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先生在《山居笔记·遥远的绝响》第6章中写道：
山涛也是一个很大气的名士……他当时担任着一个很大的官职：尚书吏部郎，做着做着不想做了，要辞去，朝廷要他推荐一个合格的人继任，他真心诚意地推荐了嵇康。
余先生就是有这个老毛病，对于他不懂的，或者似懂非懂、一知半解的东西，喜欢随便乱发挥。山涛当时担任什么官职，你把“尚书吏部郎”往上一抄不就得了？可余先生偏要想当然地发挥一下，说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官职”。谁知道就这么几个字的发挥，顿时把他缺乏古代职官常识的马脚给露了出来。
三国魏时的尚书吏部郎，究竟是个多大的官职，一般人确实弄不清楚。我在中学读书时就听历史老师讲过，从三国魏开始实行九品中正制，从中央到地方，官员的职位和俸禄分为九个品级，一品最高，九品最低。陈寿的《三国志》里没有“职官志”，无法查检，只好去查唐杜佑的《通典》。在该书卷三十六“秩品一”中就有“魏官置九品”的内容，摘录如下：
第一品黄钺大将军、三公、大丞相；
第二品诸四征四镇车骑骠骑将军、诸大将军；
第三品侍中、中常侍、尚书令、九卿、京兆河南尹；
第四品城门校尉、五营校尉、御史中丞、州领兵刺史；
第五品给事中、中书侍郎、虎贲中郎将、太学博士、国子祭酒；
第六品尚书左右丞、尚书郎中、秘书郎、诸博士、骠骑车骑卫将军府从事中郎；
第七品殿中监、诸狱丞、尚书曹典事、左右都尉、京城门候、尚食监；
第八品京城门郎、州郡国都尉司马、黄门从官、军司马；
第九品诸县长令相、司理治书、诸王太妃及公主家仆丞、诸乡有秩。
在以上九个品级的官职中，没有“尚书吏部郎”，但据《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吏部郎”条的注释，此职为三国魏、蜀始置，隶属于吏部尚书，主管官吏的选任、铨叙和调动等事务，对五品以下官员的任免有建议权。魏时为六品官，禄秩仅400石。这与《通典》“第六品”中的“尚书郎中”处于同等级别。九品中的第五品属于中档官职，其中有“国子祭酒”，相当于现代国立大学的校长。“尚书吏部郎”既属六品，其级别自然在五品的“国子祭酒”之下。《通典》“第六品”中还有个“诸博士”，相当于现代国立大学里各个学科的教授。跟教授平级的“尚书吏部郎”，在中央政府里能说是“一个很大的官职”吗？
山涛出生于东汉献帝建安十年（205）。据《晋书》本传记载，他“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功曹、上计掾”，不过是地方政府中的一个小职员。又据《三国志·魏志·嵇康传》裴松之注引《涛行状》说：山涛“以景元（魏元帝年号）二年（261）除吏部郎”。这时他已五十七岁。由于山涛与司马氏有一点亲戚关系，后来逐渐受到信用，不久迁为大将军司马昭的从事中郎，官阶仍为六品，但禄秩升为六百石。咸熙（264-265）初，又转相国左长史，禄秩升至一千石。直到司马炎篡夺了魏国政权建立晋朝以后，他才得到较快的升迁。咸宁（275-279）初，山涛以七十多岁的高龄，“转太子少傅，加散骑常侍；除尚书仆射，加侍中（三品）”。平定吴国(280)以后，晋武帝司马炎又拜他为司徒,提升到一品大臣的高位。我认为，一般说来，只有达到了三品以上，才可以说是“很大的官职”，六品的“尚书吏部郎”，是根本算不上“很大的官职”的。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余先生说山涛在做尚书吏部郎时，“做着做着不想做了，要辞去”。这话又跟史实不符。据《世说新语·栖逸》刘孝标注引《康别传》说：“山巨源（山涛字）为吏部郎，迁散骑常侍，举康。”原来山涛并非不想做官，而是因为另有高就，才推荐嵇康来代替自己即将卸任的尚书吏部郎的。
以上所述把小官说成大官，把另有高就说成不愿做官，这种差错，本来算不上什么大问题，不说也罢。但由于余先生三天两头屡屡出彩，给人留下了轻率、粗疏的不良印象，所以我还是提出来，希望他以后谈历史文化时能够审慎严谨一点，不要随便发挥。
众所周知，“陛下”是我国封建时代臣子对皇帝的专称，没有坐过龙椅的人，哪怕职位再高，权力再大，都是无福消受的。可是，我却在余秋雨先生的《山居笔记·遥远的绝响》中发现了一个例外。
余先生在该文第6章谈到钟会向司马昭进言诬陷嵇康时说：
嵇康，卧龙也，千万不能让他起来。陛下统治天下已经没有什么担忧的了，我只想提醒您稍稍提防嵇康这样傲世的名士……现在嵇康、吕安这些人言论放荡，诽谤圣人经典，任何统治天下的君主都是容不了的。陛下如果太仁慈，不除掉嵇康，可能无以淳正风俗、清洁王道。（文后附注：“参见《晋书·嵇康传》、《世说新语·雅量》主（金按：当作‘注’）引《文士传》。”文汇出版社2002年新版第279页）
读着这段从古书中翻译过来的文字，看着钟会两次称呼司马昭为“陛下”时，我真感到有点儿吃惊。我想余先生不会不知道，司马昭的一生并没有做过皇帝。在嵇康惨遭杀害的公元262年（此据《资治通鉴》。一说为263年，未知所据），北中国还是属于曹魏的天下。尽管司马昭实际上掌握了朝廷的生杀大权，魏元帝曹奂已形同傀儡，但名义上的君臣关系毕竟仍然维持着。当时司马昭的官职是大将军，爵位为晋公。钟会向他当面进言，一般可敬称“公”或“晋公”，也可以其现任的官职“大将军”相称，怎么能荒唐地直呼他为“陛下”呢？这种违反常识的差错，如果见之于时下某些胡编乱造的所谓历史剧，那并不足怪；但如今却出现在人称“文化史学家”的余先生笔下，就难免要贻笑大方了。
为了找到造成这一差错的原因，让我们把余先生这段今译出处的原文引出来分析一下：
《晋书·嵇康传》“[钟会]言于文帝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
《世说新语·雅量》注引《文士传》：“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
通过互相比照可以看出，余先生的今译大致跟原文相符，主要问题出在钟会对司马昭的称呼上。在《晋书·嵇康传》中，钟会说：“公无忧天下。”这里称司马昭为“公”完全正确，本来只要将“公”翻作“晋公”或“大将军”就可以了，但余先生却偏偏把它改成了“陛下”。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看也许是上了“[钟会]言于文帝”那句话的当。这个“文帝”，毫无疑问是指司马昭。前面说过，司马昭的一生没有做过皇帝，那为什么又称他为“帝”呢？这里涉及到我国古代正史修纂的有关知识，需要作一点简单的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