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美国为何爆发“进步运动”
“进步运动”前传：“镀金时代”的巨大代价。
工业化给美国带来的是物质丰富与社会进步间的“二律背反”。
到1894年，美国工业总产值超过英国，跃居世界第一。在“镀金时代”那短短的半个世纪里，美国完成了从农业资本主义到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型，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家。然而，在这一惊人发展的背后，是人类征服自然的欲望和追求财富的本能的结合。资本的力量肆无忌惮地掠夺着自然资源，无所顾忌地消耗着水、森林和土地。依靠这些资源的消耗而形成的诸多工商界“强盗大亨”，垄断了石油、煤炭、钢铁、电信和铁路这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
同时，随着社会财富集中，贫富悬殊越来越大，社会开始出现阶级分化，社会公平问题突显。然而，从联邦到地方，美国的国家治理结构基本上仍然是19世纪上半期成型的有限政府，不仅不能解决经济和社会变迁带来的各种新问题，而且似乎越来越成为问题的一部分。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写道：“在这片丰饶的国土上，从来未能满足下层人民衣食住的需要，周期性的萧条更使千百万人陷入了实际的贫困。在那些大城市里，贫民窟飞快增长，疾病、罪行和恶习四面传播。”
19世纪后半期工业高度集中化，几个大公司控制着整个美国经济。华尔街集中了全美国大部分资本，他们操纵着国家的金融，进而控制着国家。凭借其控制的巨大财富，这些大企业和大商业在政治中强有力地影响着各个主要政党的活动，使得这些政党成为它们利益的代言人，财富的高度集中使得民主大大贬值，使得个人自由成为一个虚假的东西，国家的能力已显得极端脆弱。1893年，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甚至不得不请求摩根集团帮助维持国家的黄金储备。在19世纪和20世纪交接的短短15年中，面临经济危机，美国总统就曾经三次求助于摩根集团来挽救国家。
在这一时期，不仅大企业可以为所欲为，各种中小企业也是没有约束。企业在进行生产时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对食品、药品的生产和销售没有任何监管，食品和药品安全构成了一大社会问题。其中，尤以食品安全问题为甚，牛奶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当时美国妇女也开始进入就业市场，美国家庭对瓶装牛奶的需求就越来越大，特别是婴儿用奶。在这种情况下，为城市家庭提供牛奶就成为一个很挣钱的生意。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贪得无厌的生产商和销售商经常销售结核病奶牛生产的奶、低质量的奶，在牛奶中掺水、盐、苏打水等，在城市妇女看来，这些不清洁的牛奶是当时美国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这样的氛围中，社会上存在着对资本家和工人不同的道德标准。资本的合并和兼并被视为市场的规律，劳工的联合却被当成了妨碍市场的阴谋；保护公司的利益乃是政府职责，支持劳工则被斥为搞“社会主义”；用资本生财乃天赋人权，劳动所得却必须受制于供求规律；呼吁保护投资和财产乃合乎情理，主张维护劳工利益却是蛊惑人心；在股票市场上进行资本运作的经纪人都是社会精英，为劳工争取基本生存权的工会组织者却成了动乱煽动分子；资本家减少生产以保持供求平衡乃正当经商之道，劳工要求缩短工时来避免劳动力过剩却是非分之想。
成为工资奴隶的工人，工作条件非常恶劣，而且缺乏劳动保障和其他安全保障措施。1888年，《芝加哥时报》曾经以《都市女奴隶》为题，系列报道了芝加哥的“血汗工厂”极度恶劣的工作环境。
在“契约自由”的旗号下，工人起码的工作安全得不到保障。在当时的工业化国家中，美国工业中的公害及工伤率均高居榜首。即便如此危险，劳工们也别无选择。正如老罗斯福总统在其《自传》中所写：“那些煤矿业大公司，可以随意地开除矿工。但矿工却不能抛弃公司，他得有工作才行，找不到工作，老婆孩子就要挨饿。”
为了与大公司进行抗争，争取自己起码的生存权，美国工人开始组织工会。工会的斗争取得部分成功，但更多的遭到失败。用一位美国顶尖的《宪法》专家的话说，它“受到了包括合众国军队在内的法律和秩序的强有力的镇压”。公司的力量如此强大，它们往往控制了当地政府。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社会流行着“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不仅是工人，在那些大资本面前，农民也是软弱无力的。农民发现自己越来越依附于铁路公司，受其垄断的运输价格剥削。庞大的但是看不见的金融资本企业也对农民构成了另一层面的剥削，例如，金融企业决定的信贷成本就经常使农民陷入破产的困境，一些农民开始逐渐失去自己的土地，佃农在农业人口中的比重从1880年的26%上升到1910年的37%。
城市化及移民潮也给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带来了巨大的需求和压力。工业化造成了极大的城市污染，也加剧了城市公共服务的成本，当时的城市政府并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19世纪中期以来，美国的腐败问题也极其严重，而且主要是“商业腐败政治”，“腐败交易”是当时各级政府的操作模式。美国的政治腐败，其实是缘于资产阶级革命以来所实行的政党分赃制。在政党分赃制下，政府实际上变成了政党的“囊中之物”，不可能是人民的政府。政党一旦上台，政府的各个官职就成了本党的战利品，由党魁们在本党的亲信中进行分配。同时如果政党下台，这些亲信也要跟着下台。所以，任何官员在任职期间都会抓住机会“捞一把”，这样，政府官员很难形成长远的预期，也没有动力去负责地制定政策和进行管理。
这种政党分赃制政府越来越成为问题的一部分。政府越坏，人民越不敢将权力交给政府。直到世纪之交，绝大部分美国城市除了财产税之外，几乎不能筹集其他的财政收入。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城市化的压力，城市政府不得不“发明”一些融资方式来改进城市的基础设施。一种流行的方式就是所谓的“特许权”制度发展起来。在这一模式下，私人企业通过向政府投标来获得供给新服务（例如交通、电力、电话和供气）的合同。实际上是通过出卖公共事业维持经营，而这也成为最腐败的地方。
第二节 美国的进步理念是如何诞生的。
进步年代自由主义理念的转变。
在一个已经初步实现现代化的年代，如此不公平的现象不会永远持续。下层民众虽然没有富人那么多的财富，但他们有人数众多这一独特优势，一旦团结组织起来，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而在民主政治中，他们可以利用自己人数相对众多的优势，利用政治上与富人平等的投票机会，来维护自己的利益，遏制富人过度的贪婪。
在这种状况下，19世纪末期，要求社会平等和揭露黑幕的进步运动此起彼伏，声势浩大，对各级立法机构形成了强大压力，迫使它们不得不通过限制垄断、保护竞争、维护中下阶层利益的立法，以纠正市场自发秩序带来的不公正。
188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州际商务法》。它禁止在铁路运输中向大公司支付“回扣”，并成立了美国第一个政府独立管制机构——州际商务委员会。三年后，国会又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规定任何限制州际商务和对外贸易的垄断，以及阴谋垄断的商业契约、行为和联盟都是违法的。其起草者谢尔曼参议员不无担心地指出，如果不控制垄断，美国人最终会面对“一个控制了一切生产的托拉斯和一个决定了一切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主人”。与此同时，为了保护劳工的利益，一些州还通过了限制最高工时和保证最低工资的立法，国会则通过了禁止使用童工的立法。
市场竞争必然出现强势和弱势的分化，而一个缺乏必要管制的社会，强欺弱、大欺小是必然的，这种强者与弱者在政治上的较量，最终化为联邦法院里的司法诉讼。资本的势力依仗既有的《宪法》原则，强调财产的权利和契约的自由；对立的势力则发掘出新的《宪法》原则，突出美国《宪法》序言中的“公共福利”。一时间，最高法院成为新旧《宪法》原则辩论交锋的战场。
遗憾的是，美国最高法院一开始却站在了大公司一边。在1895年著名的“美国诉奈特公司案”中，最高法院的判决“让反托拉斯法成为一纸空文”。最高法院甚至将一些州的劳工立法打入冷宫，其理由是“偏袒工人，损害老板”。
总而言之，在19世纪后期，美国人越来越不安地意识到，自由主义理想伴随着经济增长彻底落空。而如果没有相应的经济自由，政治自由是毫无意义的，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开始爆发阶级冲突。
与此同时，人们也越来越多地思考美国的立国理念，对于美国人来说，个人主义通常伴随着一种对大政府的疑惧心理。在很大程度，这是革命时期的产物，是殖民阴影在作怪。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美国的古典自由主义，其核心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有限政府。
同时影响美国的还有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理论认为，自然选择、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是永恒的自然法则，也是根本的社会法则。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种社会的“自然”进行干预都是错误的，都是违反自然法则的。
因此尽管经济的集中已经越来越明显、社会问题越来越多，但主流的意识形态仍然反对政府对社会的干预，甚至认为任何对大企业的管制都是在破坏自由竞争过程，并已经开始出现“挑战国家”权力的征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力量对比已经呈现出失衡的现象，这一点在司法上也有所体现。在19世纪80年代及其以后的几十年里，法院总是将对企业的管制尤其是那些对劳资合同进行的干涉，视为“对自由劳动的限制和侵犯”。1880—1931年，各级法院制定了大约200多项法院命令，禁止工人罢工和开展抵抗活动。这使得企业可以为所欲为，“对于商业活动没有全面的检查，没有法律来保护工人和消费者，没有有效的管制机构和法律。商人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而从不担心受到惩罚”。
因此，即使19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发生了两次经济萧条，每次都延续了将近五年左右，并且都导致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失业，也没有动摇绝大部分美国人，尤其是中产阶级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沉迷。在这些古典自由主义的支持者看来，“穷人应该为他们所处的不幸境地而负责”。直到1900年，美国大城市中的穷人有将近一半得不到任何形式的救济。
然而，物极必反，事情不会永远这样发展下去，在古典自由主义根深蒂固的时候，另一种自由观在有良知的学者中也开始流行起来，并进而成为进步运动的思想基础，他们认为“一个软弱的政府是对自由的否定”。西奥多·；罗斯福这样的进步改革者也极其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不进行改革，有钱的工业家不断增长的权力继续压制民主”。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以城市中产阶级为核心掀起了一场改革政治体制和政府的运动。
进步时代的改革者、学者寻找探索改革的办法，最后美国社会各个阶层开始从根本上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在进步主义者看来，自由资本主义导致的资本集中和特殊利益威胁着美国的民主和个人自由。这后来成为进步改革时期政治辩论的基调。在进步时代，放任自由的古典自由主义信念逐渐被一种新的信念所取代，即“民主社会应该为所有的人而运行”，绝不允许任何一个阶层可以随意控制、操纵其他人的命运。
这些进步知识分子和改革家重新界定了政府的角色和作用。绝大多数的美国人开始放弃小政府或有限政府的信念，转而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帮助管制经济和为人民提供保护是政府的工作。”这时美国人开始对政府采取一种支持和积极的态度。进步改革运动最终汇总为一个目标，那就是：“必须改革政府结构，以使其回应‘人民的意愿’。”
进步时代的知识分子和改革者，首先做的就是将社会责任引入美国的民主政治。在进步主义的影响下，美国社会各阶层开始意识到，民主需要包含一个社会的维度。在坚持个人主义的同时，每个人都应该意识到大家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每个人都应该有一点对他人的社会责任。因此，在公共对话和政策制定中，需要用社会责任意识来平衡个人主义。正如弗兰根指出的：“进步主义的关键问题是，在他们重构政府的过程中，必须在个人自由和社会责任之间进行平衡。”
在经济学界，以理查德·；T。爱累和西蒙·；N。帕顿为代表的一批年轻经济学者在1885年创立“美国经济学会”，提出国家引导和管理社会经济生活。他们在美国经济学会的纲领中宣称：“国家的积极参与是人类社会进步不可缺少的条件。尽管我们承认在工业化社会需要个人主动性和进取精神，但仍认为自由放任思想在政治上不安全、道德上不健康。”
在社会学领域，莱斯特·；沃德和查理斯·；库累等人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自由放任思想进行了猛烈抨击。沃德在《动态社会学》（1883）中指出：“如果我们把生物进化看成是自然的，那么社会进步则是人为的。生物学的根本原则是自然选择，而社会学的原则则是人为选择。适者生存就是强者生存，它意味着对弱者的摧毁。如果说自然界通过淘汰弱者获得进化，那么人类社会则通过保护弱者获得发展。”沃德还进一步论述了人类的进步是社会控制和有目的活动的结果。
此时在宗教界，掀起了一场“社会福音运动”，旨在消除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弊端，维护基督教的社会公正。“福音运动”中的温和派鼓吹阶级合作和政府干预经济活动。伯伦兹神父称：“基督教不认为自由放任是适当的，也不承认完善的国家是自然法则和不受限制的竞争的产物。”华盛顿·；格拉顿进一步指出，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不是生存竞争法则，而是“同情、友谊、互助和关怀法则”，他希望劳资双方建立伙伴关系。以海龙和布雷斯为首的“福音运动”激进派甚至高呼：“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解决社会问题。”
一言以蔽之，进步时代的改革者放弃了长期以来主宰美国人价值观的“消极自由”的理念，转而采纳了一种“积极自由”的理念。在他们看来，“消极自由”实际上剥夺了大多数美国人民的自由，而且几乎所有的进步改革者都相信，过度忠实于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已经严重地损害了美国的民主。因此，为了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业社会中保证人民的自由和维护民主制度，必须对自由主义进行调整和修正，用“积极自由”来取代“消极自由”。在以“积极自由”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理念之下，“公民和政府应该接受这一点：民主需要对社会的责任及保护自由”。
进步时代的改革者还有一个共识，就是他们必须致力于制度建设，希望从结构上根本改革各级政府，使得政府有能力积极、负责地采取行动，解决当时存在的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
进步时代改革的行政目标是，改革政府的运作机制和方式，提高政府的效率，减少腐败的机会，建立更加对公民负责的政府。
进步时代改革的经济目标则是，将大型企业置于公共控制之下，运用政府权威制衡私人商业利益，对市场进行管制，保护农民、工人、小业主和消费者的利益。美国社会认为，政府不能对垄断企业自由扩张袖手旁观，应对大企业进行有效的控制，防止其将“腐败之手”伸到政治领域当中。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中西部各州相继制定了管理铁路、打击托拉斯的法令。1887年，国会设立州际商务委员会以管理铁路，1890年国会又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联邦政府正式承担起管制托拉斯的责任。虽然这种管制主要是限制其经济上的垄断行为，但经济势力的收缩势必会削弱其对政治的控制能力，进而减少寻租腐败。
在这里我们还有必要对古典自由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进行一下说明。古典自由主义，发源于17世纪和18世纪，“自由市场”等概念最先也是由古典自由主义所提出。其实古典自由主义与中国很有渊源，“自由放任”一词源于中国老子的“无为”，法国经济学家魁奈第一个将“无为”翻译成“自由放任”。魁奈是法国最著名的学者，也是汉学家，有着“欧洲孔子”的美誉。亚当·；斯密是魁奈的学生，也就从魁奈那里继承了自由放任的思想，将“无为政府”更形象化了，称为“守夜人政府”。古典自由主义认为，政府干预会阻碍经济的增长，因此主张将政府排除出经济领域，让经济生活自行其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但是古典自由主义产生了很多问题，后来便发展出了现代自由主义。现代自由主义者主张资本主义与福利主义并行，即在自由的市场竞争的前提下，政府进行适当的干预与监督。现代自由主义认为，自由市场不可完全自我约束，政府的干预是必要的，是为了确保有足够的自由。它主张政府为了保护公民，使之避免经济体系中某些时候的不公平，实行工资和工作时间的立法、保障组织工会的权利、建立失业与健康保险、为所有人改善受教育的机会，等等。
现代自由主义信奉机会平等，认为国家应该为公民提供一条公平的起跑线。例如，认为家境的贫寒不应该影响一个人的发展，国家应资助穷人上学，并把他们带到一定的起跑线上，以便与条件更好的人竞争。
现代自由主义认为公民都享有一定程度福利的权利，这个问题最好由国家来承办。这些都是现代自由主义的看法，也是学术主流。
第三节 进步运动都做了什么。
从老罗斯福到威尔逊的美国进步运动。
美国的进步运动由三个总统共同完成，分别是罗斯福、塔夫脱和威尔逊，大概历经20年的时间。
19世纪中期以来，美国经历了巨大的经济与社会变迁，迅速从一个乡村社会转变成一个城市社会。正如美国著名学者H。S。康马杰在《美国精神》中所说：19世纪90年代是美国历史的分水岭。分水岭的这边是农业美国，那边是现代美国。
美国进步运动的主体是中产阶级。美国的中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中小企业主和农场主，他们又被称为旧中产阶级；另一部分是随工业化进程壮大起来的，有强烈职业情感和社会责任心的自由职业者、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企业管理者和政府公务员，被称为新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特别是新中产阶级，是一个日益壮大的阶级，是一支举足轻重的社会革新力量。新中产阶级的主体又是熟练技术工人。
中产阶级是进步运动的主体，当然这并非因为中产阶级的壮大，而是因为一方面中产阶级地位下降。大公司垄断阶层的异军突起，中产阶级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相对下降，使他们对专横跋扈的新贵们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出于社会责任感，他们对政治腐败和工业化带来的反社会反人性现象予以揭露和批判，逐渐走上反抗道路。
而在垄断制度中，工农是受害者，他们要求伸张社会正义，公平分配社会财富。当时也被称为“大骚动”年代。这时不断发生工人运动，1886年还发生了劳工政党参加竞选纽约市长的现象，也有人将其称为美国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序幕。1886年，美国劳工联合会成立的美国熟练技术工人组织，会员在1900年有54万人，到1904年迅速发展到167万人。劳联成立后一直在美国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
垄断组织对农民也存在剥削，这主要体现在农民的货物被铁路垄断公司勒索高价运费。中西部农民对此强烈不满，随后，最大的两个农民组织，全国农民联盟和美国平等协会也领导农民投入反托拉斯的改革运动，捍卫农民权益。
同时美国的妇女也行动起来，她们主要是争取与男子平等的选举权。1890年成立的妇女俱乐部大同盟，引导妇女走出家庭投身社会改革，到1912年已有会员120万人。
工农及妇女运动让大资产者感到战栗不安。一批有远见卓识的资产阶级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比如美孚石油公司代表约翰·；D。洛克菲勒就要求制定一部《全国公司法》，规范公司行为，并且授权联邦政府监督金融活动和企业资金账户。这样就从垄断资产阶级中诞生了一批改革派，他们的代表就是西奥多·；罗斯福。
罗斯福曾说：“我反对社会主义学说……我希望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保留我们曾经拥有过的机会、自由、和平、正义和秩序。”他改革口号是“效率”和“秩序”。
罗斯福本人其实是个学者，他的著作《1812年战争中的海战》成为两代人的教科书。关于西部开发史的四卷大部头著作也是其代表作，后来还当选过美国历史学会主席。
罗斯福从政后非常具有改革精神，1895年他出任纽约市警察总局局长。任职期间对警察局施行了激烈变革，新警员招聘严格依据体能和智力标准，而不看政治关系，还招收了少数民族和妇女警员，关闭了导致腐败的警方商业设施。
1898年罗斯福当选为州长。1900年麦金莱赢得了大选，罗斯福也跟着进了白宫。1901年总统威廉·；麦金莱被无政府主义者刺杀身亡，他继任成为美国总统，当时年仅42岁，成为最年轻的美国总统。他在第一任期保留了前总统的内阁和基本施政方针，1904年连任后，他的政治倾向开始偏左。
西奥多·；罗斯福的改革理念是调整财产与公共福利的关系，重新把公共福利置于个人财产即发展之上。在他看来，这是重建社会和谐的主旨。西奥多·；罗斯福说：“我们正面临着财产对人类福利的新看法……有人错误地认为，一切人权同利润相比都是次要的。现在，这样的人必须给那些维护人类福利的人民让步了。每个人拥有的财产都要服从社会的整体权利，按公共福利的要求来规定使用到什么程度……”
1901年，罗斯福在第一次国会的演说中要求国会立法，对托拉斯的经营活动给予合理的限制。国会未采取行动，但是罗斯福却发起44个针对大企业的法律诉讼，因此人送外号“托拉斯驯兽师”。
罗斯福还致力于平息工人罢工。1902年，“美国矿工联合会”发动煤矿工人大罢工，威胁城市取暖燃料供应，引发了一场全国取暖危机。罗斯福召集矿主和劳工领袖在白宫开会并达成妥协，将工作时间从每天10小时缩短到9小时，让工人得到10%的加薪，从而结束了持续163天的罢工。
在两届任期中，罗斯福总统开始着手控制大企业的“过度权力”，加强了联邦政府进行经济和社会管制的权力和能力，对铁路、食品、药品、金融等企业进行监管，联邦政府开始起诉一些大型托拉斯。例如，在他的第一届任期，联邦政府起诉并分拆了摩根集团和洛克菲勒集团建立的北方证券公司；在第二届任期起诉了标准石油公司、美国烟草公司、杜邦公司等。
20世纪初，铁路被视为强大的力量。罗斯福认为政府应加强对铁路运输和跨州贸易的监管和规范。于是，他促使国会于1906年通过了《赫本法案》，授权州际贸易委员会设置铁路运费上限，同时也禁止铁路公司为关系公司免费运输货物。当时无人预料到未来蓬勃的汽车运输业对铁路的挑战，该法案对消费者和商业企业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同年，他还促使国会通过《食品和药物纯净法案》和《肉类产品监督法案》，对养畜和肉类加工企业进行稽查并实施强制卫生标准。国会修正了该法案，以免小型屠宰场的不合卫生标准的产品损害出口和国内市场。
罗斯福在总统任内开创了诸多先例。1901年首次邀请黑人布克·；T。华盛顿在白宫共进晚餐；奥斯卡·；S。施特劳斯成为第一个被任命为内阁部长的犹太人。
同时，罗斯福通过法律增加司法部的编制，在商务部成立公司局，专门负责调查企业的跨州商业活动；成立食品药品局，专门监管食品药品安全。在其第二任总统任期的最后两年，国会通过了一些旨在保护劳工权益的法律。例如，支持通过立法来明确雇主对工伤和事故的法律责任。罗斯福还加入了当时刚刚兴起的自然资源保护运动。罗斯福强调经济发展要与森林和水资源的长期保护之间保持平衡。例如，他支持将出售公共土地的收入转入灌溉，将3000英亩森林增加进联邦森林保护体系。
当然罗斯福也不总是搞进步运动，在他的任期内，开凿了著名的巴拿马运河；他因成功调停了日俄战争，而获得19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他是第一个获得此奖项的美国人。
当时社会上越来越强大的“扒粪运动”，以及各种反对商业寡头和官商勾结的社会力量，也对这些改革提供了巨大的舆论支持。这次改革最重要的是，罗斯福成功地使“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应该发挥作用”这个核心的问题变成了美国的国家政治理念，成功塑造了关于政府角色的公共舆论，使得美国人越来越接受一个积极政府的想法。
1908年，塔夫脱当选美国总统，他是罗斯福支持的继任者。塔夫脱担任总统后继续推行罗斯福的政策。在塔夫脱时期，联邦政府起诉的大企业比罗斯福8年中起诉的大企业还要多，而且扩大了政府管制铁路公司的权力，第一次将电话与电报公司纳入政府管制。此外，将更多的土地纳入联邦森林保护体系。塔夫脱还与社会安置运动和社会福利改革者携手支持工厂安全生产立法，建立了美国儿童局，保护儿童的权力。
1912年又是总统选举年，这次政治讨论的焦点是：如何从根本上重组美国社会，特别是如何面对公司资本主义。竞选争夺主要发生在罗斯福和威尔逊之间。尽管他们的主张有所不同，但相同大于分歧。他们都主张必须对大企业进行管制，政府应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后来威尔逊当选总统，当选后他也沿着罗斯福开拓的改革路径进行改革，并在1913—1916年这段时间，将进步主义改革推向高潮。1913年美国开征了个人所得税。最引人注目的是，威尔逊建立了美国的中央银行——联邦储备银行。为了抑制当时腐败猖獗的情况，美国进行了选举制的改革，扩大公民对政治的参与，加强公民对政府的监督；采取了创制权、复决权、直接预选、民选参议员、罢免权、妇女参政权等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实行无记名投票制，保证选民的投票自由；用选民投票的直接预选制取代党魁对候选人提名权的控制；改变过去参议员由各州议会选举的旧制，实行民选参议员的直接选举制；赋予妇女选举权。
1913年《宪法》第l7条修正案规定，在全国范围内国会参议员由各州人民直接选举产生，改变了过去国会参议员由各州的州议员选举产生的旧制。至1917年，除4个州外，各州都实行了某些官职的直接预选，其中32个州制定了强制性直接预选的法令。直接预选取消了党魁对候选人提名权的控制，由选民直接投票来选择公职候选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选举舞弊的行为，削弱了党魁对政治的操控能力，使得腐败行为有所收敛。
在其任期的后两年，威尔逊开始关注社会福利。在1916年，威尔逊制定铁路工人8小时工作时间法。此外，联邦政府拨款帮助州修建高速公路。威尔逊的第一届任期中，在全美国范围内，各种进步改革的组织仍然非常活跃。
为了整治腐败，美国政府通过立法，加强对竞选经费的管理，防止利用金钱对政治进行控制。大财团进行政治操纵的主要手段是政治性捐款，许多州先后制定了反腐败法及限制公司的政治性捐款、管理竞选经费开支和院外活动的措施。例如，1892年马萨诸塞州制定一部《反腐败行为法》，要求各政党将其关于竞选收支的公开声明入档保存，目的在于限制金钱对政治的操纵。1907年，国会通过了第一个限制筹资的法案——《提尔曼法案》，规定禁止公司和全国性银行向竞选公职的候选人提供捐款。1925年国会通过了《联邦反贪污实践法》，目的是为了减少违法募集竞选资金的腐败现象。该法律对国会竞选花费进行了限制，参议员选举费用的最高限额为2。5万美元，众议员为5000美元，而且规定竞选中所有的花费都应公开，该法律还对公司的捐款进行了限制。这一系列立法，从法律上加强了对政治性捐款和院外活动的管理，压制了一些公然违法选举活动，限制了大公司对地方政府的政治影响，削弱了大财团对政治的控制，提高了权钱交易的成本，减少了腐败行为的发生。
然而在美国进步主义改革进入高潮之际，1914年欧洲爆发“一战”。进步改革者既不希望美国卷入这场战争，也担心这会影响国内的进步改革。所以，他们大都反对美国参战，威尔逊也承诺美国保持中立。但是，1916年，威尔逊竞选连任美国总统成功之后，美国于1917年4月宣布参战。在一定程度上，战争缓解了美国国内的社会矛盾。战争形成的大量政府订单，刺激了美国的企业生产，使得企业获得了巨大的利润，进步主义开始退潮。
但进步运动的退潮不等于进步的终结。实际上，进步主义改革的余波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在战争期间，许多进步改革者仍然在各级政府推进改革，例如以女性改革者为主的进步主义改革运动。然而，1918年“一战”结束后，进步主义改革开始遭遇严峻的挑战。1919年，西奥多·；罗斯福逝世；1924年，威尔逊逝世。随着这两位重要的进步主义改革总统逝世，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对于继续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进步主义改革运动的兴趣都越来越弱。而且，继任的总统都是比较保守的共和党人。于是，大企业对政府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且大企业似乎渐渐学会了如何在管制中实现自身的利益。
进步社会运动后，各级政府都承担起某些对经济进行管制的责任，以实现一种“安全的”经济发展和保护公众利益。其次，进步时代的改革改变了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这一时期，美国各阶层开始认识到，他们面对着某种自己无法控制的来自市场的力量，进而需要政府为他们提供一种保护。
联邦政府的权力得到加强，总统的行政权力也得到了加强，总统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可以影响美国整个国家经济和政治方向的权力。公民权的定义也逐渐转为从国家的层面来考量和理解，美国人的自我定位逐渐从地方社区的公民转变成国家公民。
改革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仍有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繁荣暂时掩盖了各种仍未解决的问题，持续10年的共和党保守派执政也使得这些问题未能引起足够的政治关注。这些问题一直持续到1929年经济大萧条。面对“大萧条”，坚持保守主义的胡佛总统不仅未能缓解危机，反而加重了危机。这再一次改变了美国人对政府职能的认识，并导致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开始推行“新政”。从根本上讲，“新政”是进步时代改革的延续，它与进步时代改革是一脉相承的，它要解决的仍然是工业资本主义带来的各种问题。“新政”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减少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并且政府开始在社会福利方面承担起更大的社会责任。
从长远看，它的影响在于历史的观念而非利益，进步社会运动最伟大的成就就是改变了美国人的观念，认识到了积极自由的重要性，让美国人从殖民阴影中走了出来，消除了对政府的戒惧，这也为以后的“罗斯福新政”、约翰逊“伟大国家建设”等美国文明的狂飙突进奠定了思想基础。而“进步运动”“新政”“伟大国家建设”，也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的国家治理结构和美国社会。如果没有这些改革，我们不可能看到今天这个繁荣、强大、对公民负责的美国，世界上也不会出现所谓的“美国文明”。
进步运动中兴起的组织，一直影响至今。比如美国经济学会，在1885—1910年间，学会的成员主要由大专院校的经济学教师组成。21世纪以来，随着人们对经济学的普遍关注，美国经济学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来自商业和专业群体的人士加入。迄今，学会会员数约为18，000人，另有约4600家图书馆，各类机构及公司在订阅该学会出版的各类季刊。美国经济学会超过半数的会员来自各类学术机构，15%来自工商企业界，其余大多来自各级政府机构及其他非营利组织。
第四节 欧美城市为何如此漂亮。
进步运动的支流之一：中产阶级崛起与城市美化运动。
中国人到欧美旅游都会惊叹于城市的漂亮，其实欧美都经历过“城市美化运动”。欧洲的城市美化运动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和王权的兴起，而美国则是中产阶级的兴起。
城市美化运动在欧洲的根源是16—19世纪的巴洛克城市设计，经典的例子包括拿破仑三世的巴黎重建和维也纳的环城景观带。而城市美化运动作为一种城市规划和设计思潮，则发源于美国。
16世纪前后，欧洲出现文艺复兴思潮，出现了很多巴洛克风格城市。当时的政经背景主要是：经济上出现商业资本主义和君主商业。君主将政治、经济和军事权力集于一身，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城市规划和建设能力。古希腊与罗马的再发现，文艺复兴之后带来的思想解放、古典建筑理论的发现、古希腊和罗马纪念性建筑的发掘和测量，导致了对古典雕塑和装饰艺术的崇拜。理想化的文艺复兴城市模式为城市建设带来了灵感，相对于中世纪的城市，这是个伟大的进步。商业资本主义兴起，城市得到巨大发展，对改善城市环境存在现实要求。
对古典艺术的追求和对现代几何图案表现力的发现，使中世纪混乱、肮脏的城市变成了被改造的对象，而巴洛克风格则成为城市设计的主流。
巴洛克城市的特点是强调纪念性、标志性构筑物，以及它们的空间位置作为城市结构和形象的主体，欧洲主要首都的重建大都基于巴洛克城市模式的一些基本原理。无论在柏林、巴塞罗那、布达佩斯、圣彼德堡、维也纳，特别是巴黎。所谓的新城市，并不是对原有城市进行大改造，只是在中世纪的城市的节理上雕刻出一些轴线和放射线，它们往往以纪念性构筑物和广场为终点。
欧洲巴洛克城市模式传到美国，最先在华盛顿的规划中得以体现。这期间也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华盛顿基础的形成；第二阶段主要是中心纪念性轴线的形成，是作为城市美化运动的第一个大型的工程。华盛顿的规划是由美国的设计师参观了欧洲之后于1901年修改完成的，并最终成为欧洲巴洛克城市与美国城市美化运动主导风格之间的桥梁。
美国之所以出现城市美化运动，主要是因为19世纪末的美国中产阶级的兴起，富裕起来的美国人大量去欧洲旅行，使他们得以领略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纪念性城市空间，新巴黎尤其具有吸引力。此时，也有很多美国设计师留学欧洲或在美国国内接受古典建筑教育。早在19世纪80年代，学院派的建筑就以高品位姿态为人们所认识，主要以波士顿公共图书馆为代表，他们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风格引入其中。
19世纪80年代末期，罗马风格、文艺复兴风格，以及更现代化的法国风格混合为一体，在美国得到广泛模仿，也成为美国的“文艺复兴”。这是因为美国的中产阶级向往欧洲巴洛克城市的优雅，他们讲究城市品位，讲究视觉享受，不喜欢城市的肮脏，厌弃城市的拥挤。他们要求卫生与美化城市的呼声日益高涨，各城市也都着力改善城市的健康和秩序，一些致力于城市卫生改善的公众委员会最终建立起来，并成为主要的规划机构。
一场运动往往以一个重大事件为标志，1893年的芝加哥哥伦比亚世博会，是美国城市美化运动进入高潮的标志。为庆祝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400周年，芝加哥举办了世博会，并将该市南部的一片沼泽开发为世博会的场地，这后来成为自1851年伦敦世博会后的备受欢迎的国际最大型盛会。
世博会的设计者一改以往的做法，他们打算放弃临时舞台，而是建造“永久建筑——梦幻之城”，并以古典主义为风格基调，结果取得了巨大成功。芝加哥巴洛克式的世博会的成功，如同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成功，引发了“城市美化”竞争之战。古典之城成为一个样板，为以后的城市美化定了基调。
美化后的美国，通衢大道的建设、城市广场的建设、贫民窟的拆迁和公园的兴建等，都恢复了城市中已失去的视觉和生活的和谐。而此前的美国，由于快速的城市增长和过于复杂的种族导致城市混乱。
城市美化运动持续时间不长，也不需要持续很长时间，因为城市的大型规划一般只有一次。美国的城市美化运动，在城市规划和景观设计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影响至今。它不仅促进了城市设计专业和学科的发展、改善了城市形象，也促进了景观和城市规划设计师队伍的形成。
具体总结起来，当时美化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城市艺术”：即通过增加公共艺术品，包括建筑、灯光、壁画、街道的装饰来美化城市，这都增加了城市之美。
第二是“城市设计”：即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作为社会公共目标进行统一的设计。这种设计特别强调纪念性和功能分区。因此，把空间当作建筑实体来塑造，特别强调户外公共空间的设计，并试图通过户外空间的设计来烘托整体城市的雄伟和堂皇。
第三是“城市改革”：改革主要针对的是城市贫民窟。随着城市的发展，贫民窟不断扩大，这些地方成为各种犯罪、疾病和劳工动乱的发源地。因此这些城市的美化运动也包含了解决城市贫民的就业和住房，以维护社会安定的人文内容。
第四是“城市修葺”：这主要是通过细节的雕琢，来强调粉饰、修补和创造城市之美。主要包括步行道的修缮、地砖的改进、广场的合理布置等，虽然都是细节，但都极大地改善了城市面貌。
美国城市美化运动最大的特点就是大规划比较多，当时设计界的名言就是“不做小的规划，因为小规划没有激奋人们血液的魔力；要做大规划，一旦实现，便永不消亡。”这充分显示了美国镀金年代大发展的野蛮张力，也奠定了美国城市的基本框架，在这些雄壮的口号之下，美国大陆上的各大城市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改造和再造。
不过城市美化运动也遭到了一些批评，比如：太重视中产阶层的感受，而不顾底层利益，特别是城市改造者所热衷的贫民窟的清除，进一步加剧了人口向贫困区域集中。
有人指出，城市美化运动其实只迎合休闲的中产阶级的视觉和审美趣味，与美国倡导的人人平等的社会格格不入，而且美国的城市改造主要是基于对欧洲城市的视觉模仿及文化的移植。
甚至有人吹毛求疵地指出，在当时广大市民要求社会改革，要求政府拥有公共设施、国家拥有铁路、保护妇女权利、反对政府腐败、声讨社会不公等的四面楚歌之中，城市的高雅最多不过是一种化妆和粉饰而已。
这些人的批评虽然有合理的成分，但未免过偏，其实政治和行政是两码事，行政上的成功与政治上的不公也是两码事，不能用政治中存在的问题否定行政上已经解决的问题。
第五节 “新闻扒粪”为何引发轰动。
——进步运动的支流之二：“新闻扒粪”运动。
经过美化和改造的美国城市优雅而漂亮。一个印第安酋长被邀请到纽约去参观，他看到了宏伟的大教堂，看到了摩天大楼，看到了飞跨两岸的布鲁克林大桥，也看到了人山人海的市中心。几位纽约绅士问这位酋长：“在参观中，什么是让你感觉最惊讶的事物？”这个美国人眼里的“野蛮人”慢慢地回答了五个字：“小孩在干活。”
这个故事刊登在20世纪初美国的一本杂志上，抨击的主要是当时美国泛滥的血汗工厂对工人的残酷压榨。当时这样的情况在美国相当普遍。
南北战争之后，被解放的黑奴和数百万移民投入机器化大生产中，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经济的发展却未惠及大众，财富高度集中，资本家垄断市场，还与贪官污吏沆瀣一气。美国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似乎正面临失去灵魂的危险。
工业化促使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旧的城市管理体制无法适应大型城市的发展，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当时，松散联邦政府体制下的中央政府软弱无力，对州政府和大型工业企业听之任之，企业纠纷、劳资纠纷、城乡矛盾得不到解决。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这些社会问题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新兴的报刊业给这些人提供了宽广的舞台。价格低廉、通俗的大众杂志报纸具有广泛的读者群，揭露文章更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当时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也正致力于推动美国的进步运动，普通公民的关注、政府的推动，再加上媒体记者自身的责任感，以及大众杂志所提供的宽松平台，催生了1903—1912年这10年间轰轰烈烈的黑幕揭露运动，而这正是罗斯福和他的接班人塔夫脱执政时期。
运动的主要参与者是记者，大众报纸的经营者也起到推波助澜作用。揭露黑幕运动的旗手杂志是《麦克卢尔》，这是一家以创始人塞缪尔·；S。麦克卢尔的名字命名的杂志。
1905年美国的《文摘杂志》曾刊载了一张法国印制的美国地图，标明在45个州中只有6个是没有腐化的，有25个标明为“全部腐化”，13个标明为“特别腐化”。最常见的贪腐形式就是权钱交易，或权钱勾结。似乎全社会都深陷其中，社会道德整体败坏、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各种社会矛盾突然尖锐已经危及社会的稳定。美国，处在一场巨大变动的前夜。
《麦克卢尔》的揭黑报道是从对洛克菲勒家族的美孚石油公司的报道开始的。
1893年诞生的《麦克卢尔》杂志，利用当年经济危机中失业劳工对低价杂志的需求，以15美分的低价面市。而且每期杂志上必不可少的是“扒粪”工作者的黑幕揭露，麦克卢尔认为公众有权利甚至有义务去了解这些。对黑幕揭露者来说，扒粪运动作为民主权利的斗争，是“一场道德上的战争”。他们把自己的工作的重大意义视为与父辈们对抗奴隶制相当。
在麦克卢尔的有效领导下，一群有志记者集合起来，杂志的作品一直保持一定的水平。有人将这些写手称为“纽约期刊群中最具才能的工作人员”。
杂志的创始人麦克卢尔其实起初是怀着钦佩的心情想要报道美孚石油公司是如何走向成功之路的。负责撰稿的女记者塔贝尔也不是一开始就有意揭丑，忠于真实的原则和职业的本能敏感促使她穷追不舍，结果洛克菲勒的种种罪行，其中包括贪污、背信弃义、炸毁他人设备、腐败等内幕被详细解剖、揭露无遗。塔贝尔愤慨地断言：公平的个人自由竞争已经不复存在。
女记者塔贝尔的长篇报道《美孚石油公司史》在《麦克卢尔》上连载15个月，轰动全国。从此，美国黑幕揭发的杂志如雨后春笋，一大批新闻记者和文化界人士笔锋所向，开始挖掘美国社会各个角落的阴暗面。从大工厂到贫民窟，从童工到女工，从红灯区到政治交易，从保险公司的欺诈行为到铁路公司的管理不善，从对工人的残酷压迫到种族歧视，许多肮脏而悲惨的社会现象一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美孚石油公司史》揭露的洛克菲勒公司的丑闻，最终使得美国政府根据1880年的《反托拉斯法》起诉美孚石油公司及其下属的70个相关企业，而后最高法院于19l1年5月判决起诉有效，美孚石油帝国解体。另外，还有个叫辛克莱的作家写了一部小说《屠场》，揭露芝加哥肉类工厂采用向有关部门大肆行贿的方法避开检查与监管，并将病死的猪、牛加工成肉食品，将毒死的老鼠加工成香肠。该书出版后立即激起了公众的普遍义愤。据说，在白宫里正一边看着这本书一边轻松地吃着早餐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突然跳了起来，大叫一声，把盘子里的香肠扔到了窗外，从此不敢再吃香肠。6个月后《肉类检查法》获得通过，著名的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诞生。
另一个“扒粪者”是记者斯蒂芬斯，1866年出生在美国旧金山一个商人家庭，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后到德国、法国学习心理学和伦理学，于1892年回到美国纽约，进入报界。一开始，他就被派往华尔街采访证券、金融消息，不久又长驻警署，负责采访纽约的犯罪消息。
这种经历，使他既结识不少财经巨子，又与警界、社会最底层、各种犯罪分子多有往来，因此他对种种犯罪有了直观的了解和认识。他发现，金融界和政界关系密切，通过钱权交易双方获得暴利；贪赃枉法是警界常事，警察定期向酒吧、歌舞厅要黑钱；犯罪分子往往是各有“门道”，可以少判、减刑甚至不受任何惩处。这些，使他对社会的腐败黑暗渐渐深有体会，开始认识到此时的腐败已不是个别人、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整体性腐败，是一种社会的病态。于是，他从单纯、客观的犯罪报道，转为深挖其后更深的腐败背景。
几经周折，他在1901年接受《麦克卢尔》杂志的老板麦克卢尔之邀，出任该刊编辑部主任。以此为平台，他开始了揭露政界黑幕的生涯。
斯蒂芬斯最先选择调查城市的腐败情况。在他调查的这些城市几乎全都腐败透顶，存在着政界、商界、司法界、警方等有组织的腐败。每个城市的权力都被这一小撮人掌握，形成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控制着城市的一切资源。他断言，几乎所有美国城市都同样腐败，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他又随机抽取了几个城市作调查，包括首都华盛顿在内的城市全都一样。他认为：“一旦贪污腐败以同样一种形式在各地出现，那么这种普遍的罪恶一定是有其自身的非个人的原因，而绝不是某些人道德败坏的偶然事件。”也就是说，主要是制度、体制上的问题，他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书名为《城市的耻辱》，引起轰动。
随着调查采访的深入，他又有了新的发现。调查中，他发现城市是州的一部分，虽然有些市政府与州政府是由不同的政党掌管，但市政无法与州政分离，腐败的州总是庇护腐败的城市，州才是城市趋善或趋恶的关键。于是他的调查重点由市转向了州，而对各州的调查更加触目惊心，那些大公司，如从大铁路公司到面粉商、教材出版商等都想方设法买通法律或法律的解释权，使自己获得暴利。更严重的问题是无论是市还是州，都不乏决心清除腐败的有志之士，但他们都不能当政。因为长期的腐败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结构紧密坚硬，外人难以插进。
通过调查，他发现了美国城市政治中荒诞的“悲剧”：如果不参与腐败，城市或州根本不可能兴修或维持营运铁路、煤气公司、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等。只要一个人想“做事”，就无法洁身自好，不得不服从官商之间由来已久的腐败性“游戏规则”，举国上下莫不如此。《为自治而斗争》一书，是他对各州腐败调查研究的成果。
官商结合是当时腐败的主要特点，对此他提出，主要不应问是“谁”（who），而应追问是“什么”（what）造成了腐败。他的调查表明：“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商业有一个共同之处，不是它们的大小而是它们对特权的需求……‘特权’才是邪恶的根源，而‘特权商业’是恶魔。”他明确指出，“对我们造成损害的正是特权”，而“认识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很重要”。“特权”来自政府，从根本上说，是政府的权力过大和不受监督造成了腐败。清除腐败，就要削弱并监督政府的权力。
而这种特权商业的出现又与贿选相关，最常见的状况是许多选民将自己的选票卖给商人或政客，“在一些镇上，贿赂已经公开化了，而且不再称为贿赂。付给选民的钱，不管是2美元、5美元还是20美元，都被称作是对选民‘计时付酬’。”因此，他希望美国人民意识到，“他们的领袖在大处腐败，而他们在小处腐败”。公民普遍道德水平的提高，是反对腐败的重要基础。
腐败的选举造成了腐败的城市，不能不使斯蒂芬斯深思：这种情况如何才能避免，联邦政府管用吗？联邦究竟代表谁的利益，总统代表谁的利益，国会代表谁的利益？带着这些疑问，他来到华盛顿拜访了西奥多·；罗斯福，也就是“老罗斯福”总统。他们之间的“交锋”格外有趣，也格外引人深思。
拜会罗斯福后，他对美国政治更加了解，他也发现了更高层次的腐败行为。1906年他发表了《参议院的叛国罪》一文，指名道姓地抨击纳尔逊·；奥尔德里奇等20多位参议员政治腐败的罪恶，称他们是财团的代言人。文章通篇尽是“叛国”“无耻”“掠夺”“强盗”“财团”这些激烈的字眼，一时间举国皆惊，最后参议院的铜墙铁壁被打破，一些参议员在下届选举或几年之后失去了席位。1912年一项宪法修正案成功通过，直接选举参议员的权力最终还给了人民。
在当时的美国，新闻“扒粪工”的触角遍及城市、商业及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不能逃过黑幕揭发者那善于观察的眼睛。他们的批判详尽而直接，毫不留情，他们发现的问题也形形色色。《人人》杂志在1908年1月号上列举了黑幕揭发者的成就：“华尔街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欺骗公众了，银行正在增加新的防范措施，广告基本真实，食品和药物掺假将冒更大的风险，公共运输公司更为关注人的生命安全，各州和各城市都在致力于廉政建设。弱势群体在和强权的对抗中获得了保护。”历史学家把黑幕揭露时代称为“一个打扫蜘蛛网和破旧家具上尘土的清扫门庭的时期”。
总体上“扒粪者”激发起了整个美国社会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为罗斯福的进步改革提供了舆论环境和社会基础。这一运动还直接促成了修宪、《食品检查法》《联邦储蓄法》《反托拉斯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等一系列法律的立法进程。《麦克卢尔》在运动进行得最火热的10年中，声名大振，销量猛增，月发行量都在300万份以上，相对于当时只有7800万人口的美国，销量极为可观。
但随着广告收入的增加，斯蒂芬斯发稿的自由反而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先是广告部向他提出警告，他揭露的某公司是他们重要的广告客户。后来有几次，杂志主编反复劝他撤下揭发某些大商业集团内幕的文章，有时甚至不顾他的强烈反对直接强行撤下他的文章。他震惊了：“我这个当家的主编不得不被别人当家。”并表示：“在我自己的办公室竟然有政治的干预！我抵制了，我不能像初出茅庐的记者一样被老板牵着鼻子走。”由于屡受广告部门和老板的掣肘，他与几位志同道合者终于集体辞职。不久他所在的《麦克卢尔》杂志也被保守势力收购，“扒粪运动”偃旗息鼓。
“扒粪运动”的出现，也有着大的背景，主要是正值美国报刊业的大众化，各种类型的报刊此起彼伏，种类与发行量每年几乎都呈几何倍数增长，在众声喧哗、杂乱无章中蓬勃发展，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不管媒体写这些文章是出于正义还是为了迎合市场，反正其客观上充当了反对腐败的重要工具。
据统计，1870—1920年独立性城市报纸的比例从11%上升至62%。新闻记者关注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政治腐败是他们所关注的一个重点。斯蒂芬斯的《城市的耻辱》是代表作。这样的新闻监督，不仅促进了社会良心和公民道德、政治意识的觉醒，而且还推动了政府反腐败的立法进程，同时对腐败分子也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从而提高了政府官员的腐败成本。在众目睽睽之下，政府官员明目张胆地利用职权寻租或创租的行为不得不有所收敛。
但现实是，道德高尚、有强烈正义感、甘冒种种风险而不计得失反对腐败的媒体人毕竟是少数。媒体、媒体人并非生活在真空中，也有着自己的利益追求、诉求，为了销量，某些媒体、媒体人甚至不择手段、违反基本职业道德。媒体负有监督的使命，但是，谁又来监督媒体？当媒体被广告商所俘虏，甚至被商人所收购，那“扒粪运动”就再也无法做下去了。所以“扒粪运动”在美国也仅仅历时10余年。
而这段时间正好是美国的进步势力当政的时期，很多媒体人总是喜欢扒粪者的荣光，但客观地说是罗斯福的进步改革推动了这一运动。如果没有进步政治势力的配合，在庞大的资本主义面前，在顽固的保守势力面前，新闻工作者的力量也是有限的，而真正有正义感的新闻人更是极少数，斯蒂芬斯也不过是新闻人中的一个异类而已。
第六节 进步年代如何管理城市。
进步运动的支流之三：市政改革运动。
20世纪初期，美国掀起了大规模的市政改革运动，市政改革也是进步改革的一个主要内容。
改革前，城市控制在“城市老板”及其帮派势力手中，他们投靠某一党派来把持市政。城市的腐败，严重损害了美国的自由、民主，同时也给城市管理带来了混乱与低效。
市政是政治腐败的重灾区，民众要求对此进行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市政改革的核心是改革市政领导体制。“一些城市先后成立了各种超党派的廉洁政府联盟，取代原来与特权企业或犯罪分子相勾结的腐败政客，进而以市政委员会制取代原来旧的市政议会制，有的城市最后建立和完善了城市经理制。”
政治学家古德诺是这次改革的领袖人物，他的改革主张是力图摆脱政党对政治的控制，使政府的行政职能从政治中独立出来，实现行政集权，提高政府的效率。对此，他提出行政与政治的分离。古德诺的观点是，行政并不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而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行政权更具体、更侧重管理技术方面。
他说：“行政，不包括它执行的那一面，从理论的观点看，与政治是不相干的，从事实的观点看是不应联系在一起的。”并指出：“行政之所以与政治不相干，是因为它包括了半科学、准司法和准商业或商业的活动——这些活动对于真正的国家意志的表达，即使有影响也是很小的。”因此，为了把行政从政治团体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必须组织一套完全不受政治影响的政府机构，“它的使命是运用预测和判断，是寻求事实、收集情报，是要对它所打交道的人保持严格的公正无私的态度，是要提倡一个尽可能有效率的行政组织”。
1895年，芝加哥的改革者和致力于市政改革的民众成立了联盟，抗议市政府、州长及州议会在收受贿赂之后免费将城市公用设施，特别是公共交通的特许经营权授予商业寡头。1897年，该联盟成功地控制了市议会并支持进步主义改革者卡特·；哈里森当选市长。
芝加哥的成功鼓舞了各地的市政改革者，许多城市都成立了类似的组织，积极参与市政改革。在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将公用设施纳入公共所有，而不再由私人企业控制。即使保留特许权制度，也开始将竞争引入私人企业的投标。
在不断斗争中，两种新的城市管理体制应运而生：一是城市委员会制，一是城市经理制。城市委员会制将权力集中于少数几个人之手，各委员地位平等，更重要的是，委员由全市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超越党派，这不仅提高了管理水平，还有助于摆脱城市老板的控制。“1909年，采用城市委员会制的城市即达23个，1910年又增至66个。”城市经理制在此基础上又进了一步，既具备城市委员会制的长处，又避免了它的不少缺点。这种体制将立法与行政分开，而不是像城市委员会制那样将其合二为一。城市经理作为行政部门首脑，他们“把市民的税金视同托拉斯的股金，处处为市民的利益精心筹划与使用”。这种科学化的市政管理，在一定程度上使市政府摆脱了党派操纵的命运。
在市政改革运动中兴起的城市经理制，是威尔逊和古德诺政府改革理论的最好实践，也体现了泰勒在企业管理中推行的科学管理原则。在城市经理制中，立法权与行政管理权被严格地区分开来，根据无党派原则选举的市议会与市经理各有明确的分工，市议会主管立法和评聘市经理，不得随便干预行政事务。市经理为行政部门首脑，必须具备市政管理的专业知识，以保证市政管理的科学化。
20世纪初期，许多城市结合市政改革运动，积极争取更多的地方自治权，纷纷向州议会申请对原有的城市宪章进行修改。修改的内容既体现了行政管理的专业化色彩，同时也彰显了追求民主化与城市事务公开的进步主义时代特征。
在这些改革中，涉及政党体制和选举方面的修订在各州议会遭到不同程度的挫败，行政权力的集中相对来说获得广泛的认同。1892—1902年间，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托莱多、哥伦布三个城市因为行政权力的高度集中，给城市带来了迅捷、负责、经济的公共服务而受到广泛关注，在全国范围内赢得赞誉。
体现在市政改革中的这些核心原则，普遍适用于行政管理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