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和苏小小史事考辨，
兼论妓女的评价问题
记得曾经有人批评余秋雨先生说：
史实到了余秋雨手中，往往成了随意拿捏的泥团。（杨早《余兮余兮奈若何》）
还有人指出：
〔余先生〕“在对文化史长廊上安睡的先人追问”时，“把杂剧、小说、笔记都当作例证，然后站起来说三道四”。（吴海发《致余秋雨教授的一封信》）
以上两点意见，我觉得并没有言过其实。余先生确实有这样的毛病。特别是历史散文这种界于“历史”和“文学”之间的文章类型，也为余先生擅改史料、玩弄历史开了方便之门。你说他散文中运用史料不准确、不规范吧，他可以说我不是搞历史研究，也不是在写学术著作；你算他的散文是文学创作吧，他又确确实实在谈论历史，在进行一本正经的文化和历史的反思。既然处在这真真假假、实实虚虚的两可之间，因而他便可以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图，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了，史料只是他发表宏论的由头和引子，不适合的就削削补补、捏捏弄弄，让它变得合适；没有正宗的史料，什么笔记、戏剧、神话、传说都可以拉来充数。这种做法，已经为大量的事实所证明。我认为，这里有一个前提应当肯定：只要你谈的是历史，就必须是过去确实存在过的真实的人物或事件的历史。
例如朱熹和诸葛亮，什么场合都可以谈他们，什么文章都可以写他们，但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朱熹死在公元1200年，绝不能改成1199年；蜀汉的丞相诸葛亮，只能是记载在正史《三国志》里的诸葛亮，而不是章回小说《三国演义》中那个能用奇门遁甲之术呼风唤雨的诸葛亮。
离开了这个前提，我不知道那些乱谈历史、所谓反思历史的劳什子算是哪门子的历史！今天，我们祖先的历史，世世代代炎黄子孙大多耳熟能详的历史，已经被那些擅长胡编乱造、以“戏说历史”为职业的写手们搞得真假难辨，面目全非，以致平时只从电脑网络和电视屏幕上获得一鳞半爪历史知识的莘莘学子，至今还以为：戒备森严的清朝皇宫，真是那帮飞檐走壁的草莽英雄自由来去的地方；曾经担任过乾隆皇帝侍读学士的纪晓岚，真有那么多令人艳羡的风流韵事，而且可以随便让人从牢门里关进放出。因此当务之急，凡是有责任心的专家、学者、教师、作家，应当给我们的下一代，多讲一些真实可靠的历史，多写一些反映中国历史文化优良传统的读物，以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只有真实而不是伪造的历史，才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当然，真实的历史也有美或丑、光荣或耻辱之分。撰写者的立场、态度也可以有赞扬、歌颂或批判、鞭挞的区别。但据以立论的史料的真实性，则永远是一个必要的前提。
以上是我对历史散文中如何运用史料进行历史反思问题的基本看法。下面就举两个典型的例子，同余先生商榷。
黄宗羲连刺八人、轰动京城一事的真相
这个例子，看起来似乎问题不大，无非是改动了一下数字，夸大了事件发生的影响，但却涉及到一个运用史料的原则：确凿无疑的史实，能不能像写小说一样随便乱改？
余先生在《山居笔记·乡关何处》中写道：
黄宗羲先生的事迹我在以前的几篇散文中已多次提到，可知佩服之深，今天还想说两句。你看他十九岁那年在北京，为报国仇家恨，手持一把铁锥，见到魏忠贤余孽就朝他们脸上直刺过去，一连刺伤八人，把整个京城都轰动了。
你看，明末的大儒黄宗羲，竟然手持利锥，在法堂上一连刺伤八个阉党余孽，惊人的壮举轰动了整个京城。读来令人精神振奋，热血沸腾。余先生善于抓住典型事例，以传神的笔墨激起读者强烈共鸣的表现手法，确实高人一筹，不同凡响。
然而感动之余，我心里还是有点挥之不去的疑问：黄宗羲的传记我过去曾经读过，以锥刺奸的情景也依稀犹存。但所刺者竟达八人之多，而且轰动了整个京城，怎么一点儿想不起来？以前读时没有在意，这次想想应该把它弄弄清楚，于是就动手去查文献资料。我家里藏书不多，有关黄宗羲的传记材料只有清全祖望的《梨洲（黄宗羲号）先生神道碑文》、钱宝甫的《黄宗羲传》、民国蔡冠洛的《清代七百名人传·黄宗羲传》以及《清史列传·黄宗羲传》四种，其中全祖望的《梨洲先生神道碑文》，是应黄宗羲的儿子黄百家之请而撰写的，动笔前，全祖望还仔细阅读了黄百家为父亲所写的《行略》，因此记事最为详备。现将《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中有关内容摘抄如下：
庄烈（明崇祯皇帝）即位，公（黄宗羲）年十九，袖长锥，草疏入京颂冤……五月会讯许显纯、崔应元，公对簿，出所袖锥锥显纯，流血蔽体……公又殴应元胸，拔其须，归而祭之忠端公（宗羲父尊素）神主前。又与吴江周延祚、光山夏承共锥牢子叶咨、颜文仲，应时而毙……六月，李实辨原疏不自己出……复于对簿时以锥锥之……狱竟，偕同难诸子弟设祭于诏狱中门，哭声如雷，闻于禁中。
统计一下碑文中提到被黄宗羲锥刺的奸人总共只有四个，而且是在五月至六月的不同场合分别刺伤或刺死的。真不知道余先生那“一连刺伤八人”的说法究竟从何而来。莫非他计算时走神看花了眼，或者是为了引起轰动效应故意重复计数？还有，余先生说，这次事件“把整个京城都轰动了”。这种写法，不知根据何在。因为在任何一篇黄宗羲的传记中，都找不到如此具体的记载。要知道，在明朝末年的北京皇城里，不要说不可能有电视、电脑等现代传媒工具，就连一张民办的报纸也还没有问世。官府内部虽然有上呈下达的邸报，但传阅的范围相当有限，一般老百姓是看不到的。
何况黄宗羲在法堂上锥刺犯官的行为，尽管出于义愤，但毕竟不合封建法规，不宜公开张扬，怎么可能在短时间内传得人人皆知，“轰动”了“整个京城”呢？据我分析，这种夸大其辞的描写，八成儿又是余先生误读了文献的结果。综观几篇传记材料，都有一条相同的记载：“狱竟，偕同难诸子弟设祭于诏狱中门，哭声如雷，闻于禁中。”诏狱，是关押钦犯的地方，位于宫城附近。“闻于禁中”，也就是传到皇宫里面。最多把皇帝、后妃以及太监、宫女们惊动一下，影响再大，也不至于扩大到整个京城。余先生将纯属子虚乌有的事情，说得像真的一样。这种虚张声势的做法，完全是小说创伤的路数，严肃的学者是不会这样做的。其实，按照《梨洲先生神道碑文》的记载，说黄宗羲以锥刺奸，死伤四人，祭于诏狱中门，哭声如雷，闻于禁中，已经够悲壮的了。可余先生还是觉得不够刺激，非要改成连刺八人，轰动京城不可。这么细小的地方，他都可以随便发挥，其他就更不用说了。
历史人物和小说形象杂糅而成的名妓苏小小
这是与上一类型不同的例子，可以称之为“真假杂糅法”。所述内容似乎历史上真有那么一回事，但一查便可发现，那是原始史料和后人编造的小说故事的混合物，属于“戏说”一路的货色。余先生进行的“历史反思”往往就是这种玩意儿，而且在他手里玩起来得心应手，真假“史料”糅合得天衣无缝，一般人连草蛇灰线、蛛丝马迹都看不到，只好跟着他的感觉走。
余先生在《文化苦旅·西湖梦》中谈到南朝名妓苏小小时写道：
她很重感情，写下一首《同心歌》曰“妾乘油壁车，郎跨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朴朴素素地道尽了青年恋人约会的无限风光。
这一段谈得不错，确是历史上实有其人的苏小小。它的出处就在宋人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卷八十五中：
《苏小小歌》
一曰《钱塘苏小小歌》。《乐府广题》曰：“苏小小，钱塘名倡也，盖南齐时人。西陵在钱塘江之西，歌云‘西陵松柏下’是也。”
我乘油壁车，郎乘青骢马。
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
关于苏小小的历史文献资料，就是这一些。她是南朝齐时钱塘（今浙江杭州）的一位著名妓女，有一点写诗的才华，留下了一首描写她与恋人出游西陵，并在松柏下幽会定情的诗歌。既然被称为“名倡”，她一定长得很美。唐人宋之问诗有云：“越女颜如花。”(《浣纱篇》)杜甫也有“越女天下白”之句。（《壮游》）钱塘为古越之地，想来苏小小的玉貌也可以用“肤如凝脂颜如花”来形容。有了这一点材料和可供想象的空间，苏小小便自然成了后世富于浪漫气质的文人骚客仰慕艳羡的偶像。吟咏她的诗歌也像越中剡溪的清泉不断从他们的笔底流出。试举数首为例：
白居易《杭州春望》诗：“柳色春藏苏小家。”又《余杭形胜》诗自注：“苏小小，本钱唐妓人也。”
李贺《苏小小墓》诗：“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珮。油壁车，夕相待。冷翠烛，劳光彩。西陵下，风吹雨。”
杜牧《悲吴王城》诗：“吴王宫殿柳含翠，苏小宅房花正开。”
李商隐《汴上送李郢之苏州》诗：“苏小小坟今在否？紫兰香径与招魂。”
罗隐《江南行》：“西陵路边月悄悄，油壁轻车苏小小。”
徐铉《柳枝词》：“凭郎暂住青骢马，此是钱唐小小家。”
这些唐、宋人的诗篇，无非是古代青年才子一种普遍心态的反映：他们渴慕这位才貌双全的佳人，也为“萧条异代不同时”、无缘一亲芳泽而感到深深的遗憾。尤其是李贺的那首《苏小小墓》诗，更写得哀怨低回，如泣如诉，使人仿佛沉浸在一种难以排解的悲凉气氛之中。但是这些诗歌，对于苏小小其人其事的描写，都没有超出《同心歌》和《乐府广题》的范围。这说明，由于史料的限制，即使文思才情再丰富的诗人，也不会无中生有地去凭空发挥。
然而我们的余秋雨先生，却敢于挣脱历史的镣铐，跨出了创造性的一步。他以“苏小小的形象本身就是一个梦”作过渡，笔锋一转，来了个移花接木，便完成了从历史人物到文学形象的转换。他说：
情人未归，书生已去，世界没能给她以情感的报偿。她并不因此而郁愤自戕，而是从对情的执著大踏步地迈向对美的执著。她不愿做姬做妾，勉强去完成一个女人的低下使命，而是要把自己的美色呈之街市，蔑视着精丽的高墙。她不守贞节只守美，直让一个男性的世界围着她无常的喜怒而旋转。最后，重病即将夺走她的生命，她却恬然适然，觉得死于青春华年，倒可给世界留下一个最美的形象。她甚至认为，死神在她19岁时来访，乃是上天对她的最好成全。
凡是只读过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而未曾涉猎明清通俗小说的大学中文系学生，听了余先生的这番议论，一定会奇怪地互相询问：余教授对苏小小唱的这首赞美诗，材料是从哪儿来的？这位南朝名妓生在哪年，死于何时，连专家都考不出来，余教授怎么会知道“死神在她19岁时来访”呢？
难怪大学生们被搞得一惊一乍，因为他们没有想到，这时的余先生已经撇开了历史人物苏小小，神不知鬼不觉地换上小说人物苏小小来大发宏论了。为了避免大家的翻检之劳，我先把他这段叙述的材料来源交待一下。
原来在清初康熙年间，有位号称“古吴墨浪子”的文人，创作了一部夹杂着佛道神仙迷信内容的小说，其中《西泠韵迹》一篇，就是专写苏小小一生传奇经历的。这位肚里墨水不少的“浪子”，确是编故事的能手，他就以《乐府诗集》里的这点材料为由头，敷演成了大约一万三千字的长文。从苏小小的出身写起，说他从小不知父亲为何人，生母又早死，沦落风尘，十四五岁时便色艺双绝，整天坐着油壁车傍山沿湖，自由地游览，引得一班年轻后生垂涎欲滴，仰慕不已。有一位贾姨娘经常与她作伴，关心她的终身大事。后来，苏小小结识了当朝宰相之子阮郁，度过了一段男欢女爱的幸福时光。不久，阮郁便离她而去。她又与一位穷书生鲍仁邂逅相遇，出资帮助他赴京赶考。鲍仁去后，苏小小心里充满失落之感，生活任情放纵，四五年里，享尽秦楼楚馆之福，遍交文人墨客、仕宦名流，积攒下了不小的家业。后来渐渐厌倦风月场中的卖笑生涯，经常托病谢客。就在她将近二十岁那年，因偶感风寒，一病不起。她向贾姨娘说了一番看破世情的话以后，终于撒手人寰，遗言将她埋骨于西泠桥畔。落葬前，已任滑州刺史的鲍仁专程前来杭州探望，想要报答她的深恩厚爱，谁知死生契阔，阴阳永隔，只能抚柩痛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