强暴这种事在酒家并非什么新鲜事，所以，最后总是被大事化小地抹平了。
对别人来说，这件事算已经结束了，对我来说，却是一场怎么也忘不了的噩梦。尽管美英姊不断安慰我，但我依然决定自杀！
隔天晚上，我趁着大家都在忙碌的时候，偷偷跑到西药房买了一瓶安眠药，回来后躲在房间，一次吞了三十几颗。奇怪的是，吞完后我竟然一点睡意也没有，只是觉得很累，想躺在床上好好休息。我在床上躺了很久，清楚地知道自己并没有睡着，一度我还怀疑自己买到假药。无论真药还是假药，我知道我被送进医院了，在那里躺了一天一夜。没死的我，终于离开这个声色场所。自杀，居然让我获得重生。
因为自杀的关系，父亲不再逼我到声色场所工作，我在家里整整休息了半年，每天不是照顾弟妹，就是到垃圾场捡破烂。那时，我有一个叔公在彰化火车站后面的“大如”凤梨工厂当工头，他知道我自杀的事情后，写信给我父亲，建议不如让我到凤梨加工厂上班。因此，我又回到故乡秀水。
工厂的薪水和酒家小妹相比真是差很多，这里月休两天，一天工作十二小时，日薪才十元，且不供吃。所以我都自己带米去工厂，趁着蒸凤梨时，一起煮饭。
每天早上五点不到，我和表姊从秀水骑脚踏车到彰化后火车站上班。这趟路虽然有点远，我们倒觉得没有什么，无法适应的是，来回的路上天色几乎都是暗的，且没有路灯，鬼影幢幢。两个女生常常被路上的狗追，后来我们就请叔公帮我们安排住宿。
其实我们并不喜欢住在工厂，因为那里的宿舍很简陋。日式木造房屋里面并没有柔软的榻榻米，所谓的床铺只是几块破烂不堪的木板而已，所以住宿的员工很少，我和表姊住在一起，共享一顶蚊帐、一床棉被。
那时凤梨和香蕉是台湾农产品外销的主力，所以台湾人很少吃到新鲜的凤梨和香蕉，我们吃到的香蕉大都是脱水的香蕉干；至于凤梨，台湾人吃到的大都是凤梨心。去心的凤梨，用糖水煮过做成罐头外销非常受欢迎，所以过年过节买凤梨罐头送人是非常体面的。
我们工厂一天两班，早上六点和晚上六点是交接班时刻，二十四小时都在生产。关于凤梨加工的流程大概是这样：凤梨清洗干净送进机器后，出来就剩下果肉，至于脆脆的凤梨心不能丢掉，经过糖水蒸煮，染成红色之后可以卖到杂货店，那是当时小孩子喜爱的零食之一。至于整颗的凤梨果肉，经过机器切片之后，我们会将它放入铁罐里面，加糖水蒸煮，冷却后再密封；若遇到质量不好的，就切成小块，做成次级罐头。
那时我和表姊每星期回去秀水一次，叔公会把一星期的粮食发给我们。一罐同荣牌鱼罐头要吃三天，也就是九餐，因为分量很少，所以我都会将罐头倒在碗里，再放很多酱油泡着。要不就从阿嬷那里拿一些酱芋头、酱萝卜、酱豌豆、酱大头菜……这些都是现在吃不到的美食。至于米，一天只有半斤，这样的分量对我来说根本不够，所以我常偷吃表姊的萝卜干和凤梨罐头。
那时候，大家常常都吃不饱，会去偷拿凤梨罐头来吃，吃完就将铁罐子丢到工厂后面的铁轨上。我大概吃了四个月的凤梨，有一天，父亲请人写信给我，说他在台北帮我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工作，因此，我又回到了大龙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