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建劝业场的目的，其本意是比较工艺优劣，谋求进步改良，发展本地产品，故特准销售洋货仅是一时权宜之计。但开场一年来，本地产品的营业额仅占十分之二三，洋广货的销售数字反而很大，显与办场宗旨不符。但剔除洋货又会使各方利益受损。商会同人认为需要改变场名，才能名实相符。乃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三月具文恳请改名为“商业场”。经四川总督转咨北京农工商部，当年四月十七日批复略谓：“查劝业场兼售洋货，系一时权宜之计，该场改名为商业场，尚属名副其实，准予备案。将来工业进步，土货增多，仍应专售本地出产货物，以符本旨。”五月十八日成都劝业场正式改名为“商业场”。（方志文《史上最早劝业场》）
革命开始了。辛亥（1911年）革命爆发，四川保路运动首当其冲。
劝业场在劫难逃。“摄繁华的东大街、商业场，被抢劫得最厉害，遍街都是包洋货的纸头、纸匣、商标，打破的香水瓶、粉瓶，有的地方满街都是粉。这时锦绣的成都，倒真是成为十里香街了。”（郭沫若《反正前后》）
一个王朝远去了。1911年秋，“前清遗老”、劝业场倡办人周善培在革命浪潮中仓皇逃离成都，去了上海，开始他人生的另一元年。
经过时间的修复，民国商业场元气渐起，复又繁荣起来。
时间到了1917年。这年腊月十五深夜，劝业场莫名失火，满场繁华顷刻化为灰烬。时劝业场领办人樊孔周刚刚遇刺身亡不久。
面对火灾废墟，商业场公司和商会召开重建会议，公司股东没有吸取“房屋稠密，不通风，施救困难”的教训，坚决主张照原样修复，以资纪念。
民国十三年（1924年），又有商家集资成立新集路建筑公司，从电灯厂到总府街普镇堂一段，修建新集商场与商业场西支路接通。如此一来，“悦”、“商”、“新”三个场形成“川”字形，地上有支路可通，楼上有天桥可达，建筑结构都保持与商业场一样的品相，形成商业场是主体，“悦”、“新”是两翼的格局。
民国廿二年（1933年）八月七日，商业场又遭火灾。虽场内有较好的消防队，因盛夏满街搭满凉栅，火到即燃，无法施救。灾后，各房主因陋就简，自行修复，旧时风貌不再。商业场至此衰落。到民国三十年（1941年），商业场、悦来场、新集场三家公司全然结束了自己的时代。
至此，成都商业街完全变为春熙路的一枝独秀。
首先的水电：寻找成都第一个用电用水的社区
近代成都首先的商场是劝业场。劝业场这个母体在自身创造首先的同时，还附带牵出了若干首先。若干中有两项无比重要，那就是成都水电的首先。
自来水、民用电，一水一电对于一座城市何其重要。现代商业属性，必须以水电等市政设施的配套来保障。
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一座觉醒之城与一座蒙昧之城的标志与判别，就是有无自来水的流动和电灯光的照映。
追寻成都第一滴自来水、第一度民用电，一定会看见1909年一座名叫劝业场的建筑体。
1909年农历三月三劝业场开场那天，对大面积的老百姓而言，最生猛的亮点和乐趣不是入场消费，而是夜幕降落时围在前后场口看又一个“太阳”放射光明。这个“太阳”是高悬在前后场口的圆形大电球。除在闪烁中变幻出各种色彩和花样的大电球外，劝业场内外各店铺像星星一样明亮的电灯也令他们无限痴迷与满足。
不光是开场这天看，也不光是城区市民看，连四周龙泉驿、邛崃、灌县、新津、新繁等地的乡下人也专程入城观灯。此后，每到黄昏发电时，前
清末时，成都寻常百姓家的生活用水大多为井水（死水），只有茶馆和殷实人家等才花钱从挑水夫处买锦江里的活水。
后场口就人气遽增，“铁笛”一响，灯泡一亮，华光四射，欢笑声雷动，惊为仙术。
晚清时，上海、汉口、重庆等码头城市，因长江水运之便，先后都有了电灯照明设施。而成都，还依旧过着靠菜油灯、洋油（煤油）灯、蜡烛驱赶黑暗的日子。在四川全力推行“新政”的周善培自然想到了劝业场的用水用电。于是，在设计之先，他就与樊孔周商量，决定为劝业场这个“社区”引进电灯，示范于省城。
随后，樊孔周即着手在建筑公司内增设“发灯部”，并号召股东另筹股白银20000两。
“劝业场发灯部”从上海购回50马力蒸汽机和40千瓦发电机各1台，于场内西北角（今大光明理发厅址）建厂，并向清政府请准在成都的供电专利权20年。四川电力工业史上第一家电力企业就此诞生。
1908年开始发电，初期首先保障全场百余盏电灯照明，后还向附近各街出租电灯约600盏。为了扩展商业影响和用灯效应，发灯部又在前后场口各高悬一只圆形大电灯（霓虹灯）作为形象“光彩工程”。一般天黑开灯，晚上10点左右关灯。停电前也要再拉一次汽笛，以此通知用户。
到1909年春天时，一片灯火的劝业场及其附近街区，已然骄傲地成为成都首个用电社区。
对于万人空巷，举城市民争相来场口看“周光玻罗”（亦称周秃子，因周善培秃顶）“燃灯”、“亮电火”的场景。少年郭沫若这样写道：“楼前梭线路难通，龙马高车走不穷。铁笛一声飞过来，大家争看电灯红。”
当时一盏15烛光的电灯一个月收费是1.5元。那个年代，一个普通公务员的月薪不过1元。因此，只有商户和殷实人家，才有“来电”的感觉。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八月的一天，慈禧太后于颐和园召见袁世凯，谈到京城屡遭火患时不禁问计于袁：“防火有何善政？”袁答曰：“以自来水对。”自来水事业自此进入慈禧视野而成为国家事务。
清末时，成都寻常百姓家的生活用水大多为井水（死水），只有茶馆和殷实人家等才花钱从挑水夫处买锦江里的活水。
泡茶是极讲究汤水的。那个时代，上档次的茶馆均在醒目处挑挂着一盏标有“河水香茶”4个红黑相间字样的大纱灯。
劝业场里开有上档次的茶馆、餐馆，但劝业场离河边较远，重要的是，洋气地方开的餐饮业若没有洋气的自来水滋润，总觉得不那么对劲。这是劝业场倡建人周善培的想法。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的实业界朋友、劝业场筹建人樊孔周。
通过周、樊二人的努力，政府、商界达成了合作办自来水事务的协议。清宣统元年（1909年），成都设立了官商合办的利民自来水有限公司——这是成都首家自来水企业。
公司在老南门外万里桥下河水最深处（今锦江中学河边），用土法的高架筒车起水。引水越过城墙后,再用专用水管传输至劝业场北端后场口附近的华兴街蓄水池中。水在蓄水池中
新中国成立前的老成都茶馆、茶铺、茶坊、茶社数量之多，全国数一数二。
通过沉淀、消毒、过滤等工艺流程净化处理后，即由专人用瓢从池中舀到桶里，而后挑给全场的餐店与茶楼使用，水费照实收取。
成都“人挑自来水”的先例就这样在1909年秋天由劝业场创下了。
利民公司在兴建好劝业场蓄水池的同时，还在盐道街、学道街、总府街等商业兴盛地段设置了同样的蓄水池，全城共6个。自此以后，城内最好的水就是人力挑水、拉水板车明码实价出售的取自蓄水池中的自来水了。送水管道是在德国订购的，由于多建了蓄水池，水管出现短缺，公司又用楠竹替补。
新中国成立前的老成都茶馆、茶铺、茶坊、茶社数量之多，全国数一数二。
1911年，成都因“保路运动”全城罢工，唯一没罢工的就是从锦江往各茶铺送水的挑水工。当时，成都各行各业罢工、罢市都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唯有“挑水夫”罢工没人支持。他们刚罢了一天工，民众便一致反对，说是“害了自己”。“挑水夫”们也识大局，认为自己挑水依然是为了大家“保路”。于是他们又拿起扁担，挑起桶，奔跑于锦江、蓄水池与茶铺之间了。在成都，活儿可以不干，钱可以不挣，甚至屠刀也可以不管，但茶水不能不喝。
民国十五年（1926 年）七月，利民自来水公司因资金短缺、入不敷出而停业。
今天，在蓄水池挑水的场景，我们只能从傅崇榘主办的《通俗画报》上看了。
如果不算1909年兴建的“蓄水池”，成都真正意义上的自来水厂，是书画家、民国成都第九任市长余中英于20世纪40年代倡议、支持修建的。
劝业场有关的人物1.周善培：让四川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一座城市必须记住一些人，尤其是记住对自己有过重大帮助、推动和贡献的人，这是一座城市的文明。
之于成都，周善培、樊孔周就是这样两个人。这两个人皆与成都发生过重大关系，甚至与中国的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也产生过或轻或重的关联。
他们本身也有关联。在办劝业会、建劝业场期间，精通易经八卦的周善培与樊孔周算是极为有缘。“樊孔周——周善培”，一个首尾相扣、前拉后推、紧紧相连的“周”缘，总是让二人互相支撑、双双受益。
在一个时代，二人在成都闹了很大的动静。
《成都通览》“成都之商办公司”有言：“成都商业不发达，商人无学，商界不允，商情涣散，不知何以为商德，更不知何以名公司。予于戊戌夏间，撰有《劝蜀商急宜立公司以保利权说》，凡一万余言，刊入《蜀报》中，实欲鼓吹商界，耸动商情也。自商务局成立，……商界始放一线光明，至本年周总办孝怀时代，商界遂大开生面矣。”
从这里可以看出，时间已进入20世纪了，但成都商人不仅无学无德，甚至傻得连啥叫公司都不知道——弄得文人也只有干着急。当然，这是指周孝怀上任之前。周甫一上任，商界一下子就大变特变得“大开生面”了。
周之前还有一个人叫沈幼岚，“时沈任川西道兼成都首府, 以能员著称”。（《 香宋先生年谱》）认为沈的贡献是，让成都混沌的商界始生了“一线光明”。
其实，所谓“大开生面”，也就是公元1906年前，成都市终于办起了“川省川汉铁路有限总公司”、“成都建筑有限公司”等14家公司。
成都的商业中兴于周孝怀，工业呢？按时人傅崇矩的说法，工业仍发轫于周孝怀执掌的劝业道。“官办者资本较丰，而管理员半无学问。商办者资本不裕，而经营者时现恐慌。故成都之机器工业，尚在幼稚时代也。民有发起，而官乏提倡。官有成立，而民少组合。官民之情不通，发达之机自滞也。今者劝业道已设矣，窃为四川前途幸。”
周孝怀，即周善培，号孝怀，表字致祥。他“新政”成都的作为，人们多以5个字概之，即“娼、场、厂、唱、察”。
“察”指近代意义上的警察。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四月初一，成都警察总局正式挂牌理事。成都成立警察机关，这在全国算是比较早的。警察总局成立之前筹办警务学堂时，只有副榜功名的周善培就是实际的谋划者和操办人，因警务学堂总办李光觐对警政一窍不通，直到民国初年还有人挖苦他“尸其位而已”。警察总局成立不到半月，四川警察倡办人、总督岑春煊就奉诏调署两广总督，颇为岑欣赏的周善培亦随岑前往就任督署副总文案之职。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五月，警察总局改名通省警察总局，四川总督锡良从广东调回已捐候补道的周善培任专职总办（正四品）。周善培时年31岁，办事闯劲十足。时人评他“性酷而刻，然施政不无善者”。任职期间，发布保安禁令22条，正俗禁令15条，卫生禁令4条。他要求每条街道设立太平缸，规定要打多少消防井，井上挂牌，此举可谓成都消防事业的开端。此外，在戒鸦片烟、改造监狱、打赌和破除封建迷信方面，他亦下了真功夫。“成都警察已办六年，原始家为周善培观察。光绪丙午，周公复总办而进化之。故成都警察程度足称完善，创者困难，继者尤难……”（《成都通览》）
《晚清成都警察史要》一文对周善培在“通省警察总局”总办任上干出的“娼、厂、唱”三字作了详考：
“娼”，指对娼寮的管理。晚清时，成都娼妓甚多。一种是公开的妓院，妓女可以应召去餐馆旅馆陪客。一种是“私台基”，秘密卖淫，专接熟客，不外应招邀，多处于僻静街道。另一种下等妓女，多聚居于城西北武担山（今洛阳路）、城东柿子园天涯石一带，昼夜接客，甚至还有在门外公开拉客的。周善培的办法是：先命各分局摸底调查，把前两种进行登记，纳入监视范围，并在门枋钉一“监视户”木牌，以示限制，而便稽考，只允许嫖客入内嫖宿，不许妓女应召去餐旅馆。同时，把柿子园改名兴化衙，将武担山及附近的“监视户”一律驱入，列屋聚居，只许嫖客入内，不准在外拉客。还颁定“监视户”规则，严禁士兵、学生及青年子弟嫖妓，“娼家如敢私留，查出一并治罪，如有地棍痞徒借事滋扰，该户可密报警局拿办”。兴化街一带还派有警兵常驻，设卡稽查。据统计，当时全城“监视户”共325家，警察局按月向其征收“花捐”，作为正项收入之一。几年后，警察局又创办济良所，各型妓女有犯规生事或不愿继续为娼者，一律除去妓籍，收入所内，择配从良。
“厂”，指的是创办乞丐工厂。这是收容改造游民乞丐的一项措施。“当时，成都市面秩序不好，有一些孤贫青壮年和儿童，冬季衣食无着，仅以一片草席掩遮下体，夜则露宿城门洞和桥头，人们呼之为‘干鸡子’，经常在街巷以乞讨和偷窃零星小物为生。过去政府置若罔闻，及保甲总局成立，间以十数人组一小队巡行街头，遇见则以鞭驱走了事。市民以其只窃小物不犯大案，虽恨恶亦怜恕之，只互相警惕而已。”这种“既害治安，复乱秩序，且于都邑外观亦甚不雅”的状况，周善培认为应从根本上加以解决。经他呈报锡良批准，乃于四城各设乞丐工厂1所，凡乞丐游民均强行收入，令其学打草鞋、编竹器等粗艺，或派往各公所搞土木杂活，以其收入60％充公，40％作为该乞丐存款，4年期满，把这笔钱发给他，令其自谋生计。年
幼乞丐则收入幼童工厂，待遇与前者相同。
鉴于有的人“懒惰成性，既得饱暖，不甘劳作”，常有私逃情事，便决定把所有收容人员的发辫去掉，额前故留一短发，借作标志，警察发现这类人，便立即抓回继续改造。有人写诗称赞说：“乞丐人多数锦城，厂中教养课功程。从今不唱莲花落，免得街头犬吠声。”这种以工代赈的措施，既救济了贫民，又安定了社会秩序。以后又陆续开办了苦力病院、老弱废疾院，罪犯习艺所。“未逾年盗风大息，城乡十里外乞丐绝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