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在想，为什么地铁快，北京人还要开车？为什么明知道开私家车上路会造成交通堵塞进而耽误自己的时间，北京人仍然执迷不悟呢？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建立起纽约人那样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呢？
拦路虎般的环路
在北京开车也不方便。为什么这么说呢？本来买车的目的一要速度，二要方便。但在北京环路密布，跑一段路就需要掉头绕行的情况下，自驾车既没有速度因为到处都塞车，又不方便因为经常要费力气往反方向跑，南辕北辙，更不用说随处都有的单行道了。我住在南三环边上，如果打车或乘坐公共交通的话，我就过天桥到路对面，我至少有东西方向两条路可以走。假如我多走两步到十字路口的话，则有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可以走。
但是如果开车，那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出门就被三环截住去路，只能右行，想左行就得到右边去掉一个大头，既耗油又浪费时间。
掉头在美国被称为“U 圈”，但比北京少很多。必要时他们不仅不转“U 圈”，连车都不开。关键是那里的人知道时间的价值，他们知道地铁是最便捷的交通工具，还是最准时的，也是最经济的。所以他们都避免把自己的车开到城里。一个在华尔街工作的朋友住在远离市区的普林斯顿，离上班地的曼哈顿中城有60公里，每天都乘火车上班，去别的公司约会就坐地铁，而把他的奔驰、宝马、雷克萨斯（凌志）三款车留在家里，只在周末和去附近的时候才开开。
交通堵塞的怪圈
和纽约相同的是，北京开始像栽树一样建大楼了。相比改革开放之前，北京居民人均拥有的居住面积扩大了很多，但人均拥有的绿地面积缩小得更多，这个现象还在不断恶化。在美国人扩大绿地的时候，我们却在苦苦地守着18亿亩耕地的底线。
芝加哥的警示。如果我们不会控制汽车总量的话，就会像芝加哥一样为汽车建造大楼了。
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北京新建的公路按公里数算比纽约和巴黎这样的城市都多，但是汽车的增长速度更快。在政府税收和个人财富同时增长的情况下，建路的成本显然大于购车的成本，建路的速度显然慢于购车的速度。这就造成了一个怪圈，无论政府修建了多少路，都解决不了交通堵塞的问题，一条新路建成只能短暂缓解交通压力，然后就有更多的人买车，更多的车辆进入，从而形成新一轮的堵车并循环不已。
但是明智的政府在扩大办公和住宅区时都会关注城市的公交系统，他们会在之间找到一种平衡。纽约和巴黎都在汽车数量大增长前就发展了公共交通，尤其是地铁系统，这样交通堵塞时人们还有其他选择。反过来讲，正因为有了公共交通这样的选择，交通堵塞的压力就会减弱，自驾车的人就会自动减少，从而达到平衡。
在我住过的城市中，无论纽约还是巴黎，都有过建造办公区的规划，如果经济手段不起作用的话，他们就会采用行政的手段，规定在办公区内增加公寓的建设，不能使某一地区成为白天有人晚上没人的空城。北京在东三环实行CBD计划已经多年，我看到崛起的是一座座摩天办公楼，被拆除的是一栋栋矮旧的民居。CBD这个中央商务区的想法，地方政府是会实现的，但是实现后又会怎么样呢？让这块值钱的地段白天人声鼎沸，夜晚人去楼空，而且如果每天早晨大批人涌入，晚上大批人离开，那东三环还能走得动吗？我们不是在人为地制造交通堵塞吗？
开车会让人变坏？
北京人本来挺有礼貌，但是一旦开车上路，既粗鲁又性急。粗鲁得甚于纽约，性急得赛过巴黎。农大一位女教师精辟地总结了这个现象，跟我说了句：女人开车会变坏！她自己就是这个感觉，开车上路不争抢就无法通行，而且如果让别人，后面的车还会抗议，结果就是本来女人特有的谦让和礼貌一旦上路就荡然无存了！
连我自己也是，偶尔借车在北京开开，上路后就被旁边的车排挤、加塞或强行超越，你会有一种受侮辱的感觉。有压迫就有反抗，就有强行超越别人的想法，就有欺负别人的冲动，所以，男人开车上路更会学坏？
因为国人一旦握有方向盘就仿佛握有权力，不仅可以主宰自己还可以主宰别人。开小车的就有欺压行人和自行车的冲动，开大车的就有欺压小车的冲动。经过和许多诚恳而正直的人（无论是有教养的学者还是出租车司机）讨论公路上的交通情况后我发现，人们在没有车时都是维护行人的利益的，一旦有车就站在驾车人的立场，会把堵车的原因推到行人身上，说行人走得太慢，还源源不断。就是说国人在弱势时还是会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一旦成强势，很快变换角色，立即维护强势群体的权威。
遗憾的是中国的管理者也维护强势群体，并将交规界定在汽车优先的基础上，红灯时汽车可以右行就是明证！作为行人的我每天都看到：右行的车一辆接一辆，把斑马线上的行人生生截断，许多可怜的行人只好站在马路中央等待车行的间隙。这在法国等大部分西方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因为那里红灯就是红灯，所有车都得停在那里，挡住行人的路是很没有教养的行为。西方国家车让行人，我们却是行人让车！
如果在西欧出了交通事故
我在法国生活时，有一次心不在焉地走在街头人行道边上，一失足滑下行车道，然后就听到刺耳的急刹车的声音，我双腿就像向被人踢了一下似的应声倒地。等我站起来回头，看到一位法国中年妇女从车里出来，已经吓得满脸通红说不出话来，只是用惊恐的大眼睛盯住我。我站起来后知道自己什么事没有，既无外伤也无内伤，她正好在撞到我前及时刹车，由于惯性车才把我撞到的。
我于是向她笑笑，说是我自己不小心，对不起吓到她了，然后挥挥手离去，走了几步回头看她还呆在那里。
在西方，车撞人无论谁错，驾车人都要负责，即使是百分之百的行人责任。因为行人就是红灯。在现代社会中，行进的最基本规则就应该是弱者优先，否则冲突就会不断。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北京街头，那驾车人下车后看到没事，就可能会骂一声：你没长眼啊？至少他心里会这么想。而被撞的人爬起来看自己没事，就可能训一句：你是怎么开车的？反正第一反应就是将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尽管自己也捞不到什么好处。
堵车堵到今天，我问起驾车人的感受，开始有女士跟我说，塞车是每天都会碰到的问题，再加上不守规矩的行人和野蛮驾车者，上路就险象环生，一进到车里就紧张焦虑。说这种话的人其实都是规矩的驾车者，其实也是受害者，他们是那些开车后没有学坏的人。只是这样开车真的是既没有乐趣又不提升生活质量。
放着北京遍地可见的出租车不利用，非得自己花钱又冒风险，我不知道人的理智和成本核算的意识都跑到哪里去了。有时我则幸灾乐祸地期望那些在公路上横行的司机出个什么交通事故，否则他们一旦握住方向盘就总以为自己是最聪明的。
我们国人有这样的劣根性：学坏容易学好难；好的时候没有好过杨白劳，坏的时候却可比黄世仁；穷的时候像杨白劳欠账不还，一旦富裕了却跟黄世仁似的：自己有老婆却还觊觎别人的女儿！
我与收破烂的有约
环保是当今世界关注度最高的问题，垃圾的处理是很多国家重视环保的基石，如果每个家庭重视处理垃圾，这是世界就是一个绿色环保的世界。
中国带名片的收破烂老汉
在北京时，我住的小区有一个收破烂的矮个老头，无论春秋都穿一件蓝色中山装上衣，脏兮兮的，上衣口袋里面塞满皱巴巴的零钱。他掏钱的时候，手上的指甲都是黑的。老头收破烂有个习惯，喜欢将别人交给他的垃圾袋里的东西掉个头，再一股脑儿倒在地上，将里面的矿泉水瓶哐哐当当地摔在楼道里。周末的时候我在家里写东西，一听见这种既不是装修，又不是什么东西破裂的声音，就知道收破烂的来了。
回京好几年和这个老头并没有打过什么交道，矿泉水瓶总被我随时扔到分类的垃圾箱里。有一阵夏天喝水太多了，积攒了不少空瓶子，碰巧他又在楼道里数塑料瓶子，我就将那些空瓶子卖给他，瓶子任他数，价钱由他定。将空瓶倒在地上踩扁后，他很大度地说：就凑个整数吧，然后慷慨地多给我几毛钱。
两次以后，他看我总是不期而至，就跟我说，你没有我的电话吧？说着从兜里掏出一张名片，上面郑重其事地写着废品收购站和他的大名，然后郑重地跟我说，上面的手机24小时开机，以后我无论有什么样的破烂要处理，都可以约他。
我知道这几年来由于移动通信的发展，手机已进入寻常百姓的家里，在城市里工作生活的成年人无论职位高低、收入多寡，几乎人手一部手机，送水的人有手机，送电器的人有手机，送来之前还要用手机确认一下。现在连收破烂的都有手机，而且有正式的名片，跟我们公司对外谈判交往中的名片差不多。而且连垃圾处理也开始预约了，这个社会变化之快，如果不生活在这里你真的难以想象。
美国机场要预约的清洁工
几年前，由好莱坞大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导演，著名的汤姆·汉克斯和凯瑟琳泽塔·琼斯主演的《幸福终点站》中，讲述了一个荒诞搞笑却又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故事。影片的主角在前往美国途中，自己的国家发生政变，政府被推翻，主角的护照自动失效，签证被取消，被拒绝入境却又不能回国，只好滞留在美国海关。
故事的原型说的是在十几年前的巴黎，一个伊朗人因为既不能入境又无法遣送的尴尬，滞留在巴黎机场10多年。我在自著的《如此法国》书中就提及了这个荒诞又让人唏嘘不已的故事。斯皮尔伯格将这个故事移至美国，辛辣地讽刺了美国海关那些既不人道又不合情理的规定，再加上汉克斯大智若愚的表演，电影的好多细节让人捧腹。
其中的一个情节是，汉克斯无家可归，兜里又没钱买食物，美国海关发给他的食物券不小心掉在地下后被印度裔的清洁工丢进了垃圾袋。饿着肚子的汉克斯扑过来，想从这个破烂中翻出食物券，以便买个汉堡充饥。结果那个印度人严肃地制止他，告诉他要想查找东西得和自己这个清洁工有约，而且不能现用现约，每周有规定的时间查找破烂，于是饥肠辘辘的汉克斯只好挨到下一周。
倒垃圾有规定的时间
在北美，还真得有约才能清除垃圾。
首先，倾倒垃圾是要分类的，如果倒错了垃圾，在规定严格的纽约可能就会遭到罚款。在曼哈顿的大街上你会看到垃圾箱上写着红色的警告：只收瓶子，否则罚款300美元。以前住在那里时很少在大街上扔垃圾，我常常将手纸揣在兜里就忘了，到家时才想起来，于是扔到自家的垃圾袋中。现在作为游客，我特意察看了一下垃圾筒，那里边也有别人扔的塑料袋，毕竟不是每个人都看过了那个警告才扔东西。不过规定就是规定，纽约警察是完全可以据此罚款的，如果他们现场抓到本人的话。
其次，处理垃圾要按规定的时间，没有垃圾筒的地方是不能随时倒垃圾的，尤其在乡间有一栋一栋独立住房的地方。倒垃圾需要在指定时间，放在自家门前指定的马路边上，以方便收垃圾的车拉走。收垃圾的车往往是清洁工兼任司机，既收垃圾又开车。他们往往是北美干体力活速度最快的人，停车只有不到一分钟，垃圾一扔车就开走了，来无影去无踪。有事找他们，常常是远远看到他们的车来了，追出去却已经晚了。
收垃圾规定的时间往往是一周只有一次，还不来第二遍，过时不候。我在加拿大生活的朋友就因为和市政分管垃圾的部门出现争执没有解决，结果垃圾车不收他们家的垃圾，车过去了垃圾还留在那里，他们只好将生活垃圾分成小包，每次出行的时候放在车里带上，扔到加油站和商场的垃圾箱里，很是辛苦。
在纽约时，和美国人一样，夏天我也会喝掉大量的软饮料，尤其有家庭聚会时，产生了大量的生活垃圾，空的易拉罐都成箱。我都是将这些易拉罐用原来的盒子装好摆放整齐，成箱地放进垃圾室。朋友跟我开玩笑说，每个易拉罐能卖5美分，我告诉他只是不知道哪个地方收，也没有国内那种收破烂的人到访，否则我真的可以集中起来去卖。为什么不呢？
扔废品有固定的位置
在法国时我住的是公寓，扔大垃圾要放在指定的地方，小垃圾则是通过楼道的垃圾口扔下去的。但垃圾必须用塑料袋包装，要足够结实，确保从几十层楼扔下去也不会摔破，还不能把玻璃制品放在里面。我的邻居就有人违反了这样的规定，把瓶子当做生活垃圾扔进去了，摔破了塑料袋，结果被清洁工人和门房经过分理和辨别找上门来，被处以警告。那是很没面子的事，因为这涉及个人的素质和教养的问题，你总不能让门房甚至清洁工人提示如何维护公共卫生吧？
扔玻璃瓶子必须走到室外，将集中起来的瓶子扔到一个专门的巨大塑料容器中。这个容器大到能装进去好几个人，在一米多高处有一个投放口，用橡胶遮盖，瓶子扔进去常常能听见爆裂的声音。法国人都是积攒了一堆瓶子后专门去扔的。那个洞设计的那个高度，既让瓶子坠落时有破碎的可能，又不至于迸出碎片伤人。我寻思法国人将洞设计那么高就是为了让瓶子破碎，他们回收的只是破碎的玻璃，而不是整瓶，也就杜绝了回收瓶重新使用带来的一些污染和卫生问题。
20世纪90年代巴黎发生过几起恐怖分子当街扔炸弹的危险事件，有的炸弹就是被放置在垃圾筒中的。风声鹤唳的巴黎警察为了确保安全，把巴黎街头的几乎所有的垃圾筒全部用焊枪封死，结果人们上街时手持垃圾没地方扔，在兜里一放就是半天。我就有过多次把手纸和其他零碎的垃圾放在兜里无处可扔，直到晚上带回家的经历。
环保的榜样
在处理破烂的问题上恐怕日本人最有责任感。我看过中央电视台白岩松先生在日本就环保问题的追踪报道，在镜头下，日本家庭妇女在规定???时间将垃圾拎到规定的地点，然后认真地分门别类将生活垃圾、塑料制品、纸类制品和玻璃制品分别放入不同的垃圾筒中，在那里分类的垃圾筒竟能多达四五个。所以日本虽然人口很多，东京人口的密集程度不亚于北京，站在高楼看附近的建筑也没什么特色，但人家就是干净，那里街头几乎见不到污水，草地上见不到塑料袋。我有一次特意经过东京，去感受日本人的整洁和空气的新鲜，在那里待了两天，每天在街上走，皮鞋上却没什么灰尘。
下次再见到小区的收破烂老汉，我会认真保留他那张带着黑手印的名片，有可回收垃圾时就约他。我想如果每个家庭都与收破烂的有约，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绿色的世界，就是一个环保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