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洞悉时局的机会眼光
谋大事要稳中求成
曾国藩一生，局面不断做大，根基愈来愈牢，人气节节上升，奥秘究竟何在？曾公的人生实战揭开了这个奥秘：成就大事业者，都是胸怀伟大目标而又能沉得住气的人。既要有远大规划，又要从具体事做起，慢慢积累做大事的资本。一旦机会到来，乘势而上，就可大显身手。而在时机尚未成熟，条件还不具备的时候，要耐得住人生的寂寞，不要做冲动、冒险之事。
有时冒险有必要，有时无必要，因为欲速则不达。曾国藩认为，一般人在透视成功者时往往难以顾虑到事物仍在发展变化中的因素，对成功者更难识别的是少年早发还是大器晚成。他说，具备早成天赋及聪慧的人会很快崭露头角，处理事务游刃有余；但是那些大器晚成者，往往持重，愿意通过艰苦努力获得成功。对后一种人更不可掉以轻心。
曾国藩不承认天才，而主张后天的努力和磨炼。认为没有韧性，在不经意间成功的人，会导致因初时太顺利而忘乎所以，因经验积累不够，心理也不够成熟，又不愿再付出艰苦努力，成就难以通天，一如江郎才尽。他认为一寸一分地积累功夫的人，表面看来比那些投机取巧、轻取轻进的人似乎又钝又迟，甚至有点迂，但功底深厚，厚积薄发，必成大器。对于绝大多数并非天才的人来讲，这是成才的正道。
曾国藩主张，办事情也是如此，要稳中求成。同治二年(1863年)十二月，曾国荃的湘军围困天京已经一年之久，但不见攻下。同治三年(1864年)二月，曾国荃又指挥军队一面在太平门东侧挖地道，准备以炸药炸塌城墙攻城，一面以重炮狂轰地堡城。然而，连续进攻几个月，地堡城仍旧固若金汤，岿然不动。地堡城攻不下来，太平门一带皆在此堡垒的火力控制之下，地道也就挖不成，湘军在地道口丢下数百具尸体仍挖不通，弄得湘军将领一个个垂头丧气，急得曾国荃天天骂娘。这时，各方面的压力纷至沓来，一是朝廷的压力，越催越紧，二是舆论压力，认为曾氏兄弟为争天京全功，拒绝他军助援，当然还有其他对湘军不满情绪的发泄，而这时曾国藩并没有急躁，写信给他的弟弟曾国荃，有条不紊地进行指导和忠告：望弟无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稳适。两个月后，天京终于被攻克。
由此可见，一点点进步都是来之不易的，任何伟大的成功都不可能唾手可得。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海。西方有一句格言：“时间和耐心能把桑叶变成云霞般的彩锦。”
不贪功之速成，就不要被别人的俗见所左右，亦即不以众人之喜惧为喜惧。曾国藩说：我辈办事，成败听之于天，毁誉听之于人，唯在己之规模气象，则我有可以自主者，亦曰“不随众人之喜惧为喜惧耳”。通过曾国藩对其弟攻南京一时未成之事的开导与筹划，足以看出曾国藩不求速成但求稳适的办事之道。
先观大局之变
人的一生时常处于一种选择当中，而每种不同的选择往往对以后的人生轨迹带来不同的影响。有时甚至迈出一小步都关系着以后人生的大方向、大结局，更何况面临大抉择和大跨步的重要关口。因此，要想给人生导航，必须把握那些足以决定社会发展潮流和天下大势的事物的状态与动向，由此来正确地决断自己的进退隐显。
曾国藩在自己走每一步之前，都把他的行动和时代脉搏联系起来考虑。而曾国藩所把握的天下大势的主要方面之一就是清王朝的命运以及朝廷内的变故。
咸丰十一年(1861年)湘军攻下安庆立下大功之后，曾国藩在面临新的进退抉择关头时，便对清朝的情况倍加关注。其实曾国藩以及像胡林翼等高明之士虽然身在疆场，但却一贯对朝廷大事非常关注，并且从来都反应非常敏感，因为朝廷上的任何变化都有可能影响到他们个人以及湘军这个集团的利益与未来。
胡林翼和曾国藩是在八月初，也就是湘军攻占安庆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得知咸丰皇帝驾崩消息的，但这消息来源于友人之间的私人通信。
胡林翼在获知此情之后，当即写信向曾国藩表示：
朝廷七月十七之事，主少国危，又鲜哲辅，殊堪忧惧。
由于肃顺等人久久隐丧不报，胡林翼和曾国藩天天在军营中等待进一步的消息，却长时间未接奉国丧明诏，愈发让他们忧心忡忡。胡林翼竟至半夜惊起，仰望上苍，哀声长叹：“京师必有大事发生，不知是祸是福。”
专制统治易于保守政治机密，加上通信和交通条件的落后，信息的传递也就非常的慢。
慈禧太后在北京发动政变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身居安庆的曾国藩等人竟然一无所知。直到12月15日，曾国藩才首次得知政变的初步消息。这一天，他一共接奉廷寄4件，中有谕旨一道，又有军机处转抄的不知上奏人姓名的奏折一件。他先扫了一眼抄示的奏折，发现咸丰皇帝所立赞襄政务八大臣的名字都在上面，便立刻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仔细读来，只见奏折中写道：“载垣、肃顺、端华明正刑典，人心欣悦。”但奏折并未说明赞襄政务大臣们是哪一天被逮被杀的，也未说他们犯了何罪。曾国藩看后，真是吓了一大跳。
他赶紧拿起谕旨看个究竟，以为谕旨会对此事做出解释。更让他惊异的是，谕旨却一字未提赞襄政务八大臣的事，而是公布了有关他自己的新的职务任命，其中写道：
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着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悉归节制。
曾国藩通过对朝廷内的大势的把握与深入细致地分析，得出这既是重用又是警告、鞭策自己，认为自己权太重，位太高，虚名太隆，因此必须辞谢大权的结论。这一决定无疑是正确的，不仅使自己进一步摸清了清政府的意图，为自己下一步决策提供了参考，而且也使清政府更为放心地将大权交给曾国藩。清廷让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的决定具有非凡的象征意义。曾国藩作为湘军的创始人和统帅，曾长期受清廷的猜忌和压抑，自从1860年摆脱这种状况以来，其权势日渐增大，在清朝政治军事权力格局中的地位稳步上升。现在，清廷不但对他已完全表示信任，而且还为了能让他更好地发挥作用，竟然不惜打破祖制旧规。清廷此时也并不是不知道地方督抚权力过大，会有尾大不掉的危险，最终结果有如慢性自杀，但为了打败最大的敌人，他们已顾不得那么多了。
在一个王朝的末期，最高统治者对军政大权的下放，往往需要先经历一个较长的痛苦过程，但一旦迈出第一步，以后的行动便会变得惊人的勇敢。一方面是因为被时势逼得无奈，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前一阶段的放权过程中尝到了甜头。其实这只是一种本能的求生反应。这种对于地方官员先是持权不予，继则又滥施滥予，是中央集权条件下君主专制统治的必然行为模式。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非正常现象，都意味着王朝的统治即将进入坟墓，只是速度和方式不同而已。
曾国藩在把握了朝廷的这些内情与动态后，根据自己的推断，找出了自己思考的重点以及行动的方向。他认为，以现在的形势推断，最应担忧的，不再是朝廷内部的矛盾问题，因为对于清廷中央来说，他们现在最大的敌人仍然是太平天国，为了打败这个你死我活的对手，是可以暂时将权力下放给湘军将领的，即使做出一些超越体制和常规的做法，也是能够接受的。慈禧太后和奕讠斤将政变的消息以一种婉转的方式告诉曾国藩等人，虽然有敲打湘军将领的意思，但并不希望他们就此裹足不前，他们更主要的目的还是要鼓励他们更好地为朝廷办事，赶紧将太平天国彻底打垮。
而随着湘军实力的扩展、地位的提高，真正需要曾国藩担忧的则是集团内部的维系问题。曾国藩已经很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因此曾国藩在把握了这样的“天下大势”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果断行动，如为湘军集团的长远利益及维护他的个人权威，将有深厚交情被他称为“三不忘”的朋友李元度参劾革职，这是因为他拖延救援危在旦夕的政敌王有龄的时间，终于使王有龄没有得到及时救援陷城而死，以及让李鸿章办淮军援攻上海等等理性或有远见的安排。这些措施为后来湘军攻下天京作了有力的准备。
这些，都是在把握天下大势的情况下才具有的远见和胆识。
机会到来，乘势而上
古往今来，那些成就大事业的人，都是厚积而薄发，一旦机会到来，就乘势而上。除非动乱之世，社会处于无序状态，人的发展往往打破既定程序，就一般性而言，都从日积月累中成就，曾国藩历来将眼界宏大与小处入手相提并论，认为二者缺一不可。他还特别从历代有作为的帝王和宰相身上，印证他的结论。他曾有过这样的精彩之论：
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小成绩累积而来。百尺之楼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铢一两之所累也。周文王是中国难得的圣人，但自早晨至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周公夜以继日，处理政务直到天亮。这些圣贤勤劳若此则无小无大，何事怠慢！诸葛亮为相，自杖罪以上，皆亲自临决。杜慧度为政，纤密一如治家。陶侃综理密微，虽竹头木屑皆保存起来作为有用之物。朱熹曾说为学须铢积寸累，为政者亦未有不由铢积寸累而能够有所作为的。秦始皇用石来量书，不处理完毕不入睡；魏明帝自己代行尚书事；隋文帝批文件无暇吃饭，令卫士送餐，这些皆为后世所讥笑，以为天子不当亲理细事。我认为天子或可以不亲细事，若为大臣者，则断不可不亲。汉帝向陈平问钱谷的事，不知部刑狱的事，尚不知，未可以为人臣效法也。大凡建功立事，一定以亲眼所见者为有效，如有车必见其车具，如有衣必见其襟袖。若为广见博闻的君子，必见其著述满家，手稿累筐。若为躬行实践的君子，必见其面色之兴奋，徒党对他的感慕。如果善于治民，必见其所居之地百姓高兴的表情，离任时老百姓会十分眷恋他。假如善于治军，必见其有战则胜，有攻则取。若不以目所共见者为根据，而但凭心所揣度者为高，则将以空虚浅薄为哲理，而轻视务实，以崇尚空泛为贤能，而耻笑勤奋谦谨，何异于邓扬之徒，流风相煽，高心而空腹，尊己而傲物，大事细事，皆堕坏于稀里糊涂之中。亲者贤者，皆被拒于千里之外。以此而希望大业之成，亦荒谬！孔子许诺仲弓为重要人才，而雍正以居敬为奉行简约之本，都一定是因为能够勤敬才无废事的。
事事从小处做起，则大事可成。曾国藩说：“泰山之高以其不弃粪壤，沧海之大，以其不拒浊流。”就是这个意思。
曾国藩善于体察人情世故，他认为人常有两种积习：或者好高骛远，眼高手低，这种人大事做不成，小事不愿做。他形象地称这种人其实是瞽者，好比看不到方向的人。还有一种人整日陷于琐事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缺乏远见卓识。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成大事者，目光远大与考虑细密二者缺一不可”的处世韬略。没有远大的目标，就会迷失方向，但必须按目标一步一步走下去，方有成功的可能。
曾国藩在给他弟弟的信中曾说：“古人能办成大事的有两条，目光远大和考虑细密二者缺一不可。弟在考虑细密方面，精力比我强。军队中的器械，稍微精良的，应该另立一册，亲自登记，交代给一个可靠的人，古人用铠甲武装的鲜明作用，具有威震敌人显示威风的重要性，常可取胜。刘峙衡对于火器经常维修保养，对刀矛就全不讲究。我曾经派褚景明去河南采购白蜡杆子，又置办腰刀，分别赏给各将领和头目，他们很是喜爱和重视。弟一定留心这件事，这也是综理细微的一项内容。至于规模宜大，弟也是要讲求的。但讲究宏大的人容易混入散漫的一路，遇事颟顸，毫无条理，就是再大，那又有什么可宝贵的？等级不乱，可以长久，器量宏大，就没有流弊了。”
就军事来说，“军事度划最好是规模远大”；“整理军营内务最好是综理细密”。不但要从“大处着眼”，还必须从“小处下手”。他曾经说治军应当“认真对待小事”，意义就在这里。他还说：“治军必须脚踏实地，注意小事，才可以每日有功。”
在给吴竹如的信中，曾国藩也说：“近年在军队里的经验多了，更知道天下的事应当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陆氏强调说，‘首行立下大志向的人’，如果不辅之以朱子所说的‘铢积寸累’的功夫，那么下梢就会完全没有把握，所以国藩治军，摒去一切高深神奇的说教，专在粗浅纤细处下工夫。虽然遵守这一条不会取得大的功效，但从自己钝拙考虑，那么还像遵守约法那样去做。”
曾国藩在军事调度方面，常从大处着眼。他对于军事计划，虽然讲究规模远大，但仍然以稳妥可行为主，不至于流入散漫的那一路。如他在给左宗棠的回信中说：“我们凡是进行军事调度，都要考虑我们的力量够不够，同时也要考虑我们的智慧够不够。”
在给李元度的回信中说：“对于大的调度，在危急的情况下特别要注意保住全军的士气为主。孤军无援，粮食和物资都供应不上，奔波疲惫，都会造成散乱，这是必然导致失败的道理。”
正因为曾国藩“规模远大”，他率先设立水师，并坚守长江中游，与太平军打阵地战，寸土不让，寸土必争。也正因为如此，他敢于抗圣旨，不派鲍超入援京师，因为鲍军一撤，对太平军的多年持久战可能流于失败。这些都是大的方面。从综理密微而言，曾国藩做得更多，幕僚们赞叹他细微，任何小事都瞒不过他。
成就大事，须宏阔与细微兼有，既要有远大规划，又要从具体事做起。
邀功请赏，把握良机
洞悉人生风云，可以有利于自己的行动。熟悉为人处事的章法，才能有所成就。因为就群体而言，人们大多为一定利益结合在一起，因此，任何一个群体，为了成就一番事业，必须时刻把握好利益分配这一砝码，而不能等大功告成之后才去“论功行赏”，分封天下。为此，曾国藩就特别注意把握机遇，为同僚讨过奖励。
咸丰四年(1854年)十月，在清朝官军对如火如荼的太平天国起义无能为力的时候，曾国藩的地方武装湘军却攻占了武汉。
这是湘军所攻占的第一座省城，也是它通过进攻作战从太平军手中所夺取的第一座省城。而且，湘军攻克武汉，前后只用了4天的时间。伤亡官兵只有200多人。相反，太平军在这次作战中却损失战船数千艘，伤亡官兵数千人。两相比较，湘军真正是用极小的代价换取了很大的胜利。对于这种结局，连曾国藩自己都感到十分惊讶、非常意外。他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写道：
事机之顺，处处凑泊。此则仗我皇上威福，天心笃佑，不特非臣等筹谋所以及，亦非臣等梦想所敢期。
湘军攻克武昌的胜利也使咸丰皇帝惊呆了。
咸丰皇帝第一次得知湘军攻克武汉的消息是在十月廿日，是署理湖广总督杨霈用日行800里的最快速度送来的红旗捷报。但咸丰皇帝一时还不敢相信，他下旨让曾国藩详细复奏。又过了整整6天，曾国藩从武昌发出的奏折到了北京，咸丰反复地读着这封盼望已久的奏文。读着读着，他变得激动起来。在曾国藩的奏折后面朱批道：
览奏感慰实深。获此大胜，殊非意料所及。朕唯就业自恃，叩天速赦民劫也。
这位24岁的皇帝，自从登基以来，久已习惯于听到农民造反和清军战败的消息。偶尔有些胜利的消息传来，也往往是虚假的，是臣子为了讨他的欢心而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所做的手脚。他虽然不能对这些奏报的内容一一进行查核，但他总是以怀疑的心态来看待奏章中的内容。现在，湘军居然在4天之内就将武昌这样大一座省城攻打下来，的确让他感到非常意外。一时间，他似乎看到了大清王朝中兴的希望，看到了自己苦日子的尽头。
曾国藩是个极善于把握机遇的人，他在这个时候适时地向咸丰皇帝提出要对湘军官兵大加奖励：李孟群由广西升用道请加按察使衔；罗泽南由候选知府请以道员用；李续宾由候选知县请以直隶州选用；杨载福由升用游击请以参将用，并加副将衔。其他开单请奖人员总数竟达百多人。
咸丰皇帝在激动之余，决定对曾国藩和湘军将官们大加赏赐，除了全部批准曾国藩在奏报中所提出的各种奖项外，他又特别谕令：
曾国藩着赏给二品顶戴，署理湖北巡抚，并加恩赏戴花翎。塔齐布着赏穿黄马褂，并赏给骑都尉世职。
曾国藩的巡抚之职后来虽然没有得到，但湘军重要将领的封赏还是讨到了。其中如罗泽南、杨载福、李续宾等人都是后来水陆师的主要领导人，让这些人一开始就“物有所值”，无疑对鼓舞士气、激励将心有很大的作用。随时取得成功，随时为同僚讨奖赏，这使得共事之人既得到了目前利益，也使他们对未来的长远利益倍感信心。这种做法越到后来越使曾国藩感到了它的妙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