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65年，司马昭因病去世。他的儿子司马炎继承了相国、晋王的职位，不久便夺取曹魏政权，建立了晋朝，史称晋武帝。他深知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地代魏称帝，完全是由于祖、父两辈早就从政治和军事上为自己的夺权奠定了基础。因此他在即位以后，立即下诏追尊祖父司马懿为宣皇帝，庙号高祖；伯父司马师为景皇帝，庙号世宗；父亲司马昭为文皇帝，庙号太祖。这些尊号一经确定，便在整个晋朝传承了下去，无论国君或臣民，都必须把生前没有做过皇帝的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称为宣帝、景帝和文帝。以致后来唐代的史官在编纂《晋书》时，也沿用了晋朝对开国以前这三位特殊人物的称呼。既非皇帝，又称皇帝。这便是“[钟会]向司马昭进言”一语在《晋书·嵇康传》中被写成“[钟会]言于文帝”的原因。当然，这种追尊的称号只能用于被尊者死后，并不能改变他们生前作为臣子的身份。所以每当《晋书》需要引述这些历史人物的对话时，双方的称呼就必须同他们当时的官职、爵位相吻合，绝不能想当然地乱叫一气。余先生在今译中将钟会称呼司马昭为“公”擅改成“陛下”，显然犯了生前死后混淆不分的错误。
关于中国历史纪年中的“年”和“载”
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寂寞天柱山》的第一章里写道：
唐天宝七年，诗人李白只是在江上路过时远远地看了看天柱山，便立即把它选为自己的归宿地……
这里所说的“唐天宝七年”，一般的读者是不会感到有什么问题的，但在研究古代史特别是专治唐史的学者眼里看来，就会认为余先生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据我所知，出这种差错的人，数量不是很少，而且一般不容易自己发现。在大量的历史普及读物和教辅类参考书中，也没有见到关于这一方面知识的具体而正确的介绍。为了帮助余先生和其他读者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在今后的写作中避免再出同样的纰漏，我把过去发表在《咬文嚼字》月刊上的两篇文章《唐代纪年为什么一度用“载”？》和《关于唐玄宗改“年”为“载”的馀话》全文转录在下面，以供参考。
唐代纪年为什么一度用“载”？
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里，皇帝纪年所用的量词，一般都作“年”，如：汉武帝太初元年，晋成帝咸和四年，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明思宗崇祯十二年，等等，但是在唐代，却曾经一度出现过以“载”代“年”的现象，如：
高適《李云南征蛮诗序》：“天宝（唐玄宗年号）十一载（752），有诏伐西南夷。”
杜甫《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谨诣阁门，进状奉谢以闻。至德（唐肃宗年号）二载（757）六月一日……杜甫状进。”
以上两例中的“天宝”“至德”年号下，纪年都不用“年”而用“载”，这是什么原因呢？
再看以下两例：
杜甫《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县君〕天宝元年（742）某月八日，终于东京仁风里。”
杜甫《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谨进前件图如状，伏听进止。乾元（唐肃宗年号）元年（758）七月日某官臣状进。”
为什么同是“天宝”年号，“十一载”称“载”，而“元年”却仍用“年”呢？为什么同是唐肃宗年号，“至德二载”（757）称“载”，而仅仅相隔一年后的“乾元元年”却又改用“年”了呢？
上述现象，绝非作者任意乱用所致。今天的读者，应当弄清发生这一现象的来龙去脉，以消除不必要的疑惑。
先秦时代，用以纪年或表示“年岁”意义的字大致有四个，即载、岁、祀、年。相传成书于汉代的《尔雅·释天》说：“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这里，夏、商两代的纪年用字，姑且存而不论，只谈与本文直接有关的“载”、“年”二字。
《尔雅》的作者没有看到后世出土的有文字记载的上古文物，因此，他认为“唐尧、虞舜时纪年用载”（唐、虞曰载）和“周代纪年用年”（周曰年），其立论的根据只能是先秦时传世的文献资料（主要是儒家经典）。而详细记载唐尧、虞舜的才德、治政、禅让和纪年的最早文献，只有一部《尚书》。其中《虞书》和《周书》的纪年用字情况统计如下（不用于纪年、不表示“年岁”意义者不计在内）：
《虞书》收文2篇，用“载”7次，用“岁”2次；
《周书》收文28篇，用“年”23次，用“岁”5次，用“祀”2次。
以上二例，如果就使用的次数较多而言，那么，《尔雅》的“唐、虞曰载”“周曰年”的说法应当是可以成立的。
秦、汉以后，在表示“年岁”的意义上，“年”字的优势越来越明显，例如《尚书·虞书》中用了7次的“载”，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据其文意引述时，竟有5处改成了“年”。至于纪年用字，则自秦、汉至唐代前期，完全成了“年”的一统天下，只有到了唐玄宗天宝年间，才出人意料地发生了变化。
唐玄宗李隆基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皇帝。在即位以后的前30年里，他曾经任用贤相，改革弊政，宵衣旰食，励精图治，使大唐王朝的国力达到了全盛状态。开元三十年（742）新春伊始，他下诏大赦天下，宣布“改开元三十年为天宝元年”。在此后的两年中，纪年仍用“年”字，称为天宝元年、天宝二年。但到天宝三年，他又玩出了新的花样。据《新唐书·玄宗纪》云：“〔天宝〕三载正月丙申（即初一。《旧唐书·玄宗纪》作“丙辰”，误），改‘年’为‘载’。”改字的原因未作说明。后人从《唐大诏令集》所收的《改天宝三年为载制》里，才算了解了个中的奥秘。其文略云：
历观载籍，详求前制，而唐虞焕乎可述，是用钦若旧典，以叶惟新，可改天宝三年为三载。
原来，好大喜功的唐玄宗，以为自己的丰功伟绩已经超越了历代帝王，只有三代（夏、商、周）以前的上古圣君唐尧、虞舜才能与之相比。为了炫耀“至化”“淳风”，必须有不同寻常的举措。但两年前他已经改“开元”为“天宝”，再次改元不仅时间相隔太短，而且在历史上未必能开创新的纪录，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于是，熟悉儒家经典的他，便想到了《尚书》中唐尧、虞舜的事迹和纪年，以及《尔雅·释天》中“唐、虞曰载”的说法，决定下诏“改天宝三年为三载”。从此，直到天宝十五载（756），他在经历“安史之乱”后逃出长安，被迫逊位，这种纪年用“载”的情况始终没有改变。
其子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后改元至德，由于兵荒马乱，无暇他顾，纪年只能沿用玄宗旧规，仍然称“载”。至德二载（757）九月、十月，唐军先后收复东、西两京，肃宗返回长安。次年（758）二月，他决定下诏改元。这时，肃宗也许想到，当初玄宗改“年”为“载”以后，不但没有臻于郅治，出现唐、虞那样的太平盛世，反而朝政迅速腐败，国事日非，以致引发了几乎毁灭李唐王朝的“安史之乱”。于是他在改元乾元的同时，宣布将“载”重新回改为“年”。由此我们可以明白，原来在这“年”字改去又改回的变化中，隐藏着李唐王朝由全盛开始走向衰落的一段惨痛的历史。从此以后，直到封建时代结束，纪年用字便再也没有改变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