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灾难会让人们变得团结，但黑死病并非如此。它属于另一类灾难，这类灾难只会让人变得黑暗、疏离。
一瞬间看到一万人死亡，也许会激发出我们的勇气。毕竟，我们并非野兽。至少我们并非生来就是野兽。我们会同情，会落泪，有时候甚至会勇敢。
但如果在一百天之内，周围每天都有一百人死亡呢？
当时，死神每天都在猎杀。周围的人每天都在死去。这股力量你无法预测，又无法抗拒。压力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最终，人们的心里将只剩下一种感觉：冷冰冰的恐惧。
他们就像被圈养的牛羊。每天圈门都会被打开，屠夫进来拖走几头去剥皮宰杀。不是一天，而是一个月、一年……天天都是如此。那么，到最后，看到圈门打开，你以为他们有什么样的情感？愤怒？激动？悲伤？
--是恐惧。
恐惧达到顶点时，感情的闸门会自动关闭，人心会变成一种奇形怪状的东西。
弗兰克是一位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他描写过在压力下的人性变异。
“在集中营里，没有时间、也没有动力，去考虑什么伦理道德。每个人都只有一个念头：千方百计地活下去。”人类的情感几乎都泯灭了。但是弗兰克回忆说，有一种感情保留了下来：幽默感。--集中营里的大部分人都有一种很冷酷的幽默感。
死亡营里的幽默感，这听上去非常荒诞，几乎不可理解。但是弗兰克用一句复杂的话做了解释：
“在不正常的环境下，只有不正常的反应才是正常的。”
对此，我们能说什么呢？也许这是本能。也许这是人类进化出的自我保护机制：当世界变得怪诞时，人也要蜕变成一个怪物，好能苟活于世。
1348年的欧洲，就是一个死亡集中营。在这个集中营里，生命是廉价的，感情是稀缺的。
正如薄伽丘说的：“那时候死一个人，就像现在死了一只山羊，不算一回事情。”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格外冷漠，只是因为：“在不正常的环境下，只有不正常的反应才是正常的。”
恐惧可以把人变成鬼，当时许多政府已经隐隐意识到这个问题，它们也努力削弱它的影响。威尼斯政府规定，禁止死者家属服丧。锡耶纳城府规定：禁止教堂敲丧钟。还有一些政府甚至鼓励大家唱歌跳舞。
但这并没有用处。丧钟一片沉寂，但恐惧依旧渗进空气里，钻进骨髓里，流到心脏里。人们的情感被冻结了。
一位亲历者写道：“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无泪可洒，无爱可依，无路可逃。”
而且这个病传染。
触摸病人可以传染，和病人交谈可以传染，使用病人的物品也能传染。在当时人看来，它的传染力简直厉害得邪门。有位医生严肃地指出：目视也可以传染--看一眼病人就可能被传染上。
这显然是胡说八道，但当时不少人都相信。因为这个病传播得实在太厉害。当时有不少骇人的故事。比如有家客店住进了一个过路人。他已经得病了，但店主没有发现。由于房间紧张，就安排他住在大通铺上。结果怎么样？那个房间里所有人全都死了，无一幸免。
类似例子在记载里数不胜数。所有的恐怖被压缩成一句话：
“一个人就可以传染全世界。”
于是，社会的网络被撕裂了。
薄伽丘说：“哥哥舍弃弟弟，叔伯舍弃侄儿，姊妹舍弃兄弟，甚至妻子舍弃丈夫都是常有的事。最伤心、最叫人难以置信的是连父母都不肯看顾自己的子女，好像这子女并非他们自己生下来似的。”
并非只有薄伽丘这么说，也并非只有佛罗伦萨人这么做。全欧洲所有的记录里，几乎都提到了同样的话。
当时有一位叫斯蒂伐尼的作者写道：
“许多人是被活活饿死的。他们得病以后，亲人会说：‘我出门给你找个医生’。然后，他走出去，再也不回来。病人就这样独自发着烧，饥饿而死。有些病人哀求亲人别抛弃自己。亲人会这样回答他：‘行。那你晚上好好睡。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用的东西。你床头的篮子里有肉，有水和酒。’等病人睡着了，他就离开家，再也不回来。第二天早上，病人爬到窗口，向路人求救，可那毫无用处。最终，没人看见他们怎么死的。他们的尸体在床上发臭……”
家庭是世界上最最重要的东西，也是人性最后的堡垒。现在，堡垒沦陷了。
但毕竟还有千千万万人守住了这个堡垒。
许多人亲手埋葬了自己的亲人。许多人把布满黑斑的孩子抱在怀里，喂他饭，喂他水。许多人和妻子一起死去，和父母子女一起死去。
这些人在不正常的环境下，依旧坚守正常的情感。他们用爱战胜了恐惧。正是这些人，证明这个世界依旧值得我们去生活，值得我们去奋斗。--无论它有多少黑暗和丑陋。
1348年的欧洲，还有许多默默无闻的英雄。
他们是那些医生--明知道瘟疫传染性有多强，他们依旧不停照顾病人，直到自己也死去。
他们是那些神父--守在病人床头，在恶臭中听取他们的临终忏悔，直到自己也死去。
他们是那些律师--不断穿梭在病人家中，记下他们的遗嘱，直到自己也死去。
他们是那些修女--敞开大门，接收被遗弃的病人，尽量让他们体面地去世，直到自己也死去。
他们是真正的英雄。在我看来，他们比那些在大火中救人的英雄更加伟大。他们凭借的不只是勇气，还有日复一日、毫不动摇的勇敢与坚韧。
无数的记载抱怨：医生们逃跑了，神父们逃跑了，无数人抛弃了自己的职责。
但无数的记载也说：有许许多多的人坚守自己的职责，至死也不放弃。
在《圣经》里，上帝要毁灭所多玛。亚伯拉罕和上帝有过这段著名的对话：
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毁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
上帝说：我若在所多玛城里见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它。
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假若这五十个义人短了五个，你就因为短了五个毁灭全城吗？
上帝说：我在那里若见有四十五个，也不毁灭那城。
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若在那里见有十个呢。
上帝说：为这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
有人会说：就是为了这些义人的缘故，这个灾难才没有让这世界彻底毁灭，万劫不复。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绝对不会赞同这个说法。我也不赞同这个说法。
但还是会有人这么说。他们这么说，不也很好吗？
1348年，几乎整个意大利都沦陷了。
热那亚、威尼斯、比萨、卢卡、佛罗伦萨、维罗纳、费拉拉、罗马、那不勒斯……一串长长的城市名单。乡村荒废了，许多村庄几乎完全灭绝。牛、羊、猪、鸡在田野里到处乱跑，就像一群野生动物。据说，连它们也抵御不了瘟疫。许多动物的尸体在野地里腐烂、发臭……但是，在意大利有一个幸存者：米兰。
许多城市都采用了隔离措施。比如，皮斯托亚（意大利中部小城）就下达过严密禁令：任何病人都要被严格隔离；任何市??如果访问过疫区，就绝对不允许他们再回来；亚麻布的进口也被完全禁止。
但是米兰的隔离措施是最极端的。一旦发现病人，市政府会立即筑起高墙，把周边的几座房屋全部封住。屋子里的人，无论得没得病，都只能在里面等死。
现代专家不相信这能奏效。但奇怪的是，米兰真的幸免了。在全意大利的城市里，只有它逃脱了大瘟疫。没有人能解释其中的原因。
如果真是因为残酷的隔离，米兰才幸免于难，那么我们能说什么呢？有人会说：在残酷的世界里，只能残酷地行事。
谁能终结灾难
还是那支从东方回来的船队。
它被墨西拿驱逐，又被热那亚驱逐，但它的航行还没有结束……1348年1月，法国马赛。
马赛已经听说了发生在意大利的瘟疫。因此，它对港口加强了戒备。几条大铁链封锁了码头，港口外的拉图雷托城堡在监视着海面上的动向。
这支从热那亚来的船队似乎在港口外徘徊了一阵。最终，它们绕过了城堡，钻过了铁链，终于进入了马赛港。没人知道它们是怎么做到的。帮助它们的也许是大雨，也许是浓雾，也许是命运。
于是，大瘟疫抵达了法国。
几天后，全副武装的士兵将它们逐出马赛港。但一切已经晚了，死神已经溜进了马赛的大街小巷，开始了大屠杀。
这支船队的死亡之旅并没有结束。它继续向西挺进，抵达西班牙。在西班牙海岸线上，它继续散播死亡。到最后，它消失在历史中，没有人知道它的结局。
马赛沦陷了。据说，一个月之内，马赛城内死去了五万七千人。这个数字无论如何是太大了。这种夸大是因为人们过于震惊，他们从没见过如此规模的死亡。就算在噩梦里，这样的情形也是难以想象的。
从马赛出发，瘟疫沿着两条路线向法国腹地推进。
一路向西，指向波尔多。
另一路向北，指向阿维尼翁--教皇驻跸之地。
所经之处，城市和乡村依次覆灭。
普罗旺斯是法国最浪漫的地方。地中海的阳光宛若黄金，薰衣草的原野如同天堂。峡谷与古堡散落其间，壮似画卷，美如诗歌。英法战争也没有波及这里。普罗旺斯依旧宁谧安恬。可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里，这里就沦为废墟。蒙彼利埃、纳尔滂、亚尔……全都沦陷了。几十万尸体堆积在城市里、田野上，空气里充满腐臭之气。
死亡骑士策动灰马，继续北上。
1348年3月，它敲响了阿维尼翁的大门。
阿维尼翁拥有七座教堂，七座男修道院，七座女修道院以及一座教皇宫。这里有全欧洲最多的神父和修士。
他们最先倒下了。
奈顿是当时的一位编年史作家。他对阿维尼翁的教士恨得出奇，我搞不清楚这仇恨是从哪里来的，但它确实跃然纸上。
奈顿心满意足地写道：
“在阿维尼翁的卡美来特修道院，还没等市民知道瘟疫的消息，那里一下子就死掉了六十六个修士。市民们觉得很稀罕，还以为这些修士在关起门，互相残杀。在奥古斯丁修道院，没留下一个活口。全部死光了。--当然，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还津津有味地补充说：“还有一百五十个弗朗西斯派修道士，全部死光了！没有一个人活下来讲述发生的事情。--干得好！”最后三个字是他用来表彰上帝（或者死神）的。
大多数阿维尼翁僧侣是尽职尽责的，他们勇敢地承担了自己的义务。当死亡占领阿维尼翁的时候，他们没有退缩，坚持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阿维尼翁的教会贪婪、奢靡甚至堕落，但在危急关头，基层的教士守住了底线。他们以生命为代价，去安慰病人、主持丧礼。
多少年来，阿维尼翁第一次得到了世人的赞扬。
阿维尼翁被死亡吞吃了。
不久前，阿维尼翁人亲眼看到夜空上有一道燃烧的火柱，当时就有人断言这预兆着灾难。可谁都没料到灾难真的到来的时候，会如此恐怖。它似乎不仅仅是一场灾难--它像是人类的灭亡。
人们向教皇求救。教皇是上帝与尘世的中介，他既可以代表人类乞求上帝，也可以代表上帝赦免人类。他是唯一有力量终止大灾难的人。
教皇宫外麇集着无数市民，他们沉默地望着皇宫深处，满面泪水。
教皇在宫内辗转徘徊。
克勒芒六世心地善良，为人温和可亲，怎么看都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以当时的标准来说，他知识面也相当渊博。他喜欢诗歌，喜欢绘画，喜欢音乐，也喜欢占星术。他的皇宫里聚集着一大批占星术士。他们围在教皇身边，向他汇报各种吓人的消息。说得越耸人听闻，教皇听得越入迷。
现在，这些人胳膊底下夹着一卷星图围过来了。他们在教皇面前抖了抖，摊开星图，仔细讲解起来。说到最后，他们总是摇头叹息：既然火星在这个位置，水星又在那个位置，那还能有个好？在劫难逃啊！
教皇问：这场灾难要持续多久？
占星家又计算了半天：十年，陛下，最少是十年。也许会更久。
教皇半天说不出话来。
教皇还拿到了一份报告，上面列举了印度、波斯、阿拉伯在大瘟疫中的死亡人数。这些数目加在一起，是个让人目眩的数字：两千三百八十四万。教皇更加惊慌失措了。
教皇相信只有上帝才能挽回局面。但凭经验，他觉得自己的祈祷并不管用。他向上帝祈祷过好多事情，多半都没有实现。那凭什么这次会出现例外呢？
于是，他呼吁举行盛大的游行，向上帝忏悔罪孽，乞求宽恕。虽然自己能力有限，但千万人的浩大祈祷或可挽回天心。
人们马上行动起来了。教皇的谕旨让大家多少有了点儿依靠：至少能做点儿什么！
各地都开始举行大规模游行。在阿维尼翁城内，声势更是浩大。一次游行接着一次游行。许多游行持续了三天，参加的人数超过两千人。
人们穿着麻袋一样的破衣服，头上撒着灰，光脚行进在街道上。他们一边哭泣，一边祈祷，有人脖子上挂着绳子，有人拿鞭子猛抽自己。在队伍的前面，有人高捧各种圣物，两边的人手持蜡烛，歌唱前行。
--这却是传播瘟疫的最有效手段。
当人们的狂热达到顶点时，教皇亲自出来主持游行。
一队白袍教士打着旗帜走在最前面，后面是长长的队伍。四位大主教从头到脚罩在猩红长袍里，在他们中间是戴着三重冕的教皇--克勒芒六世。他一面前行，一面张开双臂恳求上帝慈悲。
队伍缓缓前行。游行路线的街道旁挤满了观众，不仅是市民，外地的老百姓也涌进阿维尼翁观看这一盛典。农民、修士、商人、仆役、妓女（在阿维尼翁，她们数量可不少），摩肩接踵，拥挤在一起。不少人满怀希望地相信：这将是一次拯救世界的壮举。
走着走着，一个打旗的白袍教士忽然摔倒了。他趴在地上，面孔扭曲，动弹不得。队形顿时大乱。人们远远围着他，七嘴八舌地议论，却没人敢上去扶他。所有人都看出来了：这个人是染上了瘟疫。
还没等大家理出个头绪，队伍后列的一个灰衣修士也一头栽倒。他躺在地上，开始小口小口地吐起血来。
“哗”的一声，他身边闪出一片空地来。
大家沉默不语，空气异常沉闷。教皇放下双手，无助地扫视着周围。
游行结束了。
这次游行让教皇清醒了过来。他躲进了皇宫，痛苦地思索整个事件。也许他还和首席御医乔立克从医学角度商讨过。最终，他发出了一道指令：瘟疫期间，禁止任何宗教集会。他终于认识到：所有的集会游行，都只会加速瘟疫传播。
这是一次痛苦的失败。教皇发现自己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让信任他的人死得更快。
但克勒芒六世依旧可以获得后人的尊敬。他知道自己犯了大错后，就推翻了以前的谕旨。教皇没有为了自己的面子而牺牲别人的生命。--并不是所有的大人物都能做到这一点。
阿维尼翁再也没有游行了，街头一片沉寂。
据说七千座房屋成了鬼屋，里面空无一人。墓地很快就堆满了尸体。教皇自己掏钱购买了一块土地，充作新公墓。结果，很快那里就堆上了一万一千具尸体。
公墓很快成了猪的食堂。
墨西拿的狗成群结队，吞食尸体。在阿维尼翁，出风头的则是猪。一到天黑，也没人召集，所有能自由活动的猪就集合起来了。它们咕咕噜噜，走街串巷，一路摸到市郊的公墓。然后，它们撒了欢地在那里拿鼻子乱拱，不管拱出什么都胡啃一气。一夜猛嚼以后，它们心满意足，打着瞌睡离开公墓，散回阿维尼翁的各个角落--留下墓地里的一个个大坑、一具具被猪啃得面目全非的尸体。第二天，它们还会回到这里吃夜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