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人们死亡的速度实在太快，猪都来不及吃。最终，所有的墓地都不够埋葬尸体。教皇只好借助河水。他给罗纳河举行了祝圣仪式，使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墓地。每天清晨，都有几百具尸体被投入罗纳河。他们顺流而下，一直漂入蓝色的地中海。在那里，这些尸体将长眠海底，变成粼粼白骨。它们并不孤独，在那年，无数尸体用类似的方式从各地流向地中海。
“来自比萨、墨西拿、卡塔尼亚、马赛、塞浦路斯、大马士革的死者和它们躺在一起。”
瘟疫中也有奇迹
教皇逃跑了。
他离开了阿维尼翁，躲进了郊外的一座城堡。在那里，他闭门谢客，希望能逃过这场大瘟疫。教皇安慰自己??反正自己也做不了什么，为什么要留在城里白白送死呢？教皇能活着，就是对基督徒们最大的鼓舞。自己染上一身黑斑，黯然驾崩，对上帝的事业又将是何等的打击！
怀着这样崇高的思想，教皇自顾逃命去了。
根据首席御医乔立克的建议，城堡里燃起了两盆熊熊烈火。教皇陛下就坐在这两团烈火间。御医认为：热度可以避免传染。
教皇御座旁，火焰日夜燃烧。远处的阿维尼翁，死亡也在日夜燃烧。日复一日，尸体扔进泥泞的墓地，任猪啃噬。日复一日，尸体被抛进汹涌的大河，流向大海。而克勒芒六世却活了下来。
他能活下来，是不是要感谢那两盆火？没有人知道答案。就连提这个建议的乔立克，恐怕也不知道。
乔立克出身农家。他虎背熊腰，一嘴浓密的胡子，走起路像头大笨熊。跟人谈话的时候，一嘴浓烈的大蒜味儿。但是一旦拿起外科器械，他就是全欧洲最灵巧的人了。
乔立克生于法国的一个小村庄。父母都是普通农民。不出意外的话，他也该是个农民，老老实实娶妻生子，种一辈子地。但乔立克有一种罕见的医学天赋。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无师自通地学会处理伤口，矫正断骨，在当地小有名气。
有一次，有一位贵族夫人从马上摔了下来，跌断了腿。请来的医生都束手无策。腿开始腐烂化脓，眼看就要保不住了。这个时候，有人把乔立克领来了。这个不识字的农家孩子给她处理了伤口。十天以后，这个女士已经可以去做礼拜了。
这次治疗使乔立克的命运产生了转机。一位男爵听说了这件事，深受感动。他答应出一笔钱，让这个农村孩子接受最好的医学教育。从此，乔立克离开乡村，走向了外面的广阔天地。
后来，这个农家孩子成了欧洲最优秀的医生。他先后担任过蒙彼利埃大学和巴黎大学的教授。由于命运的再次垂青，他应克勒芒六世的邀请，前往阿维尼翁，担任教皇陛下的首席御医。
教皇克勒芒六世对医学很有兴趣。大家通常以为教会都是坚决反对解剖尸体的，但并非总是如此。克勒芒教皇就是解剖学的支持者，他鼓励乔立克解剖尸体，“以便能发现疾病的根源”。乔立克很喜欢阿维尼翁，他在这里一待就是二十多年。其间，他写下《外科医学大全》。以后的三百年里，这本书一直被奉为医学圣典。
乔立克留下一份关于大瘟疫的记录。在所有的类似文献里，它的记录是最翔实的。乔立克既有专业知识，又有冷静的思维。许多编年史作家跟他比起来，就像一群只会叨叨咕咕的公鹅。
教皇带头逃离阿维尼翁，大主教们也纷纷响应，乔立克却留了下来。他从头到尾见证了阿维尼翁的瘟疫。在记录里，他承认自己怕得厉害，始终生活在恐惧里。但他还是留了下来。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老老实实地回答：“怕让人瞧不起。”
乔立克发现瘟疫不是一种，而是两种。说来也怪，无论是薄伽丘，还是维拉尼，或者是其他作者，谁都没能指出这一点。乔立克是第一个得出这个结论的人。
据他说，第一种瘟疫的主要症状是吐血，从病发到死亡大约是三天。第二种的主要症状是瘤子和痈，大多位于腹股沟和腋窝。这种病人大约能存活五天。但无论是哪种病人，都会持续发烧、疼痛。
第一种瘟疫死亡率更高，基本是百分之百。病人呼吸起来，极为痛苦，而且呼气带有腐烂的味道，乔立克断定他们的问题主要处在肺部。而且，这种瘟疫传染力更强。至于第二种瘟疫，死亡率相对低一些。病人能不能活下去，很大程度上要看瘤子的情况。如果瘤子最后变软、破裂，病人有可能康复，否则还是死路一条。
现代医学证实了乔立克的全部推断。
乔立克说整个瘟疫的持续时间大约是七个月。至于阿维尼翁的死亡率，他认为大约是百分之七十五，这个估计应该是偏高了，但离真相不会太远。
对当地的医生，他这样写道：“许多医生因为害怕被传染，不敢去病人家里。其实即便他们去了，也束手无策。几乎所有的病人都痛苦地死去了，只有极少数人奇迹般地恢复了。”
乔立克自己就是奇迹之一。
他不停地出诊。他并不清楚这场瘟疫到底是什么病，他也不清楚自己到底能不能帮助病人。他能做的只是观察、尝试和记录。
乔立克知道这个病传染性很强，他也采取了防护措施。他穿上了遮盖全身的长袍，手上戴着大手套，脑袋上顶着礼帽。最古怪的是他的面具，这个面具由海绵做成。海绵里面吸满了混着肉桂粉的醋。面具前面还有一个长长的嘴，那是为了避免通过鼻孔和嘴感染瘟疫。
这样装扮后，乔立克看上去就像一只诡异的灰鸟。
这只灰鸟在阿维尼翁不断穿梭--直到他也病倒了。这套防护服没能保护他，乔立克发现自己腋下长出了瘤子。他倒下了，在床上躺了六个礼拜。所有人都认为他要死了。但瘤子自己破裂了，乔立克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非常幸运，得的是第二种瘟疫。
欧洲医学的整体失败
乔立克并不知道这瘟疫是什么。他只是细致地观察它，然后记录了下来。但是这个问题必须得到回答，欧洲人必须搞清楚面前的敌人到底是谁。
于是，法国国王代表广大群众，向巴黎大学医学院提出了两个问题：
这场瘟疫怎么来的？
我们又应该怎么办？
巴黎大学是全欧洲最好的学术机构，它的医学院代表医学最高水平。如果它不能回答这两个问题，那也就没有哪个机构能回答。经过仔细调查，1348年夏，巴黎大学医学院的四十六位学士给出了答案。那是一份关于大瘟疫的学术报告，它代表着欧洲医学界对这场灾难的看法。
在这里，我们必须简单介绍一下当时的医学。
中世纪的医生心目中有两尊神，整个的医学大厦都奠基于这两尊神明之上。这两尊神一个叫希波克拉底，一个叫盖伦。他们全是一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人。
希波克拉底创建了一个理论，而盖伦完善了它。这个理论长期以来都是医学界的神谕。所有的医生都坚信其中每个字都是真理。这个真理叫做体液论。按照这个理论，人体内有四种体液：血液、黏液、胆汁和黑胆汁。它们分别代表热、冷、干、湿。一切疾病都来源于体液的失衡。比如，一个人得了疟疾，现代的医生会说这是感染了疟原虫。但按照体液论，真正的原因是黑胆汁过多。
在盖伦的手里，体液论变得相当复杂、抽象。这四种体液并非真的液体。它们是一种概念，一种气质。它们不但对应于人体，还和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对应。此外，它们还和土水火风四大元素对应。于是，宇宙与人体就有了一种神秘的联系。
这样，医学成了一种哲学：一种建立在象征意义上的哲学。它的核心是和谐平衡，天人合一。
希波克拉底和盖伦都是不世出的天才，他们有很多伟大的医学发现。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些发现确实让人惊叹。但是他们的理论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体液论过早地给医学搭建了一个哲学框架。这就像一个小孩子刚开始发育的时候，骨骼就已经钙化了。这样的孩子自然是长不大的。
所以，在中世纪，这个孩子不但没有长大，反而在萎缩。
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陷入了野蛮状态。医学发生了极大的退步，古人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知识丢失殆尽。公元1000年之前的医生，已经堕落成一群巫师和屠夫。他们用月经血给人治病，他们用咒语给人治病，他们甚至拿大斧子给人治病。
十字军东征时期，这些医生曾让阿拉伯同行震惊不已。
一位骑士的腿上有了脓肿，一位阿拉伯医生给他抹上了药膏，脓块已经有点开了。这个时候，一位西方医生匆匆赶来，看见这些膏药，惊骇地说：“这个人不会治病！”他转头对骑士说：“你想有两条腿死呢，还是想一条腿地活着呢？”骑士很聪明地回答：“我想一条腿地活着。”于是这位医生找来了一条壮汉、一把利斧。他命令那壮汉拿斧子砍下骑士的腿。壮汉当着两位医生的面，一斧子劈下去。砍歪了，骑士已经无力抗议。于是抡起来，第二斧。骨髓四溢，骑士当场毙命。
医生对这个结果表示遗憾。接着他就抖擞精神动手治下一个病人：一位得了结核病的妇女。医生剪光了她的头发，拿出一把剃刀，在病人脑袋上画了个十字，切开了脑袋瓜，里头白花花的全是脑仁。医生想了想，往上头抹了一些盐。妇女当场死亡。
阿拉伯医生战兢兢地问：是否还需要他在场帮忙？回答说不用了。于是这个阿拉伯人失魂落魄地走了出来。这是他见过的最剽悍的医学会诊。
就这样，西方医学跌到了谷底。
几百年来，欧洲医生唯一的成就是发展了验尿学。他们重视尿液，就像中医重视脉搏一样。他们又是闻，又是看，必要的时候还要尝一尝。据说检验得非常准确。有位爵爷得了病，请医生到家验尿。也许是失误，也许是成心，给医生端上来的是一杯婢女的尿。医生仔细观察后对病人说：“爵爷，您没有病，只是有喜了而已。”
这当然是很了不起的成就，连早孕试纸都省掉了。--但其他成就就完全付诸阙如了。
这些情况在11世纪有了改变，欧洲医学迎来了一次复兴。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著作被翻译为拉丁文???许多阿拉伯医学著作也被翻译过来了，一所所医学院也成立了。
还兴起了解剖学的热潮。医学院的学生公然偷窃尸体，用来解剖研究。市政府假装看不见。许多教士甚至帮着他们偷。实在偷不着人尸的时候，医生就解剖猪。这种疯狂偷盗引起了社会惊恐。教皇陛下在1300年不得不下达诏谕，干脆禁止尸体解剖。但该诏谕并未得到充分执行。
医生的地位也极大提高，甚至超过了中国的同行。他们被尊为智者，身份高于普通市民，物质上也很优裕。他们穿上好的红袍，戴白貂皮头巾，用金色的踢马刺--并且拿着非常高的薪水。
一切看上去都很美好。
只有一个小小的缺憾，就是他们不大治得好病。
这些医生一头扎进入了盖伦的罗网，体液论成了他们的信仰。几百年内，从没有一个医生质疑过它。在体液论的谆谆教导下，他们迷上了放血和泻药。他们说：这是恢复体液平衡的最好办法。结果，无数身体虚弱的病人还没有来得及恢复平衡，就被活活折腾死了。这个治疗手段一直延续到19世纪初。英国的大诗人拜伦就属于最后一批受害者。1824年，他参加希腊独立战争。在行军路上发烧了，卧床不起。医生“眼泪汪汪地恳求他”接受治疗，拜伦接受了。几个医生轮番上马，每个人都放掉他四斤血，然后给他灌蓖麻油和泻盐，二十四小时内，拜伦一命呜呼。死的时候太阳穴上还趴着吸血用的水蛭。
这些盖伦的崇拜者还迷上了占星术。占星术也是体液论的一部分，星辰的变化可以影响宇宙间的四大元素，从而感应人体的体液。盖伦和阿拉伯人都研究占星术，但欧洲医生研究起来更加痴迷。一位医生发现他的同行还在观察尿液，轻蔑地说：“放下你的尿罐吧！那早过时了。你应该抬起头来好好研究研究星星。拿我来说，我不用看你那个尿罐子，也能知道里头有什么。--天上的星星都说得一清二楚了。”
所以，毫不奇怪：欧洲的病人不断大批死掉。
总体来说，这就是1348年欧洲医学界的现状。它在外科上有了一些发展，在药物学上也有了一定的进步。但作为一个整体，它是失败的。
它像掉进罗网里的野兽，乱冲乱撞，却找不到方向。
一切和星座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