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46年，是范仲淹写出《岳阳楼记》的一年，而不是他被贬的年份。据年谱记载，“庆历新政”是在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九月开始的。庆历五年（1045）正月，范仲淹罢去参知政事（副宰相）之职，以资政殿学士出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这是他被贬的开始。同年十一月，又被解除四路帅任，以给事中改知邓州。次年（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才在邓州应滕子京之请写了《岳阳楼记》。所以，倡导变革被贬和写文章相距有一年多时间，余先生又大而化之地把两件事情混在了一起。
㈣苏东坡密州出猎，写成著名的《江城子》词，年龄“才三十七岁”吗？
余先生在《文化苦旅·自序》中写道：
即便是在钻研中国古代线装书的时候，耳边也会响起一批大诗人、大学者放达的脚步声，苏东坡曾把这种放达称之为“老夫聊发少年狂”。你看他右手牵猎狗，左手托苍鹰，一任欢快的马蹄纵情奔驰。其实细说起来，他自称“老夫”那年才三十七岁……
凡读过《宋词选》的人都知道，“老夫聊发少年狂”这句话，出在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其词云：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里顺便提一下，此词上阕中的“左牵黄，右擎苍”，竟然被余先生莫明其妙地翻成了“右手牵猎狗，左手托苍鹰”。明明是先“左”后“右”，为什么偏要倒过来变成先“右”后“左”呢？记得余先生有句名言：“大艺术家即便错，也会错出魅力来。”那么，这里究竟是无意的误记，还是为了产生魅力而故意造错呢？其实我读来读去，除了为他的乱译感到讨厌以外，是读不出一星半点的魅力来的。
再谈苏东坡的年龄问题。据孔凡礼《苏轼年谱》卷十四说：
熙宁八年（一○七五年）乙卯，〔苏轼〕四十岁。
在这一年八月的谱文中，孔凡礼先生写道：
祭常山（在密州城南。苏轼时任密州知州）回，小猎……赋诗，并赋《江城子》。
又注文说：
词见《东坡乐府》卷下，末云：“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文集》卷五十三《与鲜于子骏》第二首：“近却颇作小词……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所叙乃此时事。
综上所述，苏轼作《江城子》词是在密州知州任上，这年他刚好四十岁，余先生怎么又把它提前了三年？
㈤朱熹之死是在公元1199年吗？
据考证，南宋理学家朱熹之死是在公元1200年，余先生在他的散文中两次都错成了1199年，正好相差一年。详细情况请参阅本书《朱熹之死不在公元1199年》。
㈥冯桂芬的《重儒官议》，是写于公元1840年吗？
余先生在《山居笔记·千年庭院》中说：
直到外患内忧十分深重的一八四○年，冯桂芬还在《重儒官议》中写道：
今天下惟书院稍稍有教育人才之意，而省城为最。
这里，余先生把近代启蒙思想家冯桂芬《重儒官议》的写作时间定在公元1840年。他究竟有什么根据呢？我看没有。《重儒官议》只是一篇千字左右的短文，从来没有单独发表过，它被收在冯桂芬的政论文集《校邠庐抗议》中，如要跟读者见面，也只有随着文集的刊印问世才能办到。关于此书的出版时间，戴扬本先生在《冯桂芬与〈校邠庐抗议〉》一文中写道：
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李秀成率领的太平天国农民军攻陷了苏州，冯桂芬不得不从家乡暂时避居到上海……《抗议》一书，便是他避居上海之时，将自己所见所闻，连同自己经常思考的问题和心得，以文字的形式整理出来的结果。（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校邠庐抗议》评注本第7、8页）。
《校邠庐抗议》传世的刻本有好几种，最早的是冯桂芬于咸丰十一年（1861）自刻印行的本子。他在该书的《自序》末尾署曰：“咸丰十一年冬十月吴县冯桂芬自序。”
以上所述，说明《校邠庐抗议》一书从动笔撰写到完成，是在咸丰十年（1860）夏四月至十一年（1861）冬十月这一年半之间。
那么，这个《校邠庐抗议》最早的刻本一共收了几篇文章呢？
此书写成后不久，冯桂芬将书稿的一个抄本寄呈给曾国藩看，并请他为自己写一篇序言。冯桂芬在信中说：
检校劫余旧稿，将拙议四十首缮陈两帙，邮呈是正。筹笔余暇，披览及之。如不以为巨谬，敢乞赐以弁言。
曾国藩收到抄本和信以后，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件事情：
冯敬亭（冯桂芬号景庭，一作敬亭）名桂芬，寄校邠庐初稿二册，共议四十二篇。粗读上数篇，虽多难见之施行，然自是名儒之论。
后来，曾国藩又在给冯桂芬的复信中写道：
大论四十首，属为序跋，细诵再四，便如聆听叶水心（叶適）、马贵与（马端临）一辈人议论，足以通难解之结，释古今之纷。
这里令人不解的是，曾国藩对于《校邠庐抗议》所收的文章，怎么一会儿说是“四十二篇”，一会儿又说“四十首”呢？这个问题，需要请冯桂芬自己来回答。他在《自序》中说：
是以避地暇日，笔之于书，凡为篇四十，旧作附者又二，用《后汉书·赵壹传》语，名之曰“抗议”，即位卑言高之意。
我手头没有《校邠庐抗议》的初刻本，只好找来光绪二十三年（1897）王韬的校印本查检。这个王校本的正编分上、下两卷，收录的文章共42篇，其中40篇都没有注出写作年份，只有两篇特地在开头作了说明：
《用钱不废银议》：“此壬子年（1852）作。”
《以工巧为币议》：“此乙卯年（1855）作。”
这两篇附在下卷最后的文章，就是冯桂芬在《自序》中所说的“旧作附者又二”。正因为是写得较早的旧作（前者写于1852年，后者写1855年，距全书刊行，分别为九年和六年），所以他要特别加以说明（曾国藩计数的出入，也就在这附加的两篇旧作上）。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那四十篇包括《重儒官议》在内的正编文章，其写作时间应在1860—1861年之间。如果《重儒官议》是在1855年写的，那它肯定也会被归入附录，更不要说再提前十五年了。看来余先生的“一八四○”说，又是一次信口开河的无稽之谈。
第二类是“一刀切”式。
此类问题，主要是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使得某些历史人物的生卒年份一时无法确定下来。不同的学者在研究以后，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就应本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精神，实事求是地把学术界研究的现状反映出来，留待后人去解决。可是我们的余先生，往往自己不去深入考证，又提不了出新的根据，便随心所欲地在几种说法中任取一说，写进自己的文章。他这样做，无非认为：众说纷纭怎么记，干脆来个一刀切。所以可称之为“一刀切”式。殊不知这种做法，爽快是非常爽快，但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也就被干脆利落地切掉了。严肃的学者和权威的工具书是不会认可和采用的。我们且来看看上海辞书社1997年版《中国文学大辞典》对几位生年或卒年一时无法考定的历史人物是怎么处理的：
潘尼（约250—约311）
令狐楚（766约768—837）
刘蕡（？—849）
崔致远（857—？）
葛天民
你看，人家对于难以确定的年份，就打个“？”，或者干脆空在那里；而对大致可以估计出接近哪个年份的，就用个“约”字来表达。这样做，不是胆小，不是模棱两可，而是学风严谨的体现。这跟余先生的“一刀切”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下面也举几个例子加以考证和说明：
李冰任蜀郡守，是在公元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