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填补心灵的空虚，她变本加厉地与嫖客们厮混，朝李暮孙，投怀送抱，让他们欣然解囊，慷慨馈赠。她根本没有任何操守，哪里还谈得上有“美”可守！余先生应当懂得，“美”不仅仅指容貌和形体等外在的美丽，更重要的是指精神、道义、节操等内在的美德。如果完全撇开了后者，而把凭借自己骄人的美色玩男性于鼓掌之上的妓女也称之为“守美”，那么，人间还有什么丑恶的东西不能给它戴上“美”的桂冠呢？古今中外，描写、评论、研究妓女的作品和论著并不少见，但像余先生这样借着一篇反映古代妓女生活的小说来借题发挥、大唱赞歌的历史散文，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我认为，这可以说是《文化苦旅》中最大的一处败笔。
最后，我想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希望余先生能加以考虑。现在，你的《文化苦旅》的印数已经达到几十万册（加上盗版还不止这个数目）。它早已从成年人的圈子，走向更大的未成年人的范围。不少学校还把它作为提高语文写作能力的辅导读物推荐给中学生。这些正处于花季年龄的莘莘学子，有许多人其实还不清楚“妓女”为何物。看了余先生的《西湖梦》，很可能会提出疑问：这妓女到底是干什么的？这样风光美好的职业，现在还找得到吗？苏小小的一生，真让人羡慕和感动，要不是读了《文化苦旅》，我还真不知道呢！这种负面的消极影响，恐怕不一定是危言耸听吧？
最近，我翻了几本余秋雨散文赏析和导读之类的书，发现有的就没有把《西湖梦》选进去。编书的先生们是否出于避免消极影响的考虑才这样做的呢？我想完全可能。这是教书育人者应有的责任心的体现，值得肯定和赞赏。我希望这个问题，也能引起余先生的重视。
当年余先生在长沙岳麓书院这个千年学府里设坛演讲的时候，不正处于新世纪的前夜吗？巧合产生了动人的魅力，足见余先生不愧为精于演讲的高手。但是，巧合必须是自然形成的，不能违背历史的真实。
“差不离”和“一刀切”
——余秋雨散文人事纪年差错十例
余秋雨先生在他的文化散文中叙述到历史人物或事件时，经常把古人的生卒、活动和事件发生的年月都一一标举出来，有时还具体到某一天，甚至一天之内的白昼或夜晚，让人感觉他对历史的熟稔和洞悉，简直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
然而，余先生毕竟不是一位全能的智者和严谨的学问家。他从来不屑于去做那些琐碎艰苦、去伪存真的考证工作（这些都被视为没出息的“技术性细节问题”）。他在进行“文化思考”以前，一般都临阵磨刀地把有关的文献资料集中起来，走马观花地撸上一遍，然后根据自己的需要，或照搬照抄，或稍加翻译修饰，化进自己的文章中。其实这原是通俗的文学或历史读物中司空见惯的现象，本来无可非议。但余先生忘记了，你现在不是在写小说或民间故事，你是在谈真实的历史，在对千百万渴望获得真知的人民大众阐述自己在进行文化历史思考之后所获得的深刻感受，你就没有权力去轻率地改变和玩弄历史。杜甫死在公元762年，你能把它提前到761年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949年，你能把它推迟到西藏和平解放的1951年吗？虽然两者都仅仅是一、二年之差，但是谁也无权去改变它。这是任何一个谈论历史的人都必须遵循的原则。客观上的偶尔遗忘，是可以原谅的，但分数只能得０，并且必须纠正；而如果属于主观上的自以为是，别人指出了还坚持不改，那就是不能允许的了。我们可以设想，假如一位历史学家抱有这样的态度，他还能在学术界混下去吗？
最近，有一位记者在网络上奉送给余先生一顶“文化史学家”的桂冠，余先生没有表示谢绝。说明他自己也认为是当之无愧的。不过我认为，既然有了这样光荣的称号，就应当力戒骄傲自满，努力提高自己文化史学方面的修养，尽可能把过去作品中出现的文史差错纠正过来，不要辜负广大读者对你的殷切期望。我在本文中准备就人事纪年的问题提出若干意见，供余先生参考。
余先生的人事纪年差错集中出现在《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中，它们可以归纳为两种类型：
第一类是“差不离”式。
此类问题，主要是某些历史人物活动或历史事件发生的年份，文献中早有明确的记载，或学术界已有一致的定论，但余先生就是不买账，偏要提出与众不同的新说。而新说跟定论之间又并非差了十万八千里，仅仅差个一年两年，多者也不超过十年二十年。所谓多乎哉不多也，只是相差一点点。因此可称之为“差不离”式。这里举几个例子加以考证和说明：
冼夫人嫁给高凉太守冯宝，是在公元527年吗？
余先生在《山居笔记·天涯故事》中写道：
公元五二七年，亦即特别关心中华版图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去世的那一年，这位姓冼的女子嫁给了高凉太守冯宝。
这里所说“姓冼的女子”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冼夫人。“冼”音xiǎn，史书上本作“洗”，两字用于姓氏曾一度混淆。关于冼、冯联姻之事，见于《北史·列女传》：
谯国夫人洗氏者，高凉人也。世为南越首领，部落十余万家……梁大同初，罗州刺史冯融闻夫人有志行，为其子高凉大守宝聘以为妻。
“大同”是南朝梁武帝的年号，自公元535年至公元545年，前后共11年。“梁大同初”就算它大同元年吧，也得在公元535年。余先生说公元527年冼夫人就嫁给了冯宝，时间提前了八年。这种说法于史无征，不知根据是什么。
渤海国王大仁秀时期是从公元817年开始的吗？
余先生在《山居笔记·脆弱的都城》中写道：
我从资料中知道，渤海国是当时东北大地上受盛唐文明影响最大，因此也是最先进的一个自治藩国……在大仁秀时期（公元八一七至八三○年）达到鼎盛，世称“海东盛国”……
由于史料的缺乏，在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宋史》及《资治通鉴》等正史中，关于渤海国历史的记载大多非常简略，但对国王大仁秀的在位年份还是可以查到的。下面摘引两段：
《旧唐书·渤海靺鞨传》：“〔元和〕十三年，遣使来朝，且告哀。五月，以知国务大仁秀为渤海国王。”
《资治通鉴·唐宪宗元和十三年》：“初，渤海僖王言义卒，弟简王明忠立，改元太始；一岁卒。从父仁秀立，改元建兴。乙巳，遣使来告丧。”
以上两段正史的记载，都明确地告诉我们大仁秀是在唐宪宗元和十三年被唐朝政府封立为渤海国王的。《旧唐书》说渤海国来告前国王大明忠之丧在“五月”以前；《通鉴》则定于“二月”以后的“乙巳”。查历表可知，“乙巳”是当年三月二十二日。这样，大仁秀在渤海国的统治肯定是从公元818年开始的。上海辞书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史分册》“大仁秀”条释文也说：“公元818—830年在位”。余先生不知何所依据，硬是把他被封渤海国王的年份提前了一年。
㈢范仲淹倡导变革被贬，是在公元1046年吗？
余先生在《文化苦旅·洞庭一角》中写道：
1046年，范仲淹倡导变革被贬……写出了那篇著名的《岳阳楼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