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九月十五日雷曼兄弟事发后的九个月，是我这辈子难得一遇的经济风暴了。因为新《劳动合同法》的杀伤力强及宏观调控搞得一团糟，中国本来就很不妥。我在雷曼兄弟事发前三天【九月十二日】大声疾呼，发表了《北京要立刻撤销宏观调控！》。北京的反应也算快：《劳动合同法》大手地放宽监管，宏观调控撤销及时，银行借贷大举增加。没有这些够快够大的对策，后果不堪设想。
我不认为北京的朋友是依我说的。雷曼兄弟及跟着而来的暴风暴雨，不可能不把他们吓破了胆。对中国来说，今天算是过了关，而远比欧美优胜的地方，是中国的“毒资产”不多，市场对政府的大手放宽反应得快。这次经验也告诉我们，北京的政治体制处理经济危机比欧美来得果断，也没有那么多压力团体带来的沙石。另一方面，到今天，我还不能肯定去年十一月九日北京决定推出的四万亿财政政策，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这本书收录了二○○八年九月十二日到二○○九年六月十六日写下的经济文章，共五十五篇，刚好是同期的九个月。惊心动魄的九个月，紧张刺激兼而有之，我躬逢其“盛”，观察观察、分析分析，凭着自己纵横天下数十年的价格理论，这里挥一刀，那里刺一剑。不久前几位朋友说，今天一些西方经济学者对这次金融危机的新观点，跟我年多前写下的大有雷同之处。迟了一年多，难道炎黄子孙的功夫有独得之秘乎？
张五常
二○○九年十一月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