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政策建议包含了改革股票发行体制、解决证券公司合法融资渠道、允许部分具备条件的证券公司发行融资债券、扩大投资基金试点、搞活B股市场等六条利好，清楚地表露了当时管理层对证券市场发展趋势的判断和态度。
对这份政策建议的出台，周正庆自己是这样描述的：
1999年年初酝酿，几次反复开会讨论，国务院也开会作了讨论，有关部门也参加一块讨论。后来写好后再报到国务院，国务院领导经过研究后，在5月16日这天，总理和副总理全部画了圈了，都看了这个文件了，等于算5月16日批准了，批准了以后，还没等我们证监会发表，传出去了。
这一消息向外透露后，持续低迷的证券市场从1999年5月19日开始大涨，8个交易日内，沪深两市上涨超过20%，日成交量达到300亿元，并且维持了相当一段时间。但紧接着，这轮至今仍让股民念念不忘的“红五月行情”受到了质疑。
对此，周正庆在几年后接受采访时这样回忆：
主持人：当时你听到了哪些不同的说法？
周正庆：有的所谓经济学家出来说话，说中国这个股市要出问题了，出现了井喷行情，要出现过热。还特别提出来，国务院批准证监会这个文件也是不妥的，有干预股市之嫌。
主持人：所以你后来写了那篇文章，就是1999年6月份在《人民日报》上发的那篇文章。
周正庆：这是我亲自主持写的。这篇文章反反复复经过三次推敲，写好后报到国务院。领导一看，写得挺好，有理有据，很能说明问题，就批在《人民日报》发表。《人民日报》又遇到了这个问题，就是以什么名义发表呢？说第一篇是特约评论员，咱还是特约评论员。第一篇《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以后，那会儿范敬宜当主编，受到市场股民的严重攻击，打电话骂他。因为那是在过热的时候，你发表一篇文章制止过热。他现在一瞧，这是个利好消息啊，所以马上头版头条发表这篇文章。
主持人：在这篇文章中你们提出了一个恢复性上涨的说法，为什么给这样一个定义？
周正庆：就是说我们股票指数还没有超过历史最高点。当时实际才涨到1300多点，历史上早超过1300多点了。所以我们讲这个行情是恢复性行情，没有出现井喷。而且分析根据中国经济形势的发展，这种恢复性的行情是正确的，是必要的。
主持人：那主要的出发点是什么？
周正庆：当然是为了支持经济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你也得关心投资者。这个文件以前，股市一年半的持续低迷。我们当时分析觉得不正常，对经济发展不利。股民被套住，作为证监会，作为领导者，对这个问题要关心啊，这是群众利益问题啊。广大股民来投资是支持你国家建设，谁投资你套谁，你这叫什么资本市场啊。
尽管在此之前的三周内，证券市场已经涨了30%，但第二篇《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所表达出的积极政策信号，仍然让股民信心大增，5天后，沪市突破了6年来的最高点，收盘1564点，6月30日最高上涨到1756点。
周正庆始终认为：
这次行情对国家对股民都是有好处的。股票可以继续发行了，股民被套牢的资金开始搞活了，他的财富又增加了。所以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到6月份把这个思想认识统一了以后，大家信心进一步恢复了，股市大概一直涨到1700多点，大体上把股民被套牢的股票都解决了。
尽管有种种猜测，管理层当时出利好主要是想发新股。但周正庆认为：
我们搞资本市场，不但要关心通过资本市场能够筹集多少资金支持经济发展，同时你也要关心投资者的合理回报。股市有涨有落，比如你搞了投机了，自己投资水平不高，人家赚钱你赔钱了，这是正常的，有涨有落也是正常的。但是绝大多数的股民被套牢这是不正常的，这说明我们工作上有失误的地方。
对于市道不好，管理层有没有责任管的问题。周正庆态度始终明确：
我们认为作为证监会应当管，不能置之不理，不能无能为力，不能无所作为。
199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对股市上涨作了空前严厉的指责，详见本书第七章。
《资本人物访谈录》，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页。
《资本人物访谈录》，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第37～38页。
同上书，第38页。
《资本人物访谈录》，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
同上。
“5·19行情”的客观作用是什么？
从1996年第一篇《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严厉指责证券市场过热，到1999年第二篇《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热情鼓吹证券市场还有更大的上升空间，在这期间，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和背景基本没有发生很大变化，那么在证券市场周围究竟发生了什么，以致政府部门如此前倨后恭，从根本上转变了对于证券市场的行为态度？
和证券市场直接相关的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事件：
第一件事是1998年9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证监会清理整顿证券交易中心方案的通知，要求对所有未经人民银行或证监会批准，擅自设立的从事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联网交易业务以及非上市公司股票、股权证和基金挂牌交易的证券交易中心，及其所属的证券登记公司进行清理整顿，并原则上要在1999年6月底以前完成。
各地证券交易中心所存在的问题，实际上是中央政府在1998年真正取得证券市场统一掌管权力之后的证券黑市的问题。这一问题不亚于证券市场创建初期的混乱和猖獗。这里面的资金窟窿至今无人可以计算清楚。
第二件，也是更为重大的事就是对信托业的整顿。
1979年10月，中国内地第一家信托机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宣告成立。此后，从中央银行到各专业银行及行业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纷纷办起各种形式的信托投资公司，到1988年达到最高峰时共有1000多家。
中央政府最初对于信托公司的经营活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没有清楚的认识，因此，相关法规并不健全，必要的监管制度和监管手段也十分缺乏。此时的信托公司几乎可以利用一切手段募集资金，投资领域则包括证券、房地产和兴办工商企业，等等。中国历史上几次比较著名的炒作国债期货、股票和房地产的事件，都有大批信托公司参与其中。
信托业在迅速发展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使政府开始逐步认识到信托公司的不规范经营所潜伏的风险，中国信托业自此开始进入“发展-违规-整顿”的循环中。当时的信托投资机构的监管机构中国人民银行曾先后于1982年、1985年、1988年、1993年和1999年5次对信托业进行清理整顿。
1999年，国务院责成中国人民银行对信托业进行了历时最长也最为彻底的第五次清理整顿。整顿的原则是“信托为本、分业经营、规模经营、分类处置”，信托公司被停止存款、结算业务，剥离证券经纪与承销业务。1999年1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人民银行整顿信托投资公司方案》。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于1999年4月27日发布《信托投资公司清产核资资产评估和损失冲销的规定》，采取“关闭或破产；撤销与重组；合并；保留；清偿债务，维护稳定”等措施，进一步整顿和规范信托投资公司经营行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在这次跨世纪的整顿中，中国信托业的格局被重新改写。
1999年2月，华融、长城、东方、信达和中保等5家中央级信托投资公司被撤销，并将这5家公司的证券业务合并，于2000年8月16日成立银河证券。
2000年，港澳信托被撤销。
2000年8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撤销中国教育科技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中科教）。
2001年，中国光大国际信托被关闭，海南赛格、海南华银、海南汇通、三亚中亚等信托投资公司被停业整顿。
2001年12月，福建国际信托被撤销。
2002年6月7日，财政部独资的唯一一家信托投资公司--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中经开）被撤销。
1999年，全国信托投资机构一共有329家，经过第五次清理整顿后，重新获得登记的仅50多家，将近6000亿元不良资产被核销。这一过程伴随着众多令人瞩目的信托公司关闭破产事件，其中包括中农信、广信等震惊全国的金融大案。
2001年10月1日，《信托法》正式实施；2002年6月5日，人民银行颁布实施了重新修订后的《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2002年7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颁布实施《信托投资公司集合资金信托业务暂行管理办法》，“一法两规”的政策框架形成，也意味着始于1999年的第五次清理整顿告一段落。
如果冷静地将这两个背景、证监会1997年以后的多项整顿和1999～2001年证券市场的“跨世纪行情”关联起来分析的话，客观地说，中国证券市场在中央政府取得统一主导权之后不久，就用一次“跨世纪行情”的市场热潮，让证券市场和全体投资者为中国改革过程中最为巨大的资金和金融黑洞的弥合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政府主动用一次持续两年的大行情，推动几乎翻倍的投资者入市，驱赶几乎成倍的市场外资金进入，引导几乎翻番的指数上扬……填平了诸多不良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各地证券交易中心挪用客户保证金、坐庄洗钱形成的6000亿元的坏账，避免了这两年整顿中有可能引发的各地信托公司下属营业部和证券交易中心的挤兑风险，保证了这场金融整顿的平稳过渡，使得数百家信托公司最终软着陆，摇身变为一批新的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
在1999年7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于北京西山召开的一次讨论会上，经济学家张曙光也提出过同样的问题。
1995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接管违规操作、资不抵债的中银信托投资公司，一年后，由广东发展银行收购。1997年1月4日，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中农信）被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关闭。1998年6月22日，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中创）被中国人民银行关闭。1998年10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关闭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广信）。
由原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朱利担任总裁。
参见张宇哲、徐可，《重整中国信托业》，《财经》杂志，2006年第26期/总175期。
“5·19行情”预支了政府的信用
但是，在上市公司业绩没有明显提升的情况下，“5·19行情”是靠政策强行“起飞”的，直接导致了“三高一低”（高指数、高股价、高市盈率，低业绩）的现象，为日后的暴跌埋下了巨大隐患。
于是，中国证券市场从2001年起开始持续将近5年的漫漫长跌，交易量萎缩，投资者离场，筹资功能退化，本土市场失去最好的发展壮大机会……
这不仅是一种技术性的报复，更是政府管理机构预支市场信用所酿出的“苦果”。
从2000年到2005年，中国证券市场总市值从48090.94亿元，减少到32430.28亿元，减少了15660.66亿元，缩水近32.6%；在这期间，流通市值从16087.52亿元，减少到10630.51亿元，减少了5457.01亿元，缩减了33.9%。
这从市场蒸发的5457.01亿元流通市值，基本接近信托业第五次整顿所核销的6000亿元不良资产。而如果没有这“跨世纪行情”圈入、套住和蒸发的6000亿元流通市值，那么平心而论，中国信托业在1999年的跨世纪整顿中给中国金融和经济肌体所带来的损失至少要翻一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