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杂志的第一任社长是《东北日报》原总编辑张沛，张老在新闻界里可是鼎鼎大名的人物。张老离休后，始终关注着《中国企业家》杂志的发展。2003年，张老携夫人林焕阿姨到《中国企业家》现在的办公地中国五矿大厦视察，远远的，张老看到我，激动地问：“你是小赵吧？”他紧紧握着我的手，眼中充满着关切。那天的情景令我终生难忘。
第一任总编辑是原自然博物馆黎先耀馆长。作为一位知名的生物专家，不知何故与媒体结下了不解之缘，当年在中国企业界里鼎鼎大名的健力宝集团，在黎老的生辉妙笔下，获得了轰动世界的“东方神水”美誉。
到了1994年，因财经媒体竞争的加剧，加上社领导的频繁变更，杂志社的经营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与之相对照的是《经济日报》旗下的另一子刊《中国花卉报》蒸蒸日上。在这个时候，我产生了动摇，找到了当时《中国花卉报》的冯社长，表达了调动工作的意愿。我说我看不到《中国企业家》杂志的未来。冯社长教导我：“中国的企业发展了，中国的经济壮大了，就会有《中国企业家》辉煌的一天。”
1996年年初，《中国企业家》的状况更加恶化，人心涣散，部分人员不断找《经济日报》的主要领导反映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家》在报社是挂了名的烂单位、散部门。怎样才能改变《中国企业家》的现状？这个问题牵动着报社领导及《中国企业家》全体20几位员工的神经。“派一位新社长来改革吧”，报社领导终于作出了决定。消息一出，报社部分部门的干部跃跃欲试，据说有此意向者多达五六位。在这个关系《中国企业家》未来命运生死攸关的时刻，时任《经济日报》评论部评论员的刘东华主动找到部分《中国企业家》员工，陈述了他的改革构想，畅想了美好发展蓝图，描绘了《中国企业家》的宏伟未来。这不正是大家所期盼的吗？刘东华年富力强，正是干事业的好阶段。相对于其他几位，年龄正是优势所在。大家的心里终于有了一杆秤。
在报社领导征求意见的时候，大家积极举荐了充满激情、富有朝气的刘东华来做社长。报社领导终于作出了决定《中国企业家》未来的英明决断。
1996年10月，饱含中企人新希望的开篇《乔赢和他的红高粱》正式面世，带着清风，以崭新的面貌、深度的分析，详尽报道了红高粱连锁快餐的??业历程。从红高粱与洋快餐的博弈中开始了《中国企业家》杂志的二次创业。
最令中企人引以为豪的，是如今在媒体圈中的部分著名人士当年都围拢在《中国企业家》的创作队伍里，（如胡舒立、方向明、陈惠湘等）对《中国企业家》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独特理念。
1997年，《中国企业家》杂志开创了一个时代的辉煌，期期精彩的报道引起了市场的轰动，赢得了大家的关注。在记者多达20多天的对话后，关于沈阳飞龙的《总裁自省20大失误》隆重推出，据我当年不完全统计，此报道被140多家媒体转载，开创了《中国企业家》“研究失败”的专题大讨论。
从红高粱的推出，到1998年年底，《中国企业家》是财经媒体的引领者，那期期精彩的封面、篇篇重磅的文章，揭开了《中国企业家》改天换日的时代。
如果你要问我哪一阶段的记忆最深刻，我会告诉你是1997、1998年；如果你问我能记住哪些期杂志的报道，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是1997、1998年--那些封面，时时在我脑海浮现，那些文章，一直铭刻在心里。
我可以骄傲地告诉所有人：首都机场报刊零售的前期是在《中国企业家》的帮助下发展起来的。每期1 200册的销售量不是吹出来的。
近年来，《中国企业家》杂志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阶段，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这也是我这个经历过过去艰难时期的过来人的切身感受。
因公出差到某地，入住如家酒店，偶然发现桌上配有图书，第一本就是冯仑的《野蛮生长》，随意翻阅，表述他最认可的中国三大财经年会，这其中就有我们的中国企业领袖年会，这是企业家对我们的最高赞赏。
2008年春节前夕，好友为父亲80大寿摆五桌寿宴。我与一些不相识但从外表看较有身份的人同桌，寿宴因同桌一位叫薛总的晚到一小时才开始。薛总席间谈到年前参加了中国大型企业家会议，自称对他的帮助很大。后来我有意无意中得知他介绍的是《中国企业家》杂志办的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一个陌生人对自家的赞誉，让我内心里有一种得意在荡漾。这也是一种人们对我们的最高认可。
不断有年轻人涌进《中国企业家》大门，新鲜血液的补充焕发了杂志社的青春。作为一位经历过艰辛的长者，我时时告诫自己也和新同事分享，珍惜今天的时光，把握自己的命运，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文/赵连京，《中国企业家》发行经理）
黄炎：理事会往事12年
我是1998年年底到《中国企业家》理事会工作的，理事会在1999年实现收入390万，创造了一个奇迹。当时员工七八人，电话两三部，大家要安排时间，排队和客户通话，更重要的是，话费自付。没有电脑，查寻企业资料必须在周六日赶到北边的北京图书馆，一待就是一天，有点当年马克思的味道。这些现在看似可笑的举动，让我们成为对企业和企业家最熟悉的人，哪家知名企业的领导是谁，籍贯、学历，均如数家珍，荣誉、爱好，皆娓娓道来。这段经历，也推动了几位同事投身商海，从企业家精神的旁观者变身为践行者。
10年来，让我们最有成就感的事情发生在1999年，当时主管理事会业务的李本军副社长到我们办公室宣布了一个重要决定：“大家这个月的奖金推迟一个月拿，因为要给编辑部发工资，请大家支持。”我们说“没问题”。当时我们正被其他部门同事戏称为“挣钱机器”。
我们也有过痛苦和磨难，业绩的不确定性，让我们永远处在不安之中；遇到工作低潮，数月不出成绩，几乎要崩溃；2000年前后杂志社的变动，理事会的分合，也有过摇摆和灰心。但想到当初邀请企业家成为理事时的承诺，叫我如何舍得离开它？
每月500元的工资，并没有让我们悲观，因为太多的企业家的创业故事给予我们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积累的增多，抗压能力不断增强，继而自信，再到游刃有余。12年来，近400位不同时期的优秀企业家曾担任我们的理事，与我们共同成长。
2002年，第一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胜利召开，当时众多理事参加，刘东华社长上台向参会的理事鞠躬致谢，并表示杂志社是通过理事会向企业家化缘，来成就《中国企业家》这本杂志，来成就企业家群体的未来。虽然那时的服务不尽如社长之意，但承诺的基本服务从没有断过，只要理事提出要求，我们尽量予以满足。最重要的是，理事会这个组织还在，承诺就会兑现。
没有内容支持，没有广告优惠，同行和客户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凭什么一个杂志社办的理事会，张口就要收30万？我认为是坚持，在坚持中兑现承诺，在坚持中获得信任，在坚持中积累资源，在坚持中寻求发展，在坚持中创造一个品牌……
2005年理事会参与组织“玄奘之路”活动，因经费问题，活动眼看就要夭折，我硬着头皮给甘肃时代置业集团李振民董事长打电话求助，李总说：“既然理事会有事相求，我一定支持。”这让我多年来一直心存感激。有了这种友情，我们两人才能在2009年陕西法门寺佛祖舍利供奉大典上一起露天淋雨两小时，直至典礼结束。连任两届常务理事的李振民董事长也是目前为止为理事会贡献最多的企业家之一。
兑现承诺，实现信任，这就是理事会的生存之本。从1998年到2010年，转眼一个12年的轮回，理事会如何能持续赢得企业家群体的信任？关键在于我们成长的脚步能否赶上企业家腾飞的翅膀！
（文/黄炎，《中国企业家》理事会主任）
邓亚平：活着就是折腾
“活着就是折腾”是挂在我办公桌前一块黄色牌子的话，这块牌子是在上海附近一个千年古镇上花5块钱买的。当时不知为何一眼相中，价都没砍就直接拿下了，后来一琢磨，这句话还真有那么点味儿，恰好概括了这几年与同事们一起奋斗的难忘历程。
《中国企业家》今年25岁，风华正茂。没来《中国企业家》之前，我基本上每半年跳槽一次，比较喜欢折腾。可能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在2003年“非典”之后，我非常幸运地进入了《中国企业家》，并且一待就是7年。
那时，《中国企业家》的会议活动刚刚起航，但势能与格局已初步显现。中国企业领袖年会正举办第二届，时任辽宁省省长薄熙来、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柳传志、张瑞敏等政商领袖嘉宾云集，精彩纷呈；专注于成长性企业的中国企业“未来之星”年会已召开三届，所评选出的如腾讯、用友、携程今日已成为行业领袖；“企业家的健康与生活”、“企业家与十六大”、“非典后的思索”、“上海城市精神与企业群落特征”……各种主题、形式各异、高端私密的企业家沙龙也已举办数次。
当时，这些活动不论规格与形式都开业界之先河，影响很大。面对一些赞誉，刘东华社长却认为这是必然，一方面是杂志社资源势能积累的自然爆发，另一方面是杂志社活动在围绕一个重要使命而努力：推动政府逻辑和企业逻辑两大逻辑的对接，推进本土商业和全球商业智慧的融合，在对商业脉搏、对中国与世界发展大势把握准确的基础上，去满足企业家们的最为真实的需求。
《中国企业家》的会议活动主要服务于高端主流的商业人群，他们不论对外部还是对自己都是极为苛刻的一群。活动要想办得数一数二，压力自然非常大。实际上，办活动还是个极度折腾的活儿，你可能一会儿觉得千头万绪，一会儿觉得进退两难，一会儿又峰回路转，有时好比走钢丝，弄不好你可能会掉下来，掌声背后的很多故事并不为人知，而兴奋、无奈、狂乱、喜悦……更是常相伴。
鼠标点到了2004年的文件夹，里面有这样一些记录，跟IBM合作了“未来之星”年会；在天津举办了中德经济论坛；与万科合作了中国企业20年论坛；还有在北京、上海两地举办了轰动一时的杰克·韦尔奇中国行；举办了6期中国企业家沙龙；出版了历经几个月整理设计而成的《中国企业领袖年会画册》；年底的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依然是我们的重头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