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业会：20世纪最初的洋玩意儿
随着时间一步一步走来，从西洋博览会到本土劝业会、劝业场，也一步一步走来。
20世纪最初那几年，成都有了“一会一场”：会是“劝业会”，场是“劝业场”。
劝业会，是过节的劝业场；劝业场，是永不散场的劝业会。
从行商到坐商，从坐商到聚商，这不光是四川商界开天辟地的大事，它也影响到蜀中百姓的方方面面。我们甚至可以说，“一会一场”，是“新政”成都始开时尚新风、睁眼看世界的两扇有形的窗口。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深秋的一天，心情尚佳的慈禧太后批准了两江总督端方与江苏巡抚陈启泰的一份联名奏请。奏请说：“江宁省城（今南京）拟设第一次南洋劝业会，官商合资试办，以开风气而劝农工。”
清宣统二年四月二十八日（1910年6月5日），全国有东三省、四川、陕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等22个行省开馆参展的首届南洋劝业会，在南京隆重开幕。
南洋劝业会是慈禧派人考察美国费城赛奇公会、美国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比利时黎业斯博览会、意大利米兰博览会等后，中国历史上开办的规模最大的全国性博览会。
可别忘了，当首届南洋劝业会正在南京热热闹闹地举办时，成都劝业会已在青羊宫举办过六届了！而在西海岸旧金山诞生的首届“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则更是多年以后的事。
那些年，每到春天，蜀道上便会出现一拨又一拨运载着各式商品的人马，向省城成都赶来。他们来自全川各府州县，目的是参加“劝工会”。
1905年3月10日至4月13日，成都首创的“商业劝工会”在青羊宫侧二仙庵故址举行。
开幕之日，四川“一把手”锡良总督到场观览、祝贺，并在隆重的开幕式上发表了激情飞扬的讲话：“乃今纵观会场，周历区域，土产种类繁多，各物赅博……制造劝工导风，商会健举，进拙于巧，化寙为精……”
“劝工会”模仿国外博览会，将占地12870平方米的会场划分为四个展区，搭建临时板房，分门别类陈展、销售全省各地农工商物品。四区之间互有关联又自成体系，它们“各有招待所、休憩所及诸游戏品，或标以旗帜，或榜以牌匾，规模具备”。现场出售的展品，又分“天产”和“制造”两种。
面对这个新鲜玩意儿，四川省140个府、州、县中的90个小心翼翼地接受邀请，试探性地选送产品参展。首届劝工会展示货品达3437种，销售额为“银28.7万余两，别有钱16万余钏”。——劝工会大获成功，举国侧目！
成都咋就冷不丁冒出个“商业劝工会”呢？其实，这个劝工会并非冷不丁而是有“前身”的——它由“青羊宫花会”整容变脸而来。
1905年，四川商务局总办沈秉堃仿照洋人办博览会的方法，将省城青羊宫花会改为商业劝工会。他的这一提议和开办，翻年即被继办者、主管四川商务总局的候补道台周善培具体操作、落地实施得更加宏大和有板有眼。
当时中国的大气候是，曾在1901年“庚子之乱”中被八国联军吓得东逃西窜的慈禧终于从亲身体验中认可了洋玩意儿的厉害，再次同意光绪的“新
政”，实行君主立宪，倡导改良。清廷在各地开始设置“劝工局”、“劝业道”，以“振兴商务、奖励实业”、“振兴实业、发展工商”姿态顺应世界大潮流。
“劝业”两字，就是发展中国本土经济，鼓励民族工商业的生产和贸易。
坐落于成都旧皇城后子门内东端的四川劝工总局是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成立的。总局内设有国营性质的刺绣、陶瓷、卤漆、竹丝、丝锦、麻织等科（厂），专事产品生产管理工作。之后，各县开始设劝工局。1907年，由周善培任总办的通省劝业道替代了劝工总局。清亡后，各地劝工局先后退场。
劝工局、劝业道，有点像前些年的计经委、现如今的发改局，总之是为地方经济、工商企业提口袋的政府部门。
劝工会在保留花市、赏花、川剧、“打金章”、杂耍、小吃等原花会民俗活动基础上，淘汰原劣质、落后产品后，植入了大量包括“洋货”在内的新兴工业性商品展销内容。也就是说，劝工会是花会中的会——是在庙会的“土”中，嫁接了“洋”。
一年一度的劝工会办了4届后，周善培从1908年（第四届）起，将劝工会更名为劝业会。从工到业，一字之差，说明从单纯的制造业态，到农工商业态的政府主导之切换公告。
到1911年，清朝四川地方当局在青羊宫举办了七次劝业会，“每开会时，各属物产，栉比竞赛，实为川省前此未有之大观”。其中前四次重视工业制造，第五次“略工重农，抑制外国货”。第六次则又以工业品为主。
民国初年，四川政局动荡，劝业会一度中断，回归传统庙会——青羊宫花会。“然成都商铺又多于会期自动来此搭棚售货”。（《成都城坊古迹考?花市》）
1920~1933年，共举办12次劝业会，成为“乱世奇观”。
1937年，四川省政府借青羊宫举行全省第一届物品展览会。1943年，举办全省物产竞赛会，成为战时特例。
奏请说：“江宁省城（今南京）拟设第一次南洋劝业会，官商合资试办，以开风气而劝农工。”
1946年抗战胜利后劝业会恢复，到1949年，规模减小，会场冷落，一年不如一年，最终走向衰亡。从清末到民国，成都劝业会由兴至衰，与中国大时代语境基本一致——与地方行为与个人意志完全无关。
成都历届劝业会能吸引全省商家参展的最大一个亮点是闭幕前几天，省政府要对参会展品进行权威评比和隆重授奖。参展首届劝工会的各地商号得奖21个，各地劝工局得奖17个。
笔者面前有一幅老照片，画面显示的是1911年春劝业会授奖仪式的情况。
用竹、木搭成的劝业会授奖台设立在二仙庵外。台上台下站满穿戴清服的官员、军警。台下与官员、军警摩肩接踵的还有一身花翎补子长衫短衣的商民绅耆。授奖台上摆有方桌和太师椅，桌上置放有待发给获奖者的整包钱币。一位劝工局官员正立在台口处接收台上颁奖者颁发的奖状、奖品。整个仪式的权威性，被春风和斜插在台口左右木柱上的清朝龙旗猎猎书写着。
清末成都劝业会，首开全国劝业会先河，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
1907年5月9日，天津第一次商业劝工会在天后宫开幕——较之成都，它晚了两年多。
劝工场：无中生有的创意大手笔
一次劝工会从开幕到落幕至多也就一两个月，热闹过后，便是长达10个月的漫长冷寂与期待。商人与消费者忍受不了这个漫长，时任四川省劝业道总办的周善培不满意这个现状——他想到了办个永不闭幕的劝工会，即兴建一座“劝工场”。
汉代名列“五都”、唐时获称“扬一益二”的成都，怎么说都是一座显赫的商埠。但随着时光的流逝，此埠已不是彼埠——成都作为中国商埠的地位，正在疾速滑坡。周善培那个光脑袋中冒出的止滑办法是，制造一颗金光万丈的埠钉，把商埠牢牢钉死在成都的土地上。
但是，他没有钱，或者说，政府没有钱，也或者说，政府不愿花这笔钱，他也不想动用政府的钱。“吾蜀调查全省之物品改良，一般之制造交换……不可无劝工场。会员等询查诸商界，众议佥同。抑知库帑艰难，不敢遽请官款……”（《四川官报》）正当周善培为钱犯愁时，他亲自举荐的成都商务总会协董樊孔周找上门来了。
为报答周善培的知遇之恩，也为在商界来一番前所未有的作为，刚当选协董的樊孔周迎着伯乐周善培的难处开门见山道：“放弃官办的路子，借重你周善培掌持的劝业道威名，由我们成都总商会出面集股筹资走民办官助的路子。”
这种民办官助，即我们今天所倡行的“政府主导、部门支持、企业出资、社会参与”的运作模式。
樊孔周对自己的建言，是心中有数的。果然，他的智慧和号召力得到了响应。在他四方奔走、八方游说后，一批商界同人很快向他聚集过来。
在樊孔周以总商会名义召集的、由各商帮商董与实业界知名人士参加的筹备会上，周善培振振有词：“工商业必须尚竞争，与外省竞，与外国竞，有竞争才有进步。一年一度的劝业会，还不足以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要有常设的劝业工场……希群策群力，共襄盛举。”
兴建“劝工场”的主体——“成都建筑有限公司”，在众人热烈的掌声中宣告成立。大伙儿公推樊孔周负责筹备劝工场的建设工作，公司事务所设在总府街的总商会内。该公司后来在劝业场挂牌时定名为“商办成都劝业场建筑部股份公司”。
成都历史上第一次民间资本大规模公司化运作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六月，公司“先集商股白银四万两，经营建筑”。
资金到位后，周善培及公司股东看好了兴建劝工场的一块地皮——希望“购买总府街以北、华兴街以南原准普堂之一部及称为九道门坎之大民房作基址”。
接下来，樊孔周跑完四川商务总局等部门的报项、立项、购地等手续后，周善培即亲自前往面见四川代理总督赵尔丰。几个回合的勾兑后，赵尔丰在劝工场建设项目呈文上大笔一挥：“毅力热心，洵堪嘉尚。”
项目获批后，公司先后为樊孔周聘请了两位专职办事人员：聘公司董事、重庆鹿蒿玻璃厂总理何鹿蒿为庶务员，聘商会科长谢霖为会计员。谢霖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商科，系中国会计师制度的创始人、中国第一位注册会计师。
经多方评比，劝工场工程最终发包给成都著名建筑商江建廷设计承建。工程于1908年3月破土动工，次年三月初三竣工开场。
青羊宫劝工会改名为劝业会不久，劝工场工程尚在建设期间，即被周善培更名为劝业场。至此，成都“东边劝业场，西边劝业会”格局成型。
长163米、建面近3000平方米的劝业场既是一幢恢弘的大型商楼，又是一条精美的商业步行街——整个建筑体中，有一条明亮的室内“小街”穿堂而过。这条小街的前场口南连总府街，后场口北接华兴街，中部设东西支路。
笔者手头有两张劝业场的画面可以一窥当时之盛况，一为摄影，一为手绘，看上去都非常豪华、洋气、高敞。建筑系仿西洋风格，拱券大门，罗马立柱，雕梁画栋，颇有欧洲古代宫殿气派。周善培手书的颜体“劝业场”三字，横排在拱门上方。再上方，则是一尊高耸的“钟楼”。
场内建筑为中式全木结构，形似窄长天井，一楼一底，底楼直廊，二楼回廊，俗称“走马转角楼”。这座通街式、通廊式建筑，纵卧两街，有店铺150余间。
这就是百年前成都最大的新派商场、新潮卖场。如果把商铺看做货柜货架，劝业场就是那个时代的大超市。
劝业场中还有一个特别的亮点，那就是在底楼专门辟出了一个10丈见方的“商品陈列所”，展陈历届劝业会获奖产品及名贵中药材。作为商场窗口，此处产品不卖，只供市民观赏、启智和开眼界。原来，早在樊孔周起草的集股章程十六条中，就有个特别规定，即建造一个不收地租、建馆费用另筹的公益性质的“陈列所”。
场内二楼设有宜春和怀园两个茶社，一楼设有楼外楼中西餐馆。“场内除百货店外，有餐馆、小食店、川剧院，场外又建旅舍。此均仿效外国商场之法”。（《成都城坊古迹考》）
因是步行街，故规定“舆马不能入场”。由是，前后场口外辟有“泊车场”，专供顾客停车驻马。为安全计，场口还设有栅栏，早启晚闭。
对于这个高密度的商铺集束，也许什么都考虑到了，什么都做好了，百密一疏的是没有处理好它的消防系统——正是这个，为以后埋下了祸患。
1909年农历三月初三，是成都劝业场开场之日。具有东洋留学背景的清末“新政能员”周善培激动登台，面对前来参加开场仪式的官员、商贾和急于入场的顾客，发表了《挺商抑农》的开场词：“中国自古重农不重商，认为农者生活之本源，商者无聊之末路，故秦汉之制，商贾不得衣文绣，盖贱之也，致使国贫民瘠！近观东洋之振兴，实为发展工商致之。愿诸君共振实业，裕国裕民！”（谢天开《百年成都劝业场》）
开场之先，商品已然入场。但入场商家须严格遵守各种准入规矩，其中重要的两条是：一要国有和获奖，二要明码实价。
劝业场规定，凡属官办局厂，和在劝业会上获过奖的私家工商户，才有资格入场租设售货处。不符合此条件者，即便出价再高，也只有望“铺”兴叹了。
当时的成都商家还处在买卖喊价还价的旧习中，于是周善培要求，入场店铺必须悬挂商品价目牌，统一定价，明码实价。并组织专人严格检查，以防商家弄虚作假。见此法甚佳，后来，相邻的东大街、走马街、暑袜街的商
家也依葫芦画瓢，悬牌标价售货。
随着一声洪亮的“开场”，似若抢货一般的人们潮水一样涌入场中。立时，一二楼150余间商铺前人头攒动。而飘扬在头顶上的，更有一些“稀奇古怪”、花花绿绿的广告传单：英美烟草公司、巴黎香水、戒烟丸、补脑汁、疗痔药水……
入场人群中还有清末诗人、80余岁的老翰林伍崧生。他兴致勃勃地环游全场，并仔细参观了“商品陈列所”。
劝业场集中了省城工商精华，荟萃各地名优特产，行业齐全，花色新颖，吃喝穿用，无所不有，既营零售，又兼批发。鹿蒿玻璃厂的红色碎瓮花瓶、樊孔周因利利织布厂的各色机织花花布、马正泰和马天裕的水丝浣花巴缎与百子图被面、裕国春的宫粉香胰、松竹轩的刺绣绢扇、荣久身的新衣皮袍、鼎升荣的官帽、熙德隆的靴鞋、墨精堂的墨精、桂昌祥的须绦、仁义和的梳篦、醉墨山房的刻磁、三都重的书画、乐利的纸……这些都是当时成都的名牌产品。此外，还有京广货铺、苏广货铺、巴黎香水、泰西沙缎、法兰西绢绸、英国自行车、台湾番席、八音钟表、金丝眼镜、广东糖食、福建丝烟、京戏戏匣、北京丸药、广铜烟袋……特色店铺有“谦益祥玉器铺”、“楼外楼中西大餐馆”等。
开场第一年，全场交易总额即达银33万余两，次年又增至46万余两。成都一下子进入其乐融融的境界——官家增税，商人得利，百姓获充分满足。更重要的是，商业的成功作为，大大地拉动了商品生产和经济发展。
一时间，顾客络绎不绝，游客车水马龙，劝业场竟又成一耍场。我们来看看《竹枝词》中美女相携逛劝业场买新衣的动人景致：
“姊妹偕游劝业场，翠鬓低衬海棠香。
东楼观置西楼去，软语微闻说改装。”
那时，劝业场是富家小姐、摩登女郎出行云集的风景地带。为此，外地游人选择打望成都粉子的最佳口岸，就是劝业场。
场中有个做缝纫服装的“胜家机器公司”，店内工人全是青年女工，最为打眼。当时只有十五六岁的郭沫若正在成都上中学，逛劝业场时见了在眼前晃来晃去的美女，终是忍不住亦写了两首脂粉气弥漫的《竹枝词》：
“蝉鬓轻松刻意修，劝业场中结队游。
无怪蜂狂蝶更浪，牡丹开到美人头。”
“新藤小轿碧纱纬，坦道行来快似飞。
里面看人明了否？何缘花貌总依稀。”
成都劝业场的率先垂范，竟惹得全国各大城市的跟风与效法，这些城市包括当时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城市广州、宁波、厦门、上海，以及水陆口岸城市：武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