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那些对中国政府内部运作情况十分了解的人的观点，我们可以坚定地说，中国人的这种在社会生活中的互相猜疑，也同样是中国官方生活的特点。除此之外它不会是别的什么样子。中国的官员的本性就是，上级嫉妒下级。因为下级是上级最可怕的对手；另一方面，下级官员对上级官员也有不少猜疑，因为上级官员有权力随时让他调任或将他罢免。看来我们不得不相信：无论上级官员还是下级官员，他们或多或少地都嫉妒那个庞大而有实力的文人阶层，同时，官员们又一致戒备着老百姓。这种心境，便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社会上竟有如此多的半政治性质的社团，致使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大蜂窝一样。
一个知县可以压制诸如著名的理教这种社团的年度聚会，只因为这个社团禁止享用鸦片、酒和烟草。知县想把他们预定的宴席让给自己衙门里的那些贪婪的“虎狼”。他这样做不是因为理教计划反叛，证据确凿，而是因为官方早就假定他们一定会那样做。所有的秘密社团都是谋反的，这个也不例外。这种普遍的猜疑解决了全部问题，政府随时干预，抓住首领，发配或除去，这一刻的疑心也就解除了。
很明显，中国人的这种互相猜疑的习性，要比前面讨论过的保守性厉害得多。因而，在中国，新事物是根本不能得到采用的。关于人口调查一说，由于政府部门很少做这项工作，致使中国大部分百姓对这个词语感到十分陌生，甚至根本不熟悉这种说法。因此，这种人口调查不免使人生疑，怀疑这是别有用心的人的做法。至于人们的这种猜疑是否具有真实性，我们可以用一件事来说明。在我所住的邻村有两个兄弟，其中一个听说政府已经下令要进行人口调查，他认为这意味着政府要强制移民。而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当地的习俗，他们中要选出一个人留在家里看管祖坟。弟弟预见到自己一定会被强制赶走，便自杀了，而他的这种做法仅仅是为了逃脱长途跋涉之苦。因此，政府的计划受阻了。
中国是一个将猜疑与保守相结合的国家，这样一来，当那些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年轻中国人回到祖国之后，便一直艰难地行走在荆棘丛生的道路上，找不到发挥自己力量的机会。这种致命的结合，同样也阻碍了铁路的引进。中国人希望政府能够实施一些改革，但是他们对政府的意图的猜疑却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三十多年前，就曾有人向北京的某位显赫的政治家指出，发行银质的铸币对于这个国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可这名政治家却非常坦诚地回答说：“这个国家的货币永远都不能改变。如果朝廷愿意尝试着那样做的话，老百姓便会立刻认为这是朝廷谋求暴利的手段，所以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
中国人的相互猜疑竟然也影响到开采矿藏这项事业。事实上，如果中国能够将自己的矿产恰当地开采出来的话，那么中国就将成为一个富裕的国家。但是人们心中的地龙——生活在地下的龙——是不可侵犯的神灵；而且地上人与人之间的侵吞和猜疑事件层出不穷，也严重阻碍了这项事业的发展，即使是最基本的环节都举步艰难。无论开采矿产的好处有多大、多明显，一旦当人们对此产生猜疑而紧皱眉头时，这种新事物便不能得到实施。已故的倪维思博士在芝罘为中国培植了一些外国所特有的高级品种的水果。很明显，这些水果可以给中国的商贩带来巨大的收益，但是在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总要与这种猜疑作斗争。如果换一个没有耐心、阴险狡诈的人来做这项工作的话，我想他早就厌恶地放弃它了。当中国的海关在对养蚕种茶的人进行调查时，这种猜疑就显得更为明显。谁听说过，而又能相信这次调查的目的与以往积累的经验相反，它不是征税，而是促进生产、增加劳动收益举措呢？中国人在心里对这种计划所持有的态度，可以用荷兰的一句古老的谚语来表达：“狐狸跳进鹅圈里时说：‘大家早上好。’”
现在让我们接着谈谈中国人的相互猜疑用在外国人身上是一种什么情况吧。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猜疑，时常伴随，或许主要也是因为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中国人认为外国人有能力，并且能够轻而易举地去做一些令人无法理解的事情。当一名外国人来到一个人们不常见到他的地方时，当地人便会猜测他来这里是要考察这个地方的“风水”。如果这个外国人一直注视着一条河，那么他一定是在探测河里有没有金银珠宝。中国人认为他有能力看到地下很深的地方，而且能够看到地下有没有值钱的东西。如果外国人参加赈济饥荒的活动，那么中国人便确信无疑地认为，他的最终目的是要挟持一批中国人到国外去。正是因为中国人所说的“风水”问题，外国人被禁止登上中国的城墙。而要想在中国修建外国的建筑物，其高度必须严格按照中国的规范来设定，它就像国家的边界线一样。
有关自然界一致性的认识，中国人是完全缺乏的。贝德禄先生在提到四川某山区时，有这样一种说法，中国人认为煤就蕴藏在生长鸦片的地下。这种想法不单单是无知的人的概念，而且还是知识渊博的教授的想法。例如彭北莱教授宣称，北京有位高级官员就曾告诉过他同样的事情，并且将人们不了解煤的产生速率作为反对过快地开采煤矿的理由。据说，已故的政治家文祥在阅读了丁韪良博士的《天道溯源》之后，有人问他有什么看法，他回答说，他接受书中具有科学价值的东西，但是书中所体现的“宗教部分”——书中说到地球围绕太阳转的真理——他却不敢苟同。
现在，到中国来的外国人不断增多，这种情况完全超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发展状况。当四川的老百姓看到骑在马背上的李希霍芬，正悠然自得、漫无目的地游览村庄时，他们会将他想象成一个刚从战场上逃出来的人。许多中国人，尽管在一段时间后，对外国人有了确切的了解，但是当他们首次见到不同的外国人时，如果这个外国人正巧是个高个子，那么他们仍然会暗自吃惊。而那些中国妇女则被经常劝告，一旦她们主动走进外国人的房子，那么夺人性命的咒语就会发挥作用，让她们中魔死去；如果她们是被逼进去的话，那么她们绝对不能踩外国人的门槛，或者是照外国人的镜子，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她们的性命也难保。
几年前，一位来自中国内陆某省的年轻学者，到我的居所来，帮助一位新来的外国人学习汉语。因为在他的家乡，人们对外国人几乎一无所知，所以当他与外国人打交道时，不免就会有一些困难。他在这呆了几个星期之后，因为突然想到他要向母亲进孝，于是便走了。临走前，他说好了某天会回来的，但是此后我们再也没有看到他。这名学者在我这个外国人家里生活的时候，他竟然没有喝过一口仆人按时送来的茶水，也没有吃过一顿饭，他害怕其中有毒。当另一位教书先生递给他一个信封，然后示意他只要用舌尖舔湿信封的封口处即可封上，但是此时的学者却莫名地紧张起来，将信封递到教书先生手里，请他为自己封口，其原因就是怕上面有毒。
正是由于这种心理定式，使中国人在对待外国人所印刷出来的中文书籍时，产生一种顽固不化的看法。他们普遍坚信，外国人印刷出来的书是有毒的，而且那股油墨味就是小说中所说的“蒙汗药”。有时人们还有这种说法：谁要是读上一本这样的书，则立刻会变成外国人的奴隶。我们还听说一位中国小伙子，在他读了这样一本小册子的开头之后，竟然恐惧地把书扔掉了，然后跑回家告诉朋友说，谁要是读了这本书，并且隐瞒的话，那他就得下地狱！有时，那些分发宗教书刊的小贩们会发现，手上的这些书很难送出去，其中的原因并不像某些人猜测的那样——人们敌视书的内容，但书中的内容却是不为人知的，所以也没什么可在乎的。而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人们担心这种赠书的背后隐藏着敲诈行为，而且中国人对这种方法已经太熟悉了。
据悉，当一个外国人试图要记下中国孩子的名字时，这个简单的程序竟然成功地弄垮了一所即将兴办起来的学校。这种不明智的记名字的做法，同样会导致一场惊慌与猜测。汉字的罗马化拼音系统，在其最初阶段也一定会遇到这种反对和猜疑。为什么外国人教学生写的东西，学生的家人或朋友读不懂？世界上的一切解释，都无法清楚地交待给一个满腹狐疑的中国老人，因为他认为：既然祖辈们都认为汉字的发展已经很完美了，那么他的孩子只要学好汉字就够了。这一点比起那些不知道自己祖先是谁的外国人的发明来，要好得多。可以说，外国人所提出的一切观点，在中国都会遭到反对的意见，其中最明显的理由就是，这些观点是外国人提出来的。中国人会利用其性格上的一个特点——“柔顺固执”，用最为客气和准确的话向你说道：“你的提议十分令人称赞，但也十分荒谬。”
在外国人手里，讽刺就是一种武器，但这种武器却丝毫不受中国人喜欢。曾经有一位外国人，他对中国人的了解并没有他所要求的那么多。对于他的中国仆人的失职或过错，他曾在极其厌恶的情况下，用英语骂他是个“骗子”。而此时这个仆人只要一有机会，便会问一位精通汉语的夫人他说的是什么意思，这时仆人才知道外国主人说的竟然是自己，而“这个致命的刺痛将他深深地激怒了”。那些读过罗伯聃先生的《伊索寓言》中文译本的官员们，他们与这位中国仆人有着同样的心态。当这些官员悟出了书中这些会说话的鹅、老虎、狐狸和狮子的隐晦含义时，为了防患于未然，他们竟然查禁了这本书。
中国人的这份猜疑在运用到外国人身上时，是最为顽固的。而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事件要数发生在外国人开办的医院和诊所里的事情了。现在，中华大地上已经遍布了无数家这样的医院和诊所。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在广大的病人之中，还是有不少人对外国医生的善良和技术，表现出既含蓄又令人感动的信任的。其他人的感受是不为我们所知的。当我们仔细询问这些人后，我们才知道，他们还是十分相信那些可笑、荒谬的传言的。例如外国人会把人的眼睛和心脏摘取出来做药；某些外科医生具有把病人剁碎的癖好；外国人常常在漆黑的地窖里可怕地处置中国小孩。但是在一两年之后，这样一个医疗机构的好处终于在社会上广为传扬了，这类谣言也云开雾散、不攻自破了。但是，这些谣言却还在一次次成功地使无知的人相信，就像八月里的霉菌，能够繁茂地生长在温暖湿润的土地上一样，无法消除。
纵观外国与中国交往的全部历史，我们不难看出，中国一方大部分是猜疑和推诿，当然，外国一方也无疑有许多严重的失误。虽然当我们回想这段历史的时候不免有些厌倦，然而那些负责谈判的人，却没有从这段历史中吸取教训。在中国，贫民们经常被推上谈判桌，似乎他们明白该怎么办。现在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有一位外国人想在中国的某个内地城市租一些住宅，然而当地的官员却摆出种种理由拒绝他的做法。在一次安排好的谈判会上，这个外国人穿着中国人的装束，而且带了不少书写用品。刚开始交谈时，这个外国人慢条斯理地打开了他的书写用品，把纸放好，又看了看钢笔里面是否有墨水，显示出一副极其专心的神情。而此时的中国官员却用一种极有兴致并十分好奇的目光注视着整个过程。“你在做什么？”官员问道。这个外国人解释说，他只是在整理一下书写用品。官员继续问道：“书写用品？用它们做什么？” “记录你的答复啊。”外国人回答道。这时，这位官员赶紧向那个外国人保证说：“没有记录的必要了，我们可以满足你的所有要求！”这个官员之所以会这样说，只是害怕那份他不可能知道内容的神秘文件，下次会落到别人的手里。
可以说，中国是一个谣传四起的国家，而且这个国家的人生性胆小怕事。几年前，在那些居住于新加坡的华人中，流传着一种谣言，致使那些苦力们拒绝在天黑之后走某一条路。据传，如果谁在天黑时走在那条路上，将会突然被砍掉脑袋。似乎这个国家永远都不能摆脱这种恐怖，而这种恐惧就像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人所感受到的一样，是那么的真切。这些可怕的谣传的诞生和滋养离不开人们无限的轻信和互相猜疑。当这些谣传的内容与外国人有关的时候，我们能够通过自己长期而又痛苦的经验迅速地辟谣，而绝对不能轻视它。如果当地的官员能够认真、正确地制止这些谣传，那么也就没什么大碍了。如果我们自己不加制止，任其肆无忌惮地传播，那么结果就会像天津大屠杀那样恐怖。好像中国的任何地方都十分适合传播谣传，而且传播速度十分了得，几乎中国的所有省份都有过这样或者那样的谣言。为了彻底制止那种惨案再次爆发，我们必须抓紧时间行动起来，这一点如同地质学家的研究结果一样重要。而避免这种事件发生的最好办法，就是用毫无争议的方式让中国人相信：外国人是中国人最真诚的祝福者。只有将这种简单的命题牢固地确立下来，那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说法才会被真正的付诸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