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生磊落坦荡，从无小人之心，是个地地道道的性情中人。在“王安石变法”的新旧党争之中，他先是因不满“新法”执行不利而给百姓带来的灾祸，为新派所不容，其后旧党司马光重掌朝政时全面废止“新法”，又拼命打压王安石派系，苏轼亦不肯与之同流合污，因此两派人对他都视若仇敌，其为人之耿直坦荡由此可见。南宋人高文虎的《蓼花洲闲录》中提到：“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子由（其弟苏辙）晦默少许可，尝戒子瞻择友，子瞻曰：‘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此乃一病。’”苏轼这种真性情发于辞章，能写出饱含才情之佳作；施于朋友，能交到至情至性之知己；若将之用在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官场，就难免处处碰壁了。
高俅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在《水浒传》中，施耐庵将高俅刻画成了一个奸诈无比的典型奸臣形象，可以说是全书的“反角男一号”。索查《宋史》，当时的确有几个祸国殃民的大奸臣，分别是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称为“六贼”，六贼之外还有杨戬，这七个人《宋史》皆有专传，蔡京入《奸臣传》，王黼、朱勔入《佞幸传》，童贯、梁师成、杨戬、李彦入《宦者传》，而唯独在民间“臭名远播”的高俅未独设本传，仅有几处散落交代。《宋史·徽宗本纪》载：“（政和）七年正月庚子，以殿前都指挥使高俅为太尉”，“（宣和）四年五月壬戌，以高俅为开府仪同三司”。《宋史·李纲传》载：“（靖康）元年，陈东上书乞诛蔡攸……高俅等人。”《 宋史·忠义一·李若水传》载：“开府仪同三司高俅死，故事，天子当挂服举哀，若水言：‘俅以幸臣躐跻显位，败坏军政，金人长驱，其罪当与童贯等。得全首领以没，尚当追削官秩，示与众弃；而有司循常习故，欲加缛礼，非所以靖公议也。’章再上，乃止。”至于高俅的其他事略，散见于《续资治通鉴》《宋会要辑稿》《三朝北盟会编》《宣和遗事》《挥麈录》《鸡肋编》等书中。统观这些史料，可大略描绘出高俅的一生：他原为庶民，因善蹴鞠而受到徽宗赏识，其后竟官路亨通位极人臣。金兵第一次进攻东京时他随徽宗逃难，最后老病而死，死后被追削其官。正史中，高俅一生政绩平平，劣迹亦不甚昭著，有载的只是“败坏军政”，以及见于《宣和遗事》的为阿谀徽宗而构陷良民。而从《宋史》不列高俅本传可以推断，高俅其实并非同“六贼”与杨戬一样系大奸大恶之徒，更可能只是皇帝身边一个不学无术的弄臣而已。对于高俅事迹记载最详尽的《挥麈后录》，作者王明清的外祖父，就是上文中提到的“唐宋八大家”曾巩的弟弟曾布之子。王明清也可谓是世家旧族，见闻十分广博，因此《挥麈后录》虽非正史，而后世学人认为该书不仅内容丰富，说它可以“补册府之遗”，同时亦承认它所记的资料翔实可靠，非一般坊间穿凿附会的笔记野史。
《挥麈后录》还提到，高俅始终对苏轼的提携之情念念不忘。每当苏轼的子孙亲友来京师时，高俅都要亲自抚问，赠以金银财物，周济他们的生活。北宋末年，元祐党人的子弟境遇非常悲惨，他们不能做官，连进京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居于流放安置之处，也时常受到当地官员的排挤和凌辱，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反观高俅此举，可以理解为对苏轼的知恩图报，当然也有可能是为“求名”刻意为之。若是后者，却正是他比蔡京、童贯、梁师成等人高明之处。我们亦可推测，苏轼虽“君子坦荡荡”，却并非愚蒙之徒，他能够收高俅为小史，在仕途不利时又将其举荐给知交好友，想来高俅其人并非如《水浒传》中写的那样不堪。知恩图报也好，求名求誉也好，结果是苏轼的子孙在如此逆境尚能得到朝廷高官庇护，求得一条生路，而高俅也并未如蔡京、杨戬等人一般被诛杀，而是老死于病榻，可知与人为善，善莫大焉。至于高俅如何成为《水浒传》中的众恶之首，有学者认为：一是出于小说的艺术形式考虑，需要一个脸谱式的奸臣以衬托忠良，相较之下高俅的发迹史更富传奇色彩；二是高俅从政期间以弄臣专权，也确有劣迹可查；第三点，也是较重要的一点，高俅只因会踢几脚好球就青云直上，在当时“十年寒窗”才能晋身仕途的年代，委实让人难以接受，尤其对那些废寝苦读却终究无法出仕的知识分子而言，更是莫大的刺激。不要忘了，古时最受老百姓欢迎的传奇、戏曲、小说等艺术形式，多由此类人写成，高俅自然也就成了不平衡心理的发泄对象，并随着《水浒传》这本伟大的文学杰作而不幸骂名不朽。
历史上的弄臣们
高俅因善蹴鞠，投宋徽宗所好，而仕途显赫，可以说是个不折不扣的弄臣，而这样的弄臣，各朝各代皇帝身边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考“弄臣”一词，出自《史记·张丞相列传》所载申屠嘉事。申屠嘉是西汉高祖刘邦麾下重臣，曾跟随刘邦南征北战，灭项羽、打黥布，立下赫赫战功。他为人廉直，汉文帝时前丞相张苍免职后，申屠嘉以御史大夫之职升任丞相。当时，汉文帝有个十分喜爱的男宠叫邓通，汉文帝对他不仅赏钱赐官，更特许其可开矿铸钱，邓通因此恃宠而骄。某次申屠嘉入朝觐见，邓通在文帝身边“有怠慢之礼”，申屠嘉大怒，下朝后立发公文命邓通即刻到丞相府去。邓通吓得不敢去，文帝说：“你别担心，尽管去。”邓通到了丞相府，脱帽光脚，叩头谢罪。申屠嘉痛斥他：“朝廷是高皇帝打下来的，你不过一介小臣，竟敢在皇宫上无礼，是大不敬，按罪当斩。”邓通叩头至流血，申屠嘉不为所动。文帝算到此时邓通已被教训得差不多，便令使者奉旨召回邓通，又对申屠嘉求情说：“此吾弄臣，君释之。”言下之意，邓通不过是供我闲暇消遣解闷来的，成不了多大气候，你也犯不着和他一般见识。申屠嘉是身经五朝的元老，政治手腕老辣精熟，自然不会真杀了皇帝的宠臣，此举不过是灭灭邓通的气焰，既然文帝给了台阶下，他也自然顺势放了邓通。邓通见到文帝后却吓得大哭，说：“丞相差点就杀了我。”
弄臣最初就是供皇帝戏耍、给皇帝取乐的臣下，其中出卖色相者有之，弄权逞私者有之，扮傻讽谏、正直敢言者亦有之，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
《汉书·佞臣传》中记载了成语“断袖之癖”的来历。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人董贤自幼以父荫为太子舍人，哀帝即位后因见董贤“为人美丽”，遂拜黄门郎。当得知其父是云中侯董恭时，立即升迁他为光禄大夫，宠爱日甚一日，还常与他同床共枕，这显然已超越了普通的君臣之情。一次午睡，哀帝已醒，正要下床，而董贤未醒，头压住了哀帝的袖子。哀帝不想惊动他，就割断袖子而起。后来“断袖之癖”就用来指代同性之恋，尤指男性。西汉皇帝好男色是有传统的，先有汉文帝与邓通，而至汉哀帝则登峰造极。汉文帝还曾借申屠嘉之手警戒邓通，而哀帝对董贤的宠爱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甚至一度想“禅让”于他，但为朝臣力阻而罢。董贤后为王莽逼杀，抄没家财达43万缗。在此，董贤的美貌，是其得以成为弄臣、显贵一时的砝码。
《史记》中还单列了一章《滑稽列传》，专讲弄臣。但与邓通、董贤不同，这里所介绍的都是借皇帝的宠信、以滑稽言行暗讽劝谏的正面人物，包括淳于髡、优孟、优旃、东方朔等，其种种过人行迹深为后人称道。
淳于髡为战国时人，入赘齐国，被齐威王聘为客卿。齐威王初掌朝政时“好为淫乐长夜之饮”，国朝荒乱，群臣都不敢劝谏。淳于髡针对齐威王好隐语的特点，对齐威王说：“国中有鸟，止王之庭，三年不飞又不鸣，不知此鸟何也？”意思是说，我们都城中有一只鸟，就栖息在大王的宫廷中，三年了既不飞走也不啼鸣，您说他这是意欲何为呢？齐威王立即明白了淳于髡激励他的用意及苦心，也用隐语回答说：“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意思是说，这只鸟不飞也就罢了，飞起来会直冲天际；不啼鸣也就罢了，若啼鸣必然满座皆惊。自此齐威王重整朝纲，亲理政事，收复失地，使齐国再次步入强国之列，“一鸣惊人”也作为成语流传下来。
更加广为人知的滑稽人物当属东方朔。史载东方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陵县神头镇）人，西汉辞赋家。武帝即位后广征天下贤达俊士，东方朔上书自荐，诏拜为郎，后任常侍郎、太中大夫等职。他性格诙谐，常在武帝前谈笑取乐，“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汉武帝的妹妹隆虑公主老来得子，封昭平君，深得武帝宠爱。但他恃宠而骄，常常违法乱纪，某次酒后杀人，廷尉不敢依法治罪，特向武帝请示。武帝碍于法律，不好明令赦免，于是假意哭泣，想暗示廷尉免罪。左右大臣都看出了皇帝的用意，纷纷为昭平君求情，只有东方朔故作糊涂，向汉武帝祝颂说：“古时圣王执政，赏不避仇敌，罚不庇亲戚。今圣上严明公正，实乃天下苍生之幸！”此话一出，汉武帝再难徇私情， 不得不忍痛依法惩处了昭平君。民间流传着很多关于东方朔的传说，不少故事中将其视为智慧的代表，已类神迹。
历史上还有一位皇帝竟被弄臣所杀，他就是后唐庄宗李存勖。李存勖的父亲李克用是唐末将领，沙陀部人，别号“李鸦儿”，因一目失明，又号“独眼龙”。李克用临死时交给李存勖三支箭，嘱咐他要完成三件大事：一是讨伐刘仁恭（及其子刘守光），攻克幽州（今北京一带）；二是征讨契丹，解除北方边境的威胁；三是消灭世敌朱全忠。李存勖将三支箭供奉在家庙里，每临出征就派人取来，存放于精制丝套中携带上阵，凯旋后又送回家庙，表示不负先人嘱托。经过十多年的交战，李存勖基本完成了父亲的遗命，并于公元923年攻灭后梁，统一北方，四月在魏州（今河北大名西）建立后唐，庙号庄宗。李存勖在战场上谋略过人、英勇无敌，但开国称帝后却性格大变，开始耽于享乐，治国亦昏庸不明。他自幼喜欢看戏、演戏，并能自己度曲，即位后李存勖常常面涂粉墨，穿上戏装登台表演，不理朝政，自取艺名“李天下”。一次上台演戏，他连喊两声：“李天下何在！”伶人敬新磨上去扇了他一个耳光，周围的人都吓得出了一身冷汗，问敬新磨为何要打当今圣上，敬新磨说：“‘李’（理）天下的只有皇帝一人，你叫了两声，还有一人是谁呢？”李存勖听了不仅没有责罚，反而予以赏赐。当时的伶人们都深受李存勖宠幸，可以自由出入宫中和皇帝打打闹闹，侮辱戏弄朝臣，群臣敢怒而不敢言。朝官和藩镇为求他们在皇帝面前美言几句，都争着送礼巴结。李存勖还用伶人做耳目，去刺探群臣的言行，置身经百战的将士于不顾，而去封身无寸功的伶人当刺史。李存勖又派伶人、宦官抢民女入宫，有一次竟抢了驻守魏州将士们的妻女1000多人，搞得众叛亲离，怨声四起。最后大将李嗣源不耐暴政，自立称帝，并率军攻打南唐。李存勖命人出城抵抗，伶人郭从谦趁机发动兵变，带着叛乱的士兵乱杀乱砍，火烧兴教门，趁火势杀入宫内，在混乱中射死了带领侍卫前来抵抗的李存勖，一代枭雄却落得如此下场，不禁令人扼腕叹息。
近世最广为人知的弄臣当属清朝乾隆时期的和珅。和珅少时贫穷低微，20岁时袭高祖父尼雅哈纳的三等轻车都尉世职。他在文学、政治、治军上均无过人建树，但特别善于揣摩帝意，迎合君旨，玩弄权术，还会为皇上聚敛银钱，供皇上支付各种不便公开动用国库的费用，故能博取皇上欢心。和珅在当政的短短25年里，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清朝几乎15年的国库收入卷入私囊。乾隆崩后，继位的嘉靖皇帝将和珅定下20条大罪，下狱抄家，查出其贪污的金银不计其数，时谚云：“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蹴鞠屡过飞鸟上
高俅所擅长的“蹴鞠”，是古代一项集体性对抗游戏，与今日的足球运动颇为相似，又名蹋鞠、蹴球、蹴圆、筑球、踢圆等，“蹴”即用脚踢，“鞠”系皮制的球。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朝代蹴鞠最为兴盛，即汉、唐、宋。目前国内外不少观点认为它是现代足球的前身，2004年7月15日，时任国际足联主席的布拉特曾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足球博览会上宣布“足球起源于中国”，山东淄博也被认为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然而就比赛规则而言，中国古代的蹴鞠与现代足球实则存在一定的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