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希望他在供电局好好抄电表，他天天抽风，还口吐白沫，用户们不惜非法集会到供电局静坐，要求这孩子尽快退休。刘抄表员当年在家里创作的电表指数，有的人家至今还没走到。
后来，他来到了《中国企业家》，跟人说自己热爱写作。他说没想到这儿的人都愿意往文章里弄点儿数字，这个是他的老本行儿。说实话，他写的文章我是不看的，词语贫乏，千篇一律。这也是我们整个小区居民的普遍意见。其实我比他热爱写作，我们小区业主委员会的通知都是我起草的。
一个抄表员、癫痫症患者成了记者，是一个神奇的事件。它充分说明了你们这个杂志的慈善性质。我还有一个小儿麻痹的侄子和两个高位截瘫的外甥，都酷爱写作，等你们改周刊的时候再介绍给你们。
最后，谢谢你们按期给我寄杂志。你们的杂志够分量，我每半年卖一次。
我爹的文章基本属实，就这么着吧，尽管他不知道刘抄表员经常在杂志社连熬数夜只字未写屡屡萌发再回去抄表的邪念，不知道在每次聚会的酒桌上，随着我很快不省人事，这一切都得到了补偿。
本来，我应该像雷晓宇或者丁伟，写一篇真诚的文章，但是我的记忆一片模糊。25年前，我纯洁，有理想。现在，我还算纯洁，没有理想。我很想像罗大佑一样大声说我们的生命活得多么精彩，我说出来的却是：他妈的，25年这么快就过去了。
（文/刘建强，《中国企业家》主笔）
丁伟：企业史就是文学史
1977年，世界风云激荡，与我有关的事情却只有一件：我出生了。这一年，人们后来会记得邓小平复出，高考恢复，国家和个人的命运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中美建交开始谈判，卓别林死了，《安妮·霍尔》击败《星球大战》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但我只关心一本杂志的遭遇，我认为它对于我后来所从事的媒体生涯是一个讽刺性的隐喻：1977年，默多克花760万美元收购反主流文化杂志《村声》（Village Voice），然后又在1985年以5 500万美元出售，转而投资福克斯电视网进军好莱坞。
《村声》至今仍然存在，但已经变成了一本免费的普通的城市杂志--想当年，这可是纽约著名的知识分子杂志，格林尼治村的“村报”，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帮“垮掉的一代”的文化阵地啊。当然，1985年才出世的《中国企业家》跟《村声》比不了，中国也没有哪本著名杂志能发出那样令人惊心动魄的“乡村之声”，但在某种意义上，偌大的北京城可不就是个村儿嘛。中关村这个村、金融街这条街离美国硅谷和华尔街差得不是一般远，企业家再声名显赫也还是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中国企业家》作为这个阶层所谓的心灵读物，这么多年倡导企业家精神，为他们的命运鼓与呼，大不了也就是一“村声”吧。
如果我现在“解密”说，8年前从一开始加入《中国企业家》这个“村声”，我就是怀着隐秘的目的潜伏来的，也许有些事后美化，但有一个事实是非常明确，而且在不才如我之辈中带有普遍性的：一个热爱文学及文学女青年的年轻人，不去做严肃的文化事业，却跑到一本商业杂志跟商人为伍，眼看他们起高楼宴宾客楼塌了，整天研究他们的战略、八卦、智慧、愚蠢、影响力和不安全感，还信奉“钱才是真的，要不我怎么学会了不再发愁而且爱上大企业呢”（《不安全的时代》语），这难道不是造化弄人吗？
懵懂，纠结，冲动，2002年5月30日，在韩日世界杯开幕的前一天，告别了之前的东家《21世纪经济报道》、《三联生活周刊》，我来到了《中国企业家》。2010年南非世界杯期间，我跟同事一起看球的时候还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流光容易把人抛，一晃又是两届世界杯过去了。8年在媒体行业就意味着两代人，“70后”纷纷成了元老，我们硬是把“85后”的商业杂志恐龙做成了一本青春读物。
我当时不知道，《中国企业家》其实可以在五矿大厦门口立一个牌子，上面写道：“中国距离富贵社会还有多远？请上8楼。”或者：“嫌富爱贫，莫入此门；升官发财，请走别路。”我们《中国企业家》“02级生”赶上了好时候，2002年在《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改写财经媒体市场格局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家》已经赢利了，采编队伍得到了扩充，大家都很年轻，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中国企业家》开始第一次做“25位最具影响力的企业领袖”的年度评选，第一次举办中国式的达沃斯、财富论坛中国企业领袖年会。
那是一段幸福的时光，2002年还没非典，没宏观调控，没大国崛起，没过劳死，没仇富论，没网络控，没多难兴邦，没网游甲天下，没我的成功可以复制。那种代际的区别曾经被一个女作家说得很刻薄：“80年代的人认为90年代的人俗，90年代的人认为80年代的人傻，将来的人肯定对我们都会翻白眼儿。”
我尤其感激那段时光。我终于搬出了地下室，在《中国企业家》马路对面的居民楼里租了三居中的一个小房间住了下来，每天经过地下通道去上班，很快赢得了“爱社如家”的美名（下了班也待在办公室，蹭电视看世界杯）。我毕业后两年频繁换了五六份工作的日子（想想吧，1999、2000年是互联网热潮）也暂时消停了，我不能说当时就有着后来向更新的同事经常宣扬的论调--“商业救国”或“商业生活的意义”，但新新闻写作名家盖·特立斯在《王国与权力》中提到《纽约时报》一个元老的话令我心头一热：“此后几年他极力寻找适合他的智力和他所信奉的理想主义并结束他的不安定生活的工作，但他没有找到。他既不是很有决心，也不是很幸运，所以他来回奔波，并且多变。”Fortunately，我找到了。
凡是来《中国企业家》应聘记者的人，经常会被问及一个奇怪的问题：“你看过《光荣与梦想》或《蓝血十杰》吗？”这两本关于美国社会变迁及一群商业精英风云流散、充溢着动人的细节和人性洞察的特写杰作是《中国企业家》的入社必读书。新闻系出身的人当然对此不会陌生，更??况我在大学期间读了很多小说和人物传记，在IT类媒体工作时又拼命拿《财富》和《商业周刊》作自我启蒙。不过，我记得当时主编牛文文面试我的时候，我隐瞒了对于“后现代”的兴趣（我的毕业论文是《从周星驰现象看后现代文化》），也忍住没炫耀米兰·昆德拉讲过的一个段子--这种压箱底的宝贝支撑着我在《中国企业家》做了这些年，而且执意相信《中国企业家》是中国最有条件成为《财富》那样承载国家精神、进入中产阶级客厅和心灵的杂志。
我也坚信，米兰·昆德拉在《帷幕》中写的那个故事之于中国的财经媒体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会有效。
1989年东欧剧变之后，昆德拉曾到布拉格小住过几次，一个一直在那里生活的朋友对他说：“我们这里需要一个巴尔扎克。你在这里见到的，是一个正在复辟的资本主义社会，带着它所有的残酷和愚蠢，带着骗子和暴发户的庸俗。商业愚蠢已经取代了意识形态上的愚蠢。”那个朋友接下来讲述了一个老人的故事。老人原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一名高官，25年前，老人促成女儿跟一个被没收了财产的大资本家的儿子的婚姻，而且很快让女婿有了很好的前途。今天，这位老干部正在孤独中度着残年。女婿的家庭收回了原先国有化的财产，而女儿为她的共产党员父亲感到羞耻，只敢偷偷摸摸私下见他。这可是地地道道的高老头的故事呀！昆德拉和朋友笑了许久。“这个时代真的需要巴尔扎克吗？也许吧。对于捷克斯洛伐克人来说，读一读以巴尔扎克手法写出的关于他们国家重新资本主义化的小说是有用的。但任何一个小说家都不会写这么一部小说。再写一部《人间喜剧》是件可笑的事情。”
这个类比放在中国真是再恰当不过了。《中国企业家》的很多同行，试图干的就是巴尔扎克的勾当，奋力记录这个国家重新资本化的过程和图景，有野心再写一部《人间喜剧》。瞧瞧他们的口号就知道了：“负责报道一切”，“新闻的圣徒”，“理性、建设性”，“独立、独家、独到”，“新闻专业主义”，“一本杂志和它倡导的生活”，“生活的禅意、生命的哲学”……
其中，《中国企业家》的口号“一个阶层的生意与生活”，显得有些拧巴难为情，不是那么理直气壮、正气凛然、不可一世，似乎只能被收录进新闻野史。即使是2008年《中国企业家》更改后很较劲的新口号“让中国商业更受尊重”，以及创刊25周年庆典提炼的主题“让商业创造尊严和荣耀”，都还是透着一股苦大仇深的劲儿，不够从容，不够雅皮。不过，与所有国内财经媒体相比，1930年《财富》创刊时的自我描述牛得太多了：“准确、生动、具体地描述现代工商业，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新闻工作。”
我承认，我这属于自我催眠，我的领导肯定不会同意我把《中国企业家》当做一本文学杂志来对待--文学杂志允许虚构，开的稿费比商业杂志要高，发行量不作BPA认证，而且，文学杂志怎么可能拿有钱糟老爷们儿的大头照作为封面啊。所以，8年来（中间离开一年），看上去我跟同事们是在同一本杂志工作，但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其实处于另外一个平行时空里，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我真正服务的那本虚拟、理想、完美的《中国企业家》，更像是《财富》+《纽约客》“中国来信”+《名利场》“人物特写”+《花花公子》“访谈栏目”+《大西洋月刊》“商业专题”+《哈佛商业评论》“寻访行家”的杂碎。
像很多眼高手低的人一样，我也振奋于亨利·卢斯当年在《财富》的做法：聘请一批诗人、作家来作公司报道。他的理由是，训练一个诗人看懂财务报表容易，但要让一个会计学会写诗就困难多了。因此，我很为国内一些尊敬的同行抱屈，他们在铺天盖地的财经腔、八股体的滥觞丛林中吹起了一阵清新的文艺之风，文笔玩得煞有介事，一心想在中国搞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的非虚构写作。然而，他们却被贬损为“微薄之盐”--此语出自现代传播董事长（《周末画报》）邵忠，他对一个离职的文艺小青年说：“你也好、许知远也好、困困也好、李海鹏也好，你们这种人像是味精，在商业杂志圈里，有你们味道不错，但太多你们这类人，又根本咽不下去。”孙子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看样子邵老板有点吃撑了，但《中国企业家》的刘东华却吃得远远不够。
在《中国企业家》二次创业15年的历史上，也有两个厉害的文学青年：刘建强和雷晓宇，前者是文艺愤青，后者是“中年男人杀手”。这两把“味精”在内外部评价都很高，但基本上当不了“主菜”--用我们的说法，他俩能写透“人性”，但不太懂“商业”；他俩擅长把故事写得才华横竖都溢，但遇到王石马云宁高宁王传福黄光裕郭台铭这种要拼硬功夫、搞猛料、钦定人家生死的封面的时候，他俩往往不是主编心目中的第一人选。
请别误会，我并不是自曝本刊隐私或者搬弄同行的是非，在快速阅读的网络时代，信息代替了思考，实用盖过了美感，“味精”注定了是稀缺和边缘的，这是个残酷的事实。尤其是在《读者》、《知音》、《故事会》仍是中国最主流刊物的情况下，在《第一财经周刊》成为“基本杂志”、《看天下》备受精英追捧、《新世纪》打造全业务媒体的喧嚣背后，西方成语“世界上的盐”（the salt of the earth）在中国还没土壤呢。《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第13节，耶稣赞美他的门徒说：“你们是世界上的盐。盐如果失了味，怎么能叫它再咸呢？”但中国的媒体老总对记者编辑怎么可能说这话呀？
为了不陷入无谓的新闻理念之争，也尽量减少来自同行的刺激，几年来我强迫自己相信领导说的是对的：“我们生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见证了中国商业的崛起，我们还会见证未来30年，如果运气好的话，中国将是一个正常的商业国家，做商业不耻辱，人人可以创业，有财富不会被剥夺，政治家和企业家是平等的……”在这样一个时代，企业家成了活生生的文学题材，时代风情画卷上的典型形象，人间喜剧里的戏剧性角色。而25年来跟企业家一同野蛮生长、自身历史比很多公司都要长久的《中国企业家》，天然就拥有一张通往商业权力后台的门票，一把能开启商人心灵的钥匙，一面成功和失败都励志的镜子，一本充满了幸存者和下落不明者的命运启示录，一个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的纯真博物馆。
借用昆德拉“巴尔扎克”的视角，中国很多企业家也是鲜活、传神的文学形象：王石曾经自比《红与黑》中的于连，年轻时不甘于平庸，奋力打入贵族社会；公审的时候不祈求任何人的恩赐，放出狠话“我绝不是被和我同阶级的人审判”，最后上了断头台。王石2008年遭遇“拐点论”和“捐款门”，一度耿耿于怀。2009年他出版新书《徘徊的灵魂》，我们采访他，他说：“殉道者是很伟大的！如果再来一次8级地震，我准备被乱棍打死，而且我觉得才可能有积极意义……把一个知名、受人尊敬的企业家打死了，这个民族可能值得怀疑。”好在这位“于连”与社会和解了，从一个理想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存在主义者。
不要觉得这种类比牵强附会，隔靴搔痒，文学的矛，最容易戳破商业的盾。企业家平时都戴着面具，但精神分析能找出他们的破绽和软肋，洞烛幽微，拷问人性。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公民凯恩那样神秘的“玫瑰花蕾”，福特三世一辈子都要走出祖辈的阴影，乔布斯试图像甘地、毕加索一样在历史上不朽，李嘉诚学富兰克林而不是范蠡“建立自我、追求无我”，马云最佩服的小个子伟人是拿破仑，柳传志是幸福的“李尔王”，张朝阳是幸存的了不起的“盖茨比”，黄光裕被余华在《兄弟》里写成了“李光头”，潘石屹是《平凡的世界》走出来的乡村少年，张欣被冯仑戏称为拆散了甲壳虫（万通六君子）的“大野洋子”，冯仑自喻“汤唯”，民营企业30年充斥着色与戒的冲突，“我特别希望像汤唯一样很好地把人性、人的本能，以及矛盾、困惑、误解、踌躇、摇摆、张皇、沮丧甚至亢奋，淋漓尽致地展露出来，即使露点也义无反顾，因为心地清白，所以脱得干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