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山，在县西北二十里，其山有三峰：一，天柱山；一，潜山；一，皖山（或称皖公山）。三山峰峦相去隔越。
可见当时把怀宁县城西北二十里处并列的三座山峰，分别称为天柱山、潜山和皖山，而总称为“潜山”。至于把“天柱山”和“皖山”也当作总名来称呼，那是后世的事情了。但将舒州也看作“天柱山的别称”，似乎是余先生为了做足“天柱山”的文章而发明出来的，别人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其实，在苏轼生活的北宋中叶，天柱山早已荒凉冷落，风光不再，只剩下一些前朝祠庙的基址，不适合年老体衰的退休官员定居，尽管它当时仍被道教的信徒奉为洞天福地。从小苏《赠致仕王景纯寺丞》诗中那句“江上幽居连福地”的话可以看出，这位王寺丞还是居住在皖水之滨的怀宁城里，他仅仅连着福地，而不是身在那可遥想而不可久留的天柱山里。
苏轼谈不上是一位“游遍了名山大川的旅行家”。
余先生说：
请看，[苏轼]这位游遍了名山大川的旅行家已明确无误地表明要把卜居天柱山作为“终老之计”了。
这里，他把“游遍了名山大川的旅行家”的桂冠戴在了苏轼的头上，显然太高太大，让东坡先生可怎么受得了！
在苏轼一生坎坷的仕宦生涯中，各种大大小小、无名有名的山，他确实去过不少。但那些都是什么样的山呢？他又是在什么情况下跑去游览观光的呢？对他的诗文集稍作查检就可知道：他任凤翔签判时，到过终南山和骊山；任杭州通判和杭州知州时，到过近郊的孤山、龙山、宝山、天竺山、玲珑山、九仙山和佛日山；出知徐州后，到过荆山、桓山和云龙山；移知湖州后，到过道场山、何山、径山和法华山。在责授黄州团练副使后艰难孤苦的日子里，竟然还有雅兴去逛武昌西山和传说中的三国古战场，写下了千古不朽的名篇前、后《赤壁赋》。量移汝州北上途中，游历了庐山、石钟山和蒋山；乞居常州时，登览了宜兴东南的蜀山和无锡城西的惠山。
在59岁那年，他被朝廷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还没有到达栖身之所，就匆匆前往道教圣地之一的罗浮山观光，并且写了一首七言古诗寄给儿子苏过看。然而，这些游览和观光，能当得起“旅行家”的称号吗？苏轼其实是一位正直廉洁、关心民瘼的良吏，他每到一地就职，总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政务的治理上，只有公余休沐的时日或移官改任的路途中，才偷空到就近的山水、庙观等景点去转上一转。这种“旅行”，说穿了就跟现代的上海人利用双休日到松江的佘山、苏州的虎丘去消闲，或是出差南京时顺便逛逛中山陵一样，哪里值得胡吹乱捧呢？这跟那位无官无禄、无拘无束，自称“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李白比起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再以山的知名度来说，苏轼游过的都是哪些山呢？除了庐山、终南山等两三座外，放到全国的范围，它们是根本排不上号的。中国一流的名山，古代多推“五岳”。五岳之中，李白除了北岳恒山，其余的西岳华山、东岳泰山、中岳嵩山和南岳衡山他都去过，而且写下了不少诗篇，但苏轼却一座也沾不上边。至于五岳以外的其他名山，李白还曾游览过峨眉、太行、九疑、九华、天姥、天台和黄山等，苏轼同样跟它们无缘。就连离他家乡不远的峨眉山，苏轼似乎也没有登临过，因为我们从他的诗文中找不到一篇有关描写吟咏峨眉的作品。甚至余先生竭力张扬拔高的天柱山，我们也没有发现这位宋代大诗人曾经去过的证据。正是由于苏轼缺乏“游遍名山大川”的实践体验，所以无论其文笔和才情多么高超，他也写不出李白的“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这样波澜壮阔、气势如虹的佳句来。如果余先生把李白称为“游遍名山大川的旅行家”，人们也许会表示认同，但用到苏轼身上，就显然有点自说自话、过甚其辞了。
苏轼想要终老的地方曾经一变再变，并没有早已把天柱山“看成了家”，“作为终老之计”。
余先生说：
苏轼“已明确无误地表明要把卜居天柱山作为‘终老之计’”。他“把到天柱山说成是‘归来’，分明早已把它看成了家”。
这又是不顾史实的任意发挥，是经不起认真查考的。
苏轼在步入中年以后，特别是经过了“乌台诗案”的宦海风波，长期遭到政敌的诬陷和打击，对自己的政治前途深感悲观，开始萌生了买田卜居、退隐终老的念头。这种想法曾经不止一次地流露过，而且随着任职地区的转徙和情况的不断发展，一变再变。请看以下的文献记载：
（1）余为彭城（徐州）二年，乐其土风，将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厌也。将买田于泗水之上而老焉。（苏轼《灵壁张氏园亭记》）
这是元丰二年（1079）苏轼44岁任徐州知州时，表示想在泗水之滨买田终老的愿望。
（2）仆以元丰三年二月一日至黄州，时家在南都，独与儿子迈来，郡中无一人旧识者……居十余日，有长髯者惠然见过，乃文甫之弟子辩，留语半日……尔后遂相往来，及今四周岁，相过殆百数，遂欲买田而老焉。（《东坡志林·别文甫子辩》）
是天缘巧合，还是牵强附会
这是元丰七年（1084）苏轼49岁贬居黄州时表示想在当地买田终老的愿望。
（3）〔东坡〕谪居于黄（黄州）凡五年，移汝（汝州）……上章乞居常州。其后谢表有“买田阳羡（今江苏常州宜兴市南荆溪南岸），誓毕此生”之语。在禁林与胡完夫、蒋颍叔酬唱，皆以卜居阳羡为言。（《梁溪漫志·东坡缘在东南》）
吾来阳羡，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惬平生之欲。逝将归老，殆是前缘。（宋周必大《书东坡宜兴事》）
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苏轼《菩萨蛮》词）
这是元丰七年四月苏轼自黄州量移汝州，北上途中，乞求朝廷让他居留常州时表示将要终老宜兴（阳羡）的愿望。当时他的兄弟苏辙也有《和子瞻＜和陶杂诗＞》说：“誓将老阳羡，洞天隐苍崖。”并自注：“兄已买田阳羡，近张公善卷西洞天。”可见终老宜兴是苏氏兄弟共同的心愿，而且苏轼已经在那里买好了田地，只等付诸实行了。
（4）[东坡]自儋（儋州）北归，爱龙舒（舒州）风土，欲居焉。乃令郡之隐士李惟熙买田以老。已而得子由（弟苏辙）书，言桑榆末景（晚年），忍复离别。遂欲北还颍昌。（《梁溪漫志·东坡缘在东南》）
“青山只在古城隅，万里归来卜筑初。”苏轼自注：“仆昔为开封幕，[李公寅]先公为赤（赤县，指京都所治的县）令，暇日相与论内外丹，且出其丹示仆。今三十年而见君曲江（韶州，今属广东韶关市），同游南华，宿山水间数日，道旧感叹，且劝我卜居于舒，故诗中皆及之。（苏轼《次韵韶倅李通直二首》之二）
这是哲宗元符三年（1100）苏轼65岁在儋州遇赦渡海北归，经雷州、高州、廉州、郁林、容州、梧州、德庆、广州、英州等地，到达韶州后的情况。苏轼在韶州会见了韶倅（州守的副使）李公寅（字亮工，原籍舒州）。由于30年前他曾在首都汴京（开封）与李父相识，对其精通内外丹之术非常钦佩。所以此次能在韶州同李公寅相会叙旧，感到十分高兴。李劝他“卜居于舒”，他便爽快地答应了。“青山只在古城隅，万里归来卜筑初”两句诗，就是他这种心情的反映。同时，他还写信给舒州的一位方士李惟熙，说了“平生爱舒州风土，欲卜居为终老之计”。但是，不久苏轼就接到已经在颍昌府（今河南许昌）买田定居的苏辙来信，说：兄弟两人都已是“桑榆末景”，怎么忍心再互相分离。苏轼看后，便打消了在舒州终老的念头，准备北上颍昌去和弟弟相聚。
从以上所引四部分文献资料和背景介绍来看，苏轼在徐州、黄州、常州和韶州等地，都曾明确表示过自己要在当地（在韶州时指舒州）买田终老的愿望。相比之下，他的这种心愿，在常州表示得最为坚决和强烈。因为，当时他曾亲自和朋友一起去游览和踏勘过，宜兴和荆溪的富饶生活（苏轼有诗云：阳羡溪头米胜珠）以及如画的风光（一入荆溪，便觉意思豁然），令他心醉神往。所以他才在给朝廷的谢表中说得那样斩钉截铁：“买田阳羡，誓毕此生！”而苏轼终老舒州的想法，只是在去世前一年的韶州，听了故人儿子的劝说后才临时产生的。何况计划还没有真正实施，就随着苏辙的来信旋即打消了。余先生的眼睛只紧紧盯住了“天柱山”，对于他所认为无用或不利的材料，一概加以排斥。这种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做法，当然就难免牵强附会，经不起一驳了。
苏轼的最后一个官职，不是“舒州团练副使”。
余先生说：
老人（苏轼）一生最后一个官职竟十分巧合地是“舒州团练副使”，看来连上天也有意成全他的“终老之计”了。
这又是一个为了制造“巧合”而不惜篡改史实的笨拙做法。
余先生早已说过：“舒州便是天柱山的所在地，也可看作是天柱山的别称。”他把苏轼的最后一个官职锁定在“舒州”，也就搭好了通往“天柱山”的桥梁。然而事实究竟如何呢？请看孔凡礼先生的《苏轼年谱》卷三十九、四十的考证：
哲宗绍圣四年（1097）四月十七日，得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告命。哲宗元符三年（1100）五月中，告命下，量移廉州，进上谢表。八月，告命下，授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上谢表。十一月，在英州，得旨复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上谢表。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六月，上表请老，以本官致仕。
再看苏轼的《提举玉局观谢表》：
臣先自昌化军贬所奉移敕廉州安置，又自廉州奉敕授臣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居住。今行至英州，又奉敕授臣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在外州军任便居住者。
此外，还有苏辙在苏轼死后所作的《东坡先生墓志铭》说：
元符三年，大赦，北还。初徙廉，再徙永，已乃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居从其便。公自元祐以来，未尝以岁课乞迁，故官止于此……建中靖国元年六月，请老，以本官致仕，遂以不起。
从《苏轼年谱》的记载来看，元符三年中，苏轼一共接到了朝廷的三次告命：
五月中，[由昌化军安置]量移廉州。
八月，授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
十一月，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
是天缘巧合，还是牵强附会
这三次告命，苏轼接到后每次都上表称谢。其最后一次授官明明是“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怎么会搞成“舒州团练副使”呢？由于“舒州团练副使”的诰命下达后仅三个月，后一个诰命又接着下来了，所以苏辙为哥哥写的墓志铭里，只说“初徙廉，再徙永，已乃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连“舒州团练副使”的官职也忽略不提了，可见苏轼的最后一职肯定是“提举成都玉局观”。苏辙后面所说的“官止于此”、“以本官致仕”，这个“本官”就是提举成都玉局观。
余先生为了做足“天柱山”和“舒州”的文章，竟然连苏轼本人的谢表和苏辙撰写的墓志铭这些记载得清清楚楚的第一手资料，也全然置之不顾，任意歪曲，真可谓煞费苦心。但这样编造出来的所谓“最后官职”，又怎么能经得起事实的验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