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东华的另一个朋友陈惠湘，我们三人给《中国企业家》下了一个定位，通过做大、做响杂志的“封面故事”和“特别策划”，把《中国企业家》办成一本面向财富阶层的“主题杂志”。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构成了“研究失败”这个课题。我原来是搞宏观经济报道的，但后来发现，随着市场作用越来越大，宏观经济这一块对企业的政策性影响逐渐减弱。从20世纪90年代初，我开始研究调查性报道，当时调查性报道基本上是停留在个案的基础上作调查。于是我就把单纯的调查和揭露性的企业报道改变为研究企业成长经历。但在研究一段以后，我又发现，找他们共性的东西非常难，每一个企业的成长环境都是由特定因素构成的，很难总结。这时，我有了一种模糊的感觉：企业成功的成长经历不易重现，但是失败的教训往往有同样的原因。当时的市场环境还不成熟，发展迅猛的企业还很少。于是我开始研究有关企业的这些方面。
选择的第一个点是“点子大王”何阳。刚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要深层地揭开这个企业的内部完整规律，只是想解释一个现象，看看当时整个咨询业、公关业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写的第一篇并不好，因为当时太缺少资料了。后来我重新研究这些资料后，又重写了一遍。那应该是我对企业作真正研究的第一个案例。
当时还没有在《中国企业家》上喊出“研究失败”的口号，因为在人们的印象中，研究一个企业成功人们是欢迎的，而如果研究一个企业失败似乎不太好，所以暂时没有把它作为一种主张提出来。
第二篇关于史玉柱的文章是一个里程碑，也是在全国影响最大的一篇。那一番调查经历了非常艰苦的过程，但是终于把它做出来了。
到我写沈阳飞龙那篇封面文章时，东华正式在卷首语提出了“研究失败”这个口号。而那个时候中国企业恰恰经过10年的成长与市场磨炼，一批企业成长得非常好，正面临一个更好的机遇，但另外一些新成长的企业则遭遇到一些不顺。
“研究失败”一系列稿子出来后，《中国企业家》奇迹般地出现了赢利，文章也被许多企业内刊转载，作为警醒自己的一手材料。这都是我们当时没有想到的。年底总结时，我跟东华、惠湘一块儿总结说，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主题，不仅找到了，而且还成功地实践了。一个主题打了一年。
东华说过，我的稿子是蘸着血写出来的。
《铁血三株》应该说是我为《中国企业家》写得最好的一篇文章，而整个写作过程是我在国外旅游时完成的。当时有一个机会，一群记者去香港、泰国旅游，但我一路上都在想着稿子，每到一个景点，都几乎没怎么留意。
研究失败是需要对信息百里挑一的，100字的资讯我才敢用一个字，不敢随便??判断，只能多角度地去验证。最简单地来说，一个字：磨。别人采访一个人，你采访三个人；别人采访一遍，你采访三遍。
对于企业和企业家来说，记者不是老师，而是要作为一个完全的旁观者看待问题。而且，记者需要有信誉，一个好的记者需要有很好的信誉。当一个企业家把他原本的东西展示给你的时候，他保留很少，记者要敢于揭露黑暗。同时，我更认为，积极性、建设性的研究，比单纯的揭露、曝光、对抗要好得多。
1998年，《中国企业家》杂志开始研究转型。
但是中国很少有东山再起的企业，如果有，一定是个特例。现在看起来，研究转型更难。所以当时选了一个很小的企业，一个看似很简单的家族企业，作为企业转型研究的一个点。由于这个企业知名度不高，这篇稿子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故而，这也并没有成为《中国企业家》固定下来的风格。
现在，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面临着重大的转折，《中国企业家》也随之面临新的挑战。转向报道成功是有难度的，媒体至今仍不具备完全的社会公信度。这不取决于一本杂志、一个媒体，而是由于媒体行业本身的公信度不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的新闻传统造成的。作为《中国企业家》，应该树立真正的新型的这样一个范本，告诉读者，我写成功，与利益无关，是公正的。
1996年，《中国企业家》面临的是资源匮乏的艰苦环境，2001年，《中国企业家》创刊16年了，无论是品牌的影响力、办刊的成熟度都已提升，尤其人才的整体状况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些都是一个媒体成熟的标志。那么，在很好地解决了物质平台后，《中国企业家》面临的新课题是转型期的阵痛，要不断延伸《中国企业家》的价值平台。这个转型如果实现得比较好，杂志就可能获得更好、更稳定的发展。
（方向明口述，其曾兼任《中国企业家》主笔）
陈婷：怀念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
转眼之间，做职业经理人已经有8年的时间。8年的充实岁月，最难忘记的还是在《中国企业家》的那段美好时光，虽然短暂，却终生铭记。
1999年的一个下午，时任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的主编牛文文引荐我认识了仰慕已久的刘东华先生。只是简单地交流，彼此并未有太深的印象，当时还只是一个小记者的我，只能仰望这位媒体巨人，其他的事情并未幻想太多。一直将胡舒立作为偶像的我一心就想成为胡老师那样的人，在新闻圈，我看的最多的就是她的文章。但跟刘社长的相识却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刘社长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伯乐，而且是位勇敢的伯乐。从2000年到2002年，我们多次交流人生理想，他说，在记者这条路上奔走的人很多，人才济济，想脱颖而出并不容易，但如果作经营，或许我能蹚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在那个阶段，《中国企业家》杂志是我眼中最好的商业杂志，而社长和主编都鼓励我转型作经营，并且都很看好我的成长，这让我心驰神往。但因为我工作的地方是我在北京“梦开始的地方”，我的老领导辛苦培养了我，离开并非易事。前前后后有3年的时间，我都在徘徊中前进，中间甚至被报社派驻深圳记者站当站长，以为跟《中国企业家》的缘分也就此别过。
但事情往往出人意料，在深圳记者站顺利打开局面后，我感觉失去了方向。我是一个可以不断挑战自己的人，其间只要回北京，就会跟刘社长见面畅谈梦想与征途，每次交流都是一个洗脑的过程。在充分交流之后，我终于在2002的春天作出了人生最重要的选择。那个春天，北京沙尘暴肆虐，但我心里却春意盎然。告别了工作7年的《中国经济时报》，告别培养我的老领导，作别刚刚安排妥当的家庭，我拎着一件简单的行李重新回到北京，以社长助理的身份开始了在《中国企业家》的职业经理人生涯。
2002年3月入职时，当时的合作公司尚未撤离，我感觉自己的方向很模糊。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没能开始正式的工作，但刘社长和牛主编及入职不久的黄丽陆副总编辑都非常尊重我的感受，跟合作公司的谈判似乎也因我的加盟而加快了速度。4月6日，我牵头做的第一个活动“中国企业家月度沙龙”正式开坛，活动当天，我的第一位员工也就是后来我最重要的搭档孔德海入职，他的执行力与敬业精神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从当年4月到年底，我们发挥得酣畅淋漓。随着合作公司的退出，我的定位渐次清晰，除发行之外的经营业务全部由我来管理，对于一个只管过两个人的我来说，一下子管理20多个人确实是很大的挑战。为证明自己的决心，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写了一份责任状，清楚写明完成任务的指标和奖罚办法，这份文件至今我还珍藏着。5月13日，在会议室举行简短的签字仪式，我和社委会的三位领导签署责任状，任务额是900万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很高的数字，而且从5月正式开始，年已快过半，但无知者却有天大的勇气。在签字的那天，刘社长说我的字很有力量，像男孩子的字，但我心里却在打鼓，我有一腔热情，却毫无经验。责任状签署后，我几乎每天都在惊恐中度过，刘社长似乎理解我的压力，他每天都会给我做做工作。现在想起来非常怀念，那是一种多么好的读书方式，因为考虑到我是女同志，他在给我提意见时总是非常注意方法。为了不辜负他的期望，我确实是到了完全忘我的工作境界。从5月开始，我一直处于一种疯狂的工作状态，尽管这样，900万还是一个很难实现的目标。但刘社长和牛主编的鼓励却让我勇敢地迎接挑战。
2002年8月，我们开始筹划中国企业领袖年会，我在策划案中大胆地写了一个预计收入100万元的指标。一个同事说，那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但我却别无选择，因为签了“生死状”，我必须硬着头皮干。我跟会议部的三个半同事几乎每天都要加班到很晚，12月20日是我儿子的生日，我强烈建议选那天开会，就是希望那个吉利的日子能帮我完成指标。从8月份立项到12月份开会，我们先后开了新闻发布会、招商会、年会说明会等，作一系列的铺垫。在会前一个月左右，刘社长每每问及，我都会自信地告诉他，一切尽在掌握。那种一切尽在掌握的感觉很辛苦但却很美好。
2002年12月20日，漫天飞雪，我们都觉得是一个极好的兆头，企业领袖年会在中国大饭店隆重召开，国内外知名企业家悉数到齐，20日晚还跟央视《对话》栏目合作入世一周年的专题节目。马蔚华带伤参加年会，张瑞敏出席年会闭幕式时告诉他身边的企业家，陈婷去海尔采访从来都开绿灯……虽然身体高度透支，但我内心却洋溢着莫大的幸福。作为一个重要转折，领袖年会成为我当年最骄傲的资本……
往事并不如烟。最近央视《奋斗》栏目采访我，请我谈谈职业经理人的经历。我惊奇地发现，我着墨最多的是《中国企业家》，而不是我后来做了6年半总经理的《环球企业家》。人生的路很漫长，但关键的就那么几步。在《中国企业家》工作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一年半，但对我的影响却是一生的。在《中国企业家》25年的漫长旅途中，我们只是一朵微小的浪花，但我衷心地希望这本“牵挂企业家命运”的杂志生日快乐，也祝福那些曾经的战友在快乐工作的同时也获得人生的幸福。
（文/陈婷，其曾任《中国企业家》社长助理）
宋铁军：5天的“财富”
把近几年《中国企业家》的报道译成很有文采的英语，基本上等于《财富》英文版的报道。
我是在夸人。
有句话在中国的财经新闻界一直流行：办报纸学《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办杂志学《财富》、《福布斯》和《商业周刊》。
而在《中国企业家》编辑理念的形成过程中，《财富》的影响直接而深远。这种直接而深远的影响缘自一次难得的出访机会。
1999年5月，为报道将于上海举办的《财富》全球论坛，东华社长牵头开了好几次会。有一次开得很晚，下楼吃晚饭，话题继续。东华社长突然说了一句：“既然这么重要，干脆就去美国采访吧。”
我们听了当然很兴奋，但并没有当真。现在《中国企业家》女记者每年出国采访的次数恐怕多于回婆家的次数。而在20世纪，即使是最后的几年，出国还是件挺正式的事儿。况且当时杂志社这趟远行真需要砸锅卖铁。
然而，纵有千难，8月15日，东华社长和我还是登上了飞往美国的班机。另一个同事李亚平则在纽约与我们会合。
由于起飞时晚点，抵达旧金山后没有赶上原定的班机，在机场又耗了7个小时。经过近30个小时的奔波，终于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抵达纽约。
李亚平和他请来的朋友--我们的翻译兼司机杨恒明为等我们一夜没睡。车径直开了很长时间，我都没有觉得是到了纽约，甚至下车后也不觉得。
为了省钱，李亚平在皇后区的法拉盛找到住处,一个河南人家里的房子。周围一切都很中国化。
8月16日 第一天
晚点但没有误事。稍事休息，一行人正装打扮，开往曼哈顿。
一路上回闪是《北京人在纽约》的景象。过了荷兰隧道，才感觉进了纽约。
第一次震撼是看到麦格劳-希尔大厦，著名的《商业周刊》就在里面。这种震撼提醒我：我们是来朝圣的。
到了朝圣地时代-生活大厦，门前留了个影。由于我的领带在箱子里压皱了，只好向东华社长借了一条，鲜红鲜红，配着我的灰西装。
迎接我们的是《财富》杂志媒介部总监麦特威女士，我们的疲惫肯定是毫无掩饰地写在脸上，精明干练的麦女士第一句话就是：“我很理解你们现在的状态，因为我也刚刚从上海回来，这样的长途飞行真的会令人很疲劳。”
她告诉我们，现在很多同事都频繁地往来于纽约和上海之间，《财富》全球论坛的准备工作已到了最关键的阶段，一切顺利。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媒体人受到了隆重的接待。麦女士告诉我们，母公司时代华纳的高层领导第二天将接见我们。
也许是因为报道的主题，我们被引进了一个著名的房间--500大会议室，为《财富》杂志带来全球声誉的“500大公司排行榜”就是在这里发布的。
由于是初次登门拜访，没有安排活动，我们随着麦女士走马观花参观了一圈，但也开了眼界。
各个房间和走廊里都摆放着很多相框，里面是1953年创刊以来《财富》杂志的每期封面。一面巨大的墙上，按页码排列着即将出刊的杂志清样，效果极其直观（后来，《中国企业家》的房间和走廊也挂上了自己杂志的封面）。
道别主人，我们真正地体会了纽约下班高峰的“交通果酱”（traffic jam），我困得睁不开眼，也不知堵了多长时间。
纽约之行的第一天以惊险一幕告终，从芝加哥来的李亚平和杨恒明一路咒骂纽约的交通，并不时对呼啸而过的车竖中指。最后，在一个路口，一个拉丁裔小伙开的皮卡撞上了我们车的右前方，而东华社长正坐在副驾驶座上。
所幸有惊无险。我们到租车站换车，找地方吃晚饭，那时才想起，我们有40个小时没有好好吃饭睡觉了。
8月17日 第二天
第一次正式访问《财富》杂志，《中国企业家》获得了高规格接待。主管《财富》杂志的时代出版集团执行总编辑缪勒先生和东华社长进行了数小时的对话。
缪勒曾是《时代》杂志的名记，采访过前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戈尔巴乔夫。
缪勒的开场白让我们受宠若惊，他说：“我首先是作为记者同行来欢迎你们的。我非常高兴我们的《财富》杂志是和《中国企业家》报道同样的东西，像是姊妹杂志。我相信这一周中你们碰到的任何人都会伸出友谊之手，你们会不虚此行的。”
东华社长回应说：“看到矗立在纽约市中心的时代大厦，我们大概就知道了离心中的梦想还有多远。中国搞市场经济的时间还不长，真正的企业家也还不多，这也是创办15年的《中国企业家》杂志在《财富》面前还像个小弟弟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中国的发展速度和市场潜力举世可见，《中国企业家》又是中国第一本主要为企业和企业家服务的大型期刊，水深必能养大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