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有幸，中国有幸，公元前251年出现过一项毫不惹人注目的任命：李冰任蜀郡守。
李冰是战国末年秦国的一位有大功于民的历史人物。由于史料的欠缺，他被授任为蜀郡守的年份，从未见有明文的记载。距他时代不远的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写道：
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百姓飨其利。
你看，只有短短的35字，而且连“蜀守冰”的姓氏都不交待，实在是够简略的了。随后的东汉史学家班固在写《汉书·沟洫志》时，也用了35字，除了给“蜀守冰”添上李姓以外，可以说什么内容都没有增加。最早的历史文献，连其生于何时，死在哪年，都一无所知，你能苛求它把李冰受任为蜀郡守的具体年份告诉给后世的读者吗？写到这里，我真由衷地钦佩：不知余先生用的什么法道，竟然能从尘封了二千多年的故纸堆里，把这个尽人皆不知的“公元前251年”考证出来的！
当然，有关此事的蛛丝马迹不能说一点儿也没有，例如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中就有几条李冰任蜀守的记载（今本《风俗通》已佚，见于《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等类书转引）：
秦昭王得田广之议，伐蜀郡，平之后，命李冰为守，开成都两江，兴迪溉田万顷已上，到秋收阅数百千里。而水有神，籍为民害。冰遂刺杀江神，无复水旱之灾，岁常丰熟。（《北堂书钞》卷一五六引）
秦昭王伐蜀，令李冰为守。江水有神，岁取童女二人为妇，主者自出钱百万以行娉。冰曰：“不须，吾自有女。到时装饰其女，当以沉江。”……〔冰〕拔剑，〔神〕忽然不见。良久，有苍牛斗于岸。有顷，冰还，谓官属令相助，曰：“南向要（腰）中正白是我绶也。”还复斗，主簿刺杀其北面者。江神死后，无复患。（《太平御览》卷八八二引）
这两段引自《风俗通》佚文的记载，夹杂着李冰剑斗江神、为民除害的传说，显然带有荒诞迷信的成分。但剔除了这些以后，它似乎还保存着一些可资参考的史料，如：任命李冰为蜀郡守的是秦昭王，时间在伐定蜀国以后。那么，这两点是否能完全肯定呢？恐怕未必。我们来看看其他正史和地志的说法。据《史记·秦本纪》载：
〔昭襄王〕（即秦昭王）六年（公元前301年），蜀侯煇反，司马错定蜀……三十年（公元前277年），蜀守若（张守节正义谓“若”即“张若”）伐楚，取巫郡。
又《六国年表》载：
〔秦昭王六年〕蜀反，司马错往诛蜀守煇，定蜀。
另据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六》载：
周灭后（东周亡于公元前255年），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
《史记》和《华阳国志》的记载，一说秦国伐蜀建郡早在秦昭王六年（前301），第一任蜀守是张若而不是李冰；一说任命李冰为蜀守的是秦孝文王而不是秦昭王，时间要在东周灭亡（前255）以后。显然与《风俗通》的说法不相吻合。这种由于史籍长期失载所造成传闻异辞的现象，往往是难以避免的。那么，矛盾又如何来解决呢？当代著名的史学家任乃强教授，在其《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一书中，对于李冰受任蜀守的年份，就作了比较客观而中肯的阐释：
秦灭周移九鼎，在昭襄王五十二年（前二五五）。又四年，王卒，孝文王即位。《秦本纪》谓其：“十月己亥（四日）即位，三日，辛丑（六日）卒。”秦以十月为岁首，故史表有孝文王一年。然据《史记》、《索隐》孝文王即位时已五十三岁。则昭襄王晚年，孝文王实际已主秦政。以此推之，冰为蜀守在公元前二五六——〔前〕二五○年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2而）
这就是一位前辈学者严谨务实的治学精神的体现。他对于还没有确凿根据去伪存真、可加论定的问题，只能暂时存疑，绝不肯随随便便来个“一刀切”。可是，我们余先生手中的这把刀已经切惯了，他才不管你史料中有多少说法，一刀下去就切在了“公元前251年”上，也不交待根据何在。这样做，除了把本来已经纷繁复杂的问题搞得更浑以外，还能有什么结果呢？
㈡范钦是明代嘉靖年间人吗？
余先生在《文化苦旅·风雨天一阁》中写道：
范钦是明代嘉靖年间人，自27岁考中进士后开始在全国各地做官，到的地方很多……
范钦的生卒年份，似乎历来就有点难以考定，因此《中国人名大词典·历史人物卷》（上海辞书版）、《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上海古籍版）和《明人传记资料索引》（台湾中央图书馆版）等工具书都没有加以注明。不过由于范钦是位著名的藏书家，随着这方面研究的深入，总算有人把他的生卒年定下来了。我看到的有陕西人民版的《历代藏书家辞典》和辽宁人民版的《中国藏书楼》，它们都说：范钦生于明正德元年（1506），卒于万历十三年（1585），享年80岁。尽管这两部工具书和学术专著没有把考定的过程和依据具体写出来，但有了这个数字总比没有好，因为我们可以据此对余先生的说法进行讨论了。
余先生说：“范钦是明代嘉靖年间人。”这样讲，似乎有点以偏概全。因为范钦从公元1506年出生，到1585年去世，其间经历了武宗（正德）、世宗（嘉靖）、穆宗（隆庆）和神宗（万历）四朝，尽管世宗在位的时间比较长，有四十五年，但范钦毕竟还在其他三位皇帝统治的时代生活了三十五年，现在余先生一刀下去，把“嘉靖年间人”切留下来，而将其他三朝都丢进了垃圾筒，恐怕是不够妥当的。譬如我的母亲在旧社会生活了大半辈子，新中国成立后也过了三十来年，你能说她是“旧社会中人”吗？
㈢法国的狄德罗是在张岱死后24年出生的吗？
余先生在《文化苦旅·夜航船中》写道：
仍然想起张岱……在他死后24年，远在千里之外的法国诞生了狄德罗，另一部百科全书将在这个人手上编成。
我有时候感到很奇怪，余先生不是非常讨厌别人老在人名、地名、年月之类文史细节问题上抓他的小辫子吗？那么，你在遇到这些细节时，干吗不把话讲得留点余地呢？譬如“24年”改说成约数“20多年”，不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吗？但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余先生却偏要把它锁定在“24年”。如果你确有根据倒也罢了，可实际上又拿不出来。这就等于把“辫子”交到了批评者的手中，真是何苦呢！
通过查检有关的工具书就可以认定，法国的狄德罗出生于公元1713年，往上推24年，是公元1689年，那么，张岱是不是在这一年去世的呢？让我们来看看几部权威的人名大词典是怎么注释张岱生卒年的：
《中国人名大词典·历史人物卷》（1597—约1676）
《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1597—1667以后）
《中国文学大辞典》（1597—1684或1689）
这三部工具书，对于张岱生年的说法完全一致，说明它们肯定有可靠的依据；但在卒年问题上可就众说纷纭了：一个说“约1676[年]以后”，另一个说“1667〔年〕以后”，还有一个说“1684或1689”年。好比三个歌手唱出了三种调门，叫人不知听谁的好。由于张岱晚年处于改朝换代之际，长期退隐林泉，“三十年来杜门谢客，客亦渐辞老人去。间策杖入市，人有不识其姓氏者”（《陶庵梦忆》序）。因此，世人不知道他的卒年，是不足为奇的。他平生著述甚多，但传世者较少，后人只能根据其中一鳞半爪的记载，进行分析、研究和推断。由于史料不足，甚至有时还自相矛盾，加上研究者各执一端，于是张岱的卒年便出现了几种不同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余先生仍然一如既往，不取约数，不肯存疑，挥刀砍向第三说的“1684约1689”，切去前面的“1684约”，留下后面的“1689”，再进而推算出狄德罗的出生是在张岱死后24年。但是请问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