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凤梨加工厂之后，父亲安排我到大龙峒一间名叫大山铸造厂的工厂车螺丝，工作时，我总是很努力学习，没多久我便当上师傅。这里一天的工资是十四元，加班一个晚上是五元，工作时间比凤梨工厂多四小时，一天足足多了九元。
大山铸造厂的薪水，虽然不到明月酒家的一半，我在这里却很快乐。除此之外，我还认识了一个对我很好的男生。他姓邱，才刚退伍回来，是我们隔壁纸工厂的工人。邱大哥不算高，长得也不是很英俊，但是大家都说他很老实。当时我未满十四岁，还很单纯，邱大哥托人说要和我做朋友，我不知道“做朋友”真正的含义，就爽快地答应他了。从此，每天中午休息时间，邱大哥必定提着饮料和便当来给我吃。
我离开酒家之后，家里的收入少了很多，于是，小学刚毕业的大弟也进来大山铸造厂工作。那时我们姊弟俩，每次吃饭都是两盒白饭共配一道菜脯蛋，这对还在发育的我们来说实在不够营养，因此，每天有人请我吃便当和饮料，我当然乐得开怀大吃。
邱大哥给的便当里面不但有白饭、青菜，还有蛋和咸鱼，真是非常丰盛。下班后，邱大哥偶尔也会带我到附近的公园散步，身为长女的我，上无兄姊，有一个大哥哥可以照顾我，真是令人感到幸福！年少的心灵并不知道，这可能就是爱。其实，这算是我一生中唯一的恋爱了！
当时沉浸在幸福滋味的我们，犹不知命运已悄悄地对我们另做安排。当时同工厂不同部门的阿德，早就注意我很久了。阿德偷偷叫工厂一位年长的前辈到我家说媒，我的母亲则瞒着我，到阿德家了解他的家世背景。阿德家虽然不算有钱，但受惠于“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在五股拥有一大片农田。母亲一看到阿德家的土地和红砖厝，当下就决定了这门亲事。尽管我的父亲觉得我太年轻，并不赞成这门亲事。没多久，阿德还是来送订了。
这件事我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送订前三天，母亲笑嘻嘻地告诉我：“过几天有人要来送订，会送很多喜饼来，带你去做一件洋装。”这件事才算有了征兆。三天后，阿德和媒人如约来送订。他们送来一只一钱的金戒指、一条一两的金项链、六千二的聘金、二十盒大饼、六十六盒礼饼。我的身价比起两年前差点被卖到歌仔戏团时翻涨了一倍。
但十四岁的我，并不知道什么叫“送订”，还开心地跟邱大哥说：“有人来我家送订，还送来很多喜饼。”邱大哥听完我的话，脸色变得很难看，然后沉默了很久，让我不知所措。后来他终于吐出一句话：“好！我知道了。”那是邱大哥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没多久邱大哥便辞职，悄悄离开了那间工厂。
其实，我和阿德订婚，失恋的不只邱大哥，还有之前经常载父亲到明月酒家找我拿钱的阿保。阿保大我五六岁，虽然年轻，却是和父亲同辈的朋友。另外，阿保还有一个双胞胎的兄弟叫作“阿财”，父亲曾对他们兄弟承诺，将来要把我嫁给他们中的一个，没想到我提前被人订走了，父亲只好改口，说那就把四妹嫁给他们其中一人。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四妹后来却嫁给了来我家刷油漆的工人，阿保眼看无法当父亲的女婿，干脆拜父亲做干爹，后来他们兄弟一直未娶，如今阿财已经过世，阿保则下落不明。
我一直到订婚那天，才看到自己未来的丈夫。在此之前，我对阿德一点印象也没有，所以对他很冷淡。阿德为了讨好我，经常加班，赚一个晚上五元的加班费，带我去看电影。当时我不太喜欢和他出去，总是要父母催促。
一年后，阿德便来迎娶，结婚时我才刚满十五岁，阿德却已经二十六岁了。以前的人结婚，男方看聘金，女方看嫁妆，若价值太少，会被亲家看不起。知道自己要结婚之后，我开口跟父亲要一辆幸福牌脚踏车，这一辆要一千元左右，结果父亲连七百元的胜利牌脚踏车也没买给我。我的嫁妆是一台二手唱机，这是娘家后面一位邻居卖给父亲的，要价一千元；另外还有三套旗袍，价值大概三百多元。这些嫁妆的钱都是父母跟人家借的，后来还是我自己慢慢还清。说穿了，这些嫁妆最大的功用就是给人批评比较的。结婚当天，我坐在新房，按礼俗，必须打开房间所有抽屉、柜子，让所有亲友，尤其是男方家长和妯娌，看看我从娘家带来多少财物。后来我才知道，妯娌们的嫁妆真是气派，有人带八千元现金，有人带电视、洗衣机……这些东西，奠定了她们在夫家的地位。
从前的女人，婚后都被迫冠夫姓，我也不例外。但是我更彻底，不只“姓”换了，连“名字”也改了。关于这个名字是有故事的。之前在大山铸造厂工作时，那里有几十个员工，里面却只有四个女生，于是我们私下结拜，并各取“秀凤”“金凤”“美凤”“玉凤”来纪念这段友情，后来夫家也跟着这么叫。婚后的我，就从“苏绣云”变成了“徐玉凤”。云和凤都是在天空四处流转，云随着风飘荡，凤则是比较有自由的可能。这似乎预言着我未来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