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应该是东华社长职业生涯最重要的对话之一吧。对话涉及的问题都是二次创业中的《中国企业家》亟待解决的。
当时《中国企业家》实行的自费采访的做法遭到讥笑，被指为作秀。而缪勒在听到这种做法时，竖起了大拇指，随后又介绍了中国新闻界几乎无人听说过的体制：教会与国家。
“时代公司有两个并行的序列，我们形象地称之为‘教会’与‘国家’。如《财富》杂志，‘教会’是指编辑系统，最高首脑是总编辑；‘国家’是指经营系统，最高首脑是总裁。总裁与总编辑是并列的，没有隶属关系。这在传统的组织结构中是不可想象的，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听了可能会摇头，但他们是错误的，因为我们非常成功。
“‘教会’不考虑广告不考虑挣钱，只考虑如何按他们的原则和理念办出一本读者信任的、最好的杂志；‘国家’则负责市场推广和挣钱，他们绝不对‘教会’施加任何影响。许多杂志写的东西是不真实的，因为他们没有这样一个结构来保证报道的独立性，而我们做到了。”
11年后，我依然清晰地记得东华社长听完这番话后的兴奋神情，他说：“听了您的一席话使我们忘记了时差和旅途的劳顿。在国内就不断听一些企业界、经济学界的朋友说，希望把《中国企业家》办成中国的《财富》。今天看来，《中国企业家》与《财富》的确相似多多。”
可以把这一天的访问定义为“信心之旅”。因为缪勒还给所有办杂志的人鼓劲，当时互联网的力量已经初显。
“我在这儿工作了30年，不断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报纸这么发达，还要杂志干什么？广播电视这么发达，还要杂志干什么？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了，还要杂志干什么？我坚持认为，对于那些智慧的头脑，杂志是最容易接近、最好交流的载体，也是最能经得起时间磨损的载体之一。”
在这间会议室里，我们享受了一顿很丰盛的工作餐，感叹人家的食堂真好。
餐前在走廊参观，感受难以形容。悬挂着《财富》杂志封面的走廊，仿佛是历史的隧道。在教科书上读到的众多历史事件都由一排排封面呈现。
此刻才切身体会到“新闻是明天的历史”，置身此地，由衷感叹：如此媒体帝国需要我们仰视多久？
“信心之旅”结束后，在车里换上短打直奔华尔街，以纽交所为背景留影。漫步到码头，看着穿梭往来的船只，东华社长心情依然难以平静，几次说道：“我们的做法被证明是对的。”拖着病体不远万里，得到了一句肯定，就像一个自学武功的少年被大师点头认可。
细雨蒙蒙中，坐在轮渡上眺望自由女神像，那时，世贸双塔还在。
8月18日 第三天
这天是工作采访，接待我们的是《财富》副总编科克兰。
第一次登门拜访之后，我们曾让媒介部总监麦特威女士很是为难了一番。杨恒明说了两遍，她才确认没有听错，这几个中国人将“每天都要来拜访”，“见到尽可能多的人，包括各个部门的”。她说，她此前接待过的中国媒体人都只来一次。
科克兰副总编是代表在夏威夷休假的休伊总编辑来接待我们的。
采访开始前，我将几期《中国企业家》杂志送给科克兰，并介绍说，我们的杂志有一个栏目“名刊辑要”，译介包括《财富》在内的国际大刊。科克兰翻着杂志，突然和旁边的同事指指点点笑谈起来。原来他看到，我们译介的那期《财富》封面是关于企业家“性沉溺”的话题。看来他们也认为这是一期不同寻常的封面。
科克兰介绍了休伊就任4年以来《财富》发生的变化。在休伊接手前，《财富》的报道范围变狭窄了，目的是把《财富》办成一本对经理人的指导手册，因而对商界更为广泛的事件报道较少。休伊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重新定义杂志的报道范围。他认为，商业新闻主要是由商业界的事件、思想和商界人物的个性所驱动的，因此，在新闻报道中加大了商界人物性格报道的内容。
科克兰还讲了一个后来流传很广的故事：1996年，《财富》在一篇报道中对当时炙手可热的IBM总裁郭士纳进行了无情的抨击，言辞之激烈令郭士纳大为光火，此后，IBM公司撤除了在《财富》杂志投入的价值500万美元的广告，但休伊并不为此感到后悔，他的一句名言是：“记者的观点是不能被买断的。”
谈起两年半之前的这件事，科克兰更阐述了《财富》的编辑理念：“我们仍然要坚持这种客观报道，因为这是我们的基本价值观所在。我们可以承受失去100个广告客户，但我们不能承受失去读者，因为那就失去了一切。”
这个故事也令我们兴奋不已，东华社长再次介绍《中国企业家》孜孜追求的理念。他说，几年前，当杂志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候，我们曾经用版面换饭吃，甚至不惜以封面做广告，结果读者锐减。后来我们痛定思痛勒紧腰带渡过了难关。现在《中国企业家》杂志的封面可能是中国最值钱的封面，因为不符合我们的要求，100万也不做；符合我们的要求则分文不取。也就是说，《中国企业家》杂志的封面已经不再是能用多少钱来衡量的，它是无价的。
8月19日 第四天
继续工作访问。采访《财富》杂志统计部负责排名的资深编辑卡卡西先生，以及会议部的主管。
对卡卡西先生采访是我们此行的巨大收获之一，依此采访写成的《〈财富〉500大是怎样评出的》，被国内媒体广泛转载。《中国企业家》成为最早且最权威地报道《财富》500大评选的中国媒体。
8月20日 第五天
《财富》编辑部的人已经习惯这几个中国同行天天来，我们和其中几位已经是点头熟了。
旁听《财富》的编前会之前，麦女士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休伊中止休假，提前回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财富》的编前会和我们的没有什么不同，选题单都几乎一样。后来，我听说，编辑部的编前会都大同小异。
编前会后，我们进行了《财富》之行的最后一项工作，采访休伊总编。
休伊是美国新闻界的传奇人物，曾被著名的媒体专业杂志《广告周刊》评为1998年的封面人物。英特尔公司总裁格鲁夫对休伊的评价是“记者中的记者”。主持《财富》杂志编辑业务4年多来，他以一种全新的理念使这本早已声名鹊起的杂志更上一层楼，发行量和广告额都以神奇的速度增长。
从休假地返回的休伊略带倦容，很客气地说：“你们对《财富》杂志感兴趣，我深感荣幸。”听说我们已经在这座大楼连续采访了4天，他深深地点头致意。
休伊与东华社长一见如故，如果不是需要通过翻译转达，两人一定会聊得更加海阔天空。
两位老总谈的都是共同感兴趣的话题：
在媒体搞精神产品生产的人一时还很难得到与他的付出相应的回报。但有些人就是为了某种责任感或使命感，宁可牺牲改行后可能得到的高额回报而坚守在这个领域。《财富》杂志是否也存在这种情况？
迫于生存的压力，中国的许多媒体进入市场后越来越难以处理好一对关系，即对社会、对读者负责还是对眼前的利益负责。《财富》是如何处理这对关系的？
“读者至上”应该是任何严肃媒体的基本理念。但尽管如此，不同媒体仍然有“积极、主动地引导市场，还是消极、被动地迎合市场”的不同选择。《财富》是怎样做的？
东华社长用以下几句话结束了这次非同寻常的对话：“《中国企业家》前几年就是从踏踏实实做事业开始的，因为中国的企业界非常需要这样一个为他们服务的事业。现在已经开始有点企业的味道了，读者越来越信任，发行量越来越大，广告越来越多，而我们最终是要把它做成产业、一个很大的产业的。”
休伊双手同时竖起大拇指说：“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5天的《财富》之旅对二次创业初期的《中国企业家》意义非凡。其中最重要的意义是：东华社长坚定了自己的理念。《中国企业家》的成功有很多因素，首要的是理念毫不动摇。东华社长说，创业初期，每年都有“眼前一黑”的感觉，都有一道迈不过去的槛儿，之所以坚持下来，应该是因为对理念的坚持。
《中国企业家》从《财富》听到的是：
●《财富》的品牌是和资本主义及其商业成功紧密相连的。
●商业新闻主要是由商业界的事件、思想和商界人物的个性所驱动的。
●做市场的“领头羊”，努力去引导潮流，而不是迎合市场。
●必须选择你的立场。你不能试图左右逢源，因为你可能谁都会得罪。你对新闻原则的执著程度，也就形成了你的公信度。
●时代华纳的公司文化是，每个人都诚挚地相信只有新闻的独立性和道德性才是我们成功的唯一根源。
●编辑部是“教会”，经营部门是“国家”，两者并行不悖，没有交叉和隶属关系，谁也不能左右总编辑。“教会”不考虑广告不考虑挣钱，只考虑如何按他们的原则和理念办出一本读者信任的、最好的杂志。
●杂志是那些智慧的头脑是最容易接近的、最好交流的载体，也是最能经得起时间磨损的载体之一，今天乃至明天仍然会有强大的生命力。今天看来，这些话不足为奇，但在当时，这些话几乎所有中国媒体人都是第一次听到，可以说，《中国企业家》对中国财经新闻界的第一个贡献是，最早引进了西方的财经新闻理念。
《财富》的另一大收获是，我们的编辑团队有了一个明确的榜样。从《财富》汲取的营养，以及编辑团队成员对财经新闻的探求和感悟，形成了编辑部的理念和文化。《中国企业家》用“中国《财富》”的独特方式讲述财富阶层的生意和生活。
《中国企业家》迅速完成了从“研究失败”到“研究成功”的转型，并且努力实现做“真正的”财经报道，从而成为业界标杆。今天，中国的媒体人无须像10多年前那样仰望媒体帝国（我们甚至可能成为他们的新主人），《中国企业家》也真正变成了中国的《财富》。
当年赴美之前，时任诺基亚副总的刘持金曾对《中国企业家》说，最直接、简单的成功之道是临摹一本权威的国外财经杂志。今天，《中国企业家》已经成为被临摹的对象。对于新一代有志向的中国财经人，我的建议是：临摹《中国企业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文/宋铁军，曾任《中国企业家》高级编辑）
申音：毕业于“中企”
2005年年中，在我做媒体做到第五年的时候，有那么一些困惑。
当时，我服务于一本主要报道世界500强公司的本土商业杂志，担任主力编辑和中层管理的工作。自从2000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大量的世界500强企业和海外资本涌入中国，迅速成为中国经济舞台上的主角。而这本以“推动中国商业国际化”为使命的杂志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当时，这本杂志所选择的封面人物，绝大多数是欧美日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但问题在于，我们去采访这样的大人物往往是在他来访中国的时候，由企业的公关部门安排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接受采访和拍照。整个操作过程中，媒体常常处于被动的位置。由于采访时间有限（还包括翻译），你很难真正挖到什么独家的内容，因此必须整合很多国际大刊的报道，才能写成一个封面故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基本上那些500强公司的总部都在国外。他们自然会把《财富》、《经济学人》、《福布斯》、《商业周刊》这些常年跟踪他们的杂志当成是他们商业生态圈中的一部分。但是对于我们，他不会把一本中文杂志视为他们商业生态圈里的一部分。尽管这些外企的公关部门很乐于安排这样的采访，但显然这只是一份来自中国的媒体礼物。
一本以报道国际商业人物的中文杂志，却不能给其所报道的国际商业圈子带来真正的影响，这无疑是一种尴尬。尽管这本杂志在外企的职业经理人圈中口碑不错，而且经营效益也相当好，但我已经意识到，它未来的发展面临瓶颈。
当时我就在想，下一步中国商业的发展会是什么样的？我发现，自从2004年以后，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企业、民营企业开始崛起。华为、联想、TCL这样的本土企业甚至开始进入全球市场。而在互联网新经济旗帜下，一批中国的创业者迅速崛起，让那些国际互联网巨头节节败退。放眼全球任何一个主流市场，最终在商业舞台上唱主角的一定是本土企业家。
而此时，创刊已经20年的《中国企业家》杂志，在刘东华社长和牛文文主编的率领下，正表现出越来越强的竞争后劲。相比那些国际大刊，虽然它的版面设计还不够精致，报道手法还比较简单直接，其价值也没有完全被广告商所认识；但很显然，它与本土市场和本土商业力量的成长血脉相连，唯其根深所以叶茂。更重要的是，在其文本之上，还承载着独特的精神追求和强烈的价值观。而这正是一本伟大杂志所需要的“魂”。
一个“机会窗”向我打开了。为了迎接本土商业力量的崛起，《中国企业家》要由月刊改成半月刊，这不仅仅意味着出版频次的增加，也预示着整个内容生产方式、报道面和报道形态的重大变化。恰好，时任主编牛文文先生找到了我。在王府饭店的咖啡厅，我们的交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取得共鸣。我们希望能用西方式的新闻专业主义手法来描述中国本土的商业变革。而在见到刘东华社长之后，我更是被他身上强烈的人格魅力所感染。
当年9月，我正式加入了《中国企业家》杂志，受命领导整个公司报道组，并亲身参与到这本杂志的“二次革命”中来。从一本“牵挂企业家的命运”的精英杂志变成一家关注“一个阶层的生意和生活”的主流商业大刊。
2005年11月，我和记者刘涛一道，去浙江萧山采访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鲁冠球。作为2005年最后一期杂志的封面人物，这位面相和蔼、精力充沛、满口乡音的60岁老人，给了我巨大的震撼。
此前，我见得最多的都是世界500强公司的老总，他们不是住在豪华的酒店就是待在宽敞的办公室里。他们喜欢讲体系、谈管理、用数字，基本上都是职业经理人思维。
而鲁冠球跟他们完全不一样，他的办公室虽然简陋，思维也不见得那么国际化，但其战略眼光、胸襟气度和做事的方式方法，是真正的Leader，是真正的Founder。像这样从草根边缘出身的人，完全是靠个人的能力和时代的机遇，跻身商业舞台的主角。他们正在创造的商业，是一种有血有肉有根的商业。能见证、讲述、评价他们的商业故事，是一件非常有意思、有挑战性的事情。
2006年年初，我又和同事尹生一起，操作了第一篇有重磅影响力的调查报道《亚信迷航》。在选题会时，我们还仅仅把它作为一般性选题提出，但牛主编一下子看到了它潜在的价值，让我们大做。
这篇报道涉及的方方面面人物，比如田溯宁、丁健、张醒生等，很多都是杂志社的老朋友，企业家圈中的著名人物。笔锋所及，一定难免会让他们受伤。但从社长到总编再???两位执行主编房毅和李岷，都全力支持我们深入地挖掘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