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就来说说“徐玉凤”这个女子的故事。婚前阿德来提亲，说他只有三个兄弟，婚后才知道应该乘以二，阿德共有六个兄弟和一个妹妹。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他们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吃饭要开两三桌，还得养鸡鸭猫狗猪牛，做手工，轮流照顾中风的婆婆。
以前没有瓦斯炉，吃饭是件大事，我们的燃料是山上的竹子，煮饭的人必须自己上山去砍，再扛下来。那时候山里青竹丝蛇很多，常常会追人、咬人，所以我很怕上山。再者，煮这种大锅大灶，对我来说真是压力很大，农忙时，连同点心一天得煮五餐，还得晒谷子。那时有四个妯娌在轮替，大嫂的年纪都几乎可以当我妈了，这些事对她来说驾轻就熟；二嫂、三嫂的年纪都大我很多岁，这些家事对她们来说也都可以应付。至于我，一个十五岁的女子，可能经验不够，真的很吃不消，因此我常借故回娘家去。
回到娘家，和大龙峒的姊妹们聊天，得知不会乐器的她们，常去保安街四十八号的远东西乐队冒充乐手，一趟可以赚十六元，若遇到黄道吉日，可以做个三趟，另外还有丧家提供的免费点心可吃！这比起之前在大山铸造厂，一天连加班费才十九元可说是好太多了，因此，我常借故回娘家或帮朋友卖面，跑去赚外快。
以前西乐队的成员常随着丧家的要求增加或减少，如果丧家要很多人，那西乐队的团主就会去特定场所找人。像台北桥下、万华龙山寺、凉州街的慈圣宫妈祖庙等地方，当时那里聚集了许多北上找不到工作的待业者和游民，许多没人想做的行业像“抬棺材”等工作，也经常到这些地方找人。
这些临时加入西乐队的成员当然都不会乐器，团主找他们去，不过是要他们充充场面、做做样子而已。有些不要说演奏，连乐器怎么拿都不会。不会乐器的人，一趟工资是十六元；会乐器的则是二十五元。可是这些临时工，因为不是固定班底，所以常常很不敬业地四处乱跑，只有吃点心时会自动出现，团主很难掌控他们的行踪。留在灵堂的，往往是那几个会乐器的正式团员，有时候来宾要上香，需要奏乐，还找不到西乐队团员，好的丧家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遇到精打细算的，就免不了东扣西扣。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们去万华出勤，往生者是一位黑道大哥，出殡时，黑道大哥的家属竟然走进乐队里面，一个一个检查，看有没有冒牌货，果然是见过世面的人。这一听，结果揭晓，四十个团员里面，只有十五个人会演奏。出殡回来后，当团主要跟丧家收钱时，丧家很不客气地对团主说：“你那团，四十个人里面有二十五个瞎子[4]，所以我只能给你十五个人的钱。”对方是黑道大哥的家属，团主只能摸摸鼻子接受了。
由于这个工作，我看过很多死人，人家都说我的胆子很大。在西乐队出勤时，同事们最喜欢拉着我去看遗体，殡仪馆的遗体种类很多，各种死相都有。当遗体从冰柜推到走廊，等候家属做最后的确认时，会用一个类似蚊帐的四方形网子罩着，防止苍蝇靠近；透过网子，五官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有些车祸或者跳楼摔得支离破碎的遗体，经过化妆师的巧手缝补，一点都看不出伤口。像阿德他们工厂一位日本籍课长跳楼自杀，当时死状奇惨，头壳还破了一个大洞，经过化妆师的处理，才恢复了原貌。另外还有一些怪异的习俗，颇令人大开眼界。像是未出嫁的少女过世，要被人用大红布料像蛋卷一样包起来，如同埃及的木乃伊。
我在西乐队多年，也曾经趁这个机会学习萨克斯风，希望自己可以多一些才艺，多赚一些钱。可惜五线谱不想认识我，学了三个月，一点进步也没有，老师对我还不错，干脆叫我去当西乐队指挥。这差事比不会乐器的一趟多四元，又可以神气地带队走在人群之前，颇让我感到骄傲。
本来去西乐队出勤这件事，可说是神不知鬼不觉，不料家族的人看我常常拿毛巾回来，跑去问阿德，事情就这么传开了，大家都知道我在西乐队工作的事。以前的人常说：“第一衰，娶到剃头和吹鼓吹。”而我们的行业，就被归类在吹鼓吹里。因此，后来我每次借故要出门时，公公看到就会生气地说：“又要去赚死人钱了。”
我父亲的脾气十分暴躁，但我公公也不遑多让。夫家附近有一个宪兵营，现在也还在，那时常常有阿兵哥来借农具，若公公看见我借他们东西就会骂我：“不要脸！见到男人就要勾引……”因为家务繁重，加上十五岁的我不知如何和这么多人相处，常受到批评，我开始浮现离家出走的念头。
上天仿佛知道了我的心思，有一天，公公骑脚踏车经过泰山和五股交界的黑桥头时，竟然不小心跌到桥下摔断腿，被送进了医院。公公平日盯我盯得很紧，现在他不在家，我见机会难得，草草收拾行李，到万华把结婚戒指当了一百九十元，然后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到左营，准备去投靠之前在明月酒家陪酒的邻居美英姊。
婚后没多久，美英姊曾经写过一封信给我，说他们全家搬到左营去了，她现在在左营一家酒家上班。美英姊在信中透露出对我的羡慕，她不知道我婚后的生活有多么辛苦。到了左营，我的脸都被火车熏黑了，接着，我花了三元雇了一辆三轮车，前往美英姊家，没想到却扑了个空。美英姊的母亲告诉我，她现在住在高雄，要打电话叫她回来和我会面，不过要半天的时间。当时我信以为真，还利用等她的空当，跑去左营一家戏院看戏，那天上演了一出戏，叫《一棺双尸案》。这出戏，似乎预言着我的未来。
等了半天，美英姊的母亲说，她被事情耽搁了，可能要晚一点回来。谁知道等到最后，来见我的居然是父亲和阿保！原来美英姊的母亲一见到我，就偷偷打电报回大龙峒给我的父亲，至于美英姊，后来才知道她完全不知情。姜还是老的辣，美英姊的母亲不但把我骗得团团转，而且还看出我已经怀孕了。当父亲一见到我时，本想狠狠给我几个巴掌，幸好美英姊的母亲出手阻止，她说：“看你们家绣云的屁股，变得那么圆又那么翘，可能已经有身孕了！你这么一巴掌打下去，把人家的孙子打坏了，你要怎么赔？”因为这几句话，父亲收起了暴躁的个性，接着，我又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回到台北。
父亲告诉公公婆婆我已经怀孕的事，所以夫家的人也没动我，但是公公难听的话是少不了的。我心想，既然逃不了，干脆再来自杀。上次在明月酒家自杀时，吞了三十几颗安眠药结果没死，有了那次失败的经验，这次我足足吞了一百多颗，被医生整得半死，结果还是死不了。为了肚子里的小孩，我暂时打消寻死的念头，几个月后的一天，中风的婆婆忽然把阿德叫到床边说：“玉凤的肚子沉得很厉害，脚走路有点开开，可能快生了！今天别去上班，陪她去产婆那里看看。”
对于婆婆的话，全家上下无人相信，却没人表现出怀疑的态度，于是，当天阿德便请假陪我到泰山产婆那里。产婆看一看，笑着说还早呢，叫我不妨到街上走走，过几个小时再来看看。没想到，我才走到几百公尺远的下泰山岩祖师庙前的菜市场，羊水就破了，接着小孩的头就露出来了！我只好用两只手先接住小孩，赶紧回到产婆那里。
前后不到半小时，大女儿便出生了。阿德回去报喜，却没有一个人煮食物给我进补，最后产婆看不下去，煮了一碗红糖加蛋给我填填肚子，我才有力气走路回家。后来，阿德还向人借钱包了三百二十元的红包给产婆。
说到阿德借钱的事，我就满肚子委屈。阿德赚的薪水，无论多少，总是全部交给我大伯，所以我们身边都没有半毛钱。我曾经要阿德留一点在身边，但阿德会生气地对我说：“要什么大哥都会买，干吗留钱？”没错，日常用品都是大伯在买，连我们妯娌的内衣裤、月事来时用的黑布巾，都是大伯在发落。若要私房钱，就得学嫂嫂她们，做皮革加工。
她们将一条一条细面条般的牛皮，编织成一片五十乘五十公分大小的紧密皮面，那是做皮鞋的材料。编织这样一片成品，可以赚二十五元，大嫂只要一天就可以完成，但我却要三天，因此，我对这项手工可说是没什么兴趣。后来，阿德进了五股的荣隆纺织厂煮饭，要我进去当拣菜、切菜的助手，加上公公的阻止，西乐队的差事，就这样暂时被迫中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