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的这些观念一下子把亚里士多德展开的法治更往深处推进。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基督教的一些教堂礼节意识和制度也影响了法律。比如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观念最早起源于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另外大家看到在法庭里，法官进入法庭时大家要宣誓、要起立，这一套法庭里面的制度起源于教堂里的制度。所以西方的基督教不但没有埋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开启的法治理念，相反大大深化了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法治起源于防恶这样一种观念。
到了近代，整个西方近代的法律制度，都是自然法学派搞的。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大家都熟悉，孟德斯鸠、卢梭、洛克等。他们恰恰是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法治起源于防恶这样一种理念。三权分立是孟德斯鸠提出的，他认为所有掌握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权力具有天生的制服性，因此只有把它一分为三，分成立法、司法、行政，让它相互制约、相互抗衡，才能把权力的制服性降到最低限度。卢梭更是现身说法，写了《忏悔录》，揭露人性丑恶阴暗的一面。整个近代西方法律制度就是根据这样的观念来设计的，相信人性是恶的，人性是没办法相信的，而权力则更加恶。
我们可以具体地来分析一下西方的性恶论到底如何影响了西方的法律制度。现在一般来讲把法律分为三部分，公法、私法、社会法或者经济法。公法是调整国家权力和公民之间的法律；私法是调整私人与私人之间关系的法律；社会法是调整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市场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人事关系的法律。
我们先来看公法。西方的性恶论深深影响了西方的公法。表现在西方的公法就是严格限制国家权力的运用。首先是宪法，公法里面包括宪法、行政法、刑法、刑事诉讼法，这些都是涉及国家权力和公民之间关系的。西方认为宪法就是控制国家权力运用的法律，所以把宪法叫做限制国家权力的法，叫做限权法。这一点理念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认为宪法是巩固国家权力的大法，西方恰恰认为宪法是限制国家权力的法律。西方宪法表现在对国家权力的不信任，表现为要由宪法制度约束国家权力的运用，这个主要表现在宪法的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权力制衡，这就是孟德斯鸠提出来的，要防止专制，必须把统治者的权力一分为三，立法、司法、行政，让它们相互制约，相互制衡。
国家权力一分为三相互制约，这就像汽车轮胎跟地面的摩擦系数一样，摩擦系数越大，汽车就越不容易打滑，汽车不容易打滑，车上的人就不容易被甩下来。如果说汽车轮胎和地面的摩擦系数越小，汽车就越容易打滑，就越不安全。我们知道西方是一个商业民族，商业民族是比较讲究效率的，但我们发现分权制衡、三权分立这样一个体制恰恰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邓小平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很敏锐，他马上就说三权分立、三个政府相互扯皮是没有效率的。应该说邓小平的这种观察是很敏锐的，三权分立确确实实就是有意识要增加摩擦，增大摩擦系数，来保障国家运行安全。用权力制约权力、分权制衡这样一种体制，最大的问题就是摩擦系数大、效率比较低，但是它求得一个结果——安全。
《联合国人权宣言》里面经常说，一个没有分权的国家是没有法制的。当然我个人认为三权分立这种体制适合于市场经济已经发育成熟、国家政权少管事的环境，但是它不适合我们这种国家。我们这种国家属于追赶型的，我们是要靠政府发展市场经济的，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要保持高效。而西方是先有市场经济，后有国家政权，它的市场经济、它的资本主义关系在封建社会母体当中就形成了。所以我们和他们起点不一样，一个是国家主导现代化、一个是社会主导现代化，西方大多数发达国家是社会先行、政府滞后的一个现代化，而我们发展中国家必须是政府主导，所以我们这种体制就不太适合西方那种体制，如果我们搞西方的体制就会使我们的效率受到很大的影响。
西方宪法的第二个原则就是要以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如何制约？所有的宪法都要明确地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基本权利就意味着国家政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剥夺，所谓基本权利就是不可剥夺、不可转让、不可放弃，是公民做人的最最根本的条件。当你剥夺公民这些权利的时候你这个国家就完全变质了。同时为了以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还规定了两个基本准则：第一，公民的权利是“法不禁止皆自由”。只要法律不禁止的都是公民的权利。我们现在可以把公民的各种权利写进宪法，但是按照西方的观点，公民的权利是写不完的，因为随着社会发展，公民的权利越来越多。我们也是这样的，最近大家可能看到报纸上不断地有新的权利产生，一会儿一个权利。因为公民的权利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意识的提高不断扩张的，因此当把公民权利写出来的同时大家又担心是不是写出来的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没写出来的就不是。
后来就干脆规定一条，法不禁止皆自由，法律只要不禁止的都是公民的权利、都是公民的自由。前几年我在美国遇到了一件事情，美国经常有裸体运动，男女老少裸体到街上游行，各方面的人士就展开讨论，说白天发生了裸体游行，大家来评论一下对不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讨论了半个小时，最终他们达成了共识，美国的宪法没有规定公民不准不穿衣服。法不禁止皆自由，因此随他去吧。还有一个州里面出现了一个现象，夫妻两个人有时候寻开心，回到家里面以后，妻子装扮成男的，穿男的服装，男的扮成妻子，小孩子搞不清楚就乱叫。美国的教育学家就说这样不对，这样一来就会对小孩树立正确的性别意识、角色意识产生不好的影响，但是后来法学家出来批评，这是人家住宅里面的私事，国家没有禁止男扮女装、女扮男装，一说到这里也就算了。因此西方是这个理念，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就都属于公民可以做的。公民权利是法不禁止皆自由。
对于国家权力呢？第二个准则就是国家权力是“法无授权不得行”。就是法律没有授权国家权力做的事情国家权力是不能做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准则是不一样的，公民权利是开放式的，法律没禁止就都是公民的自由、都是公民的权利，而对于国家权力来说是收敛式的、限制的，法不授权不得行，因此国家要做什么一定要有法律依据。国家权力实行收敛式、限制式，公民权利实行开放式、自由式，这就是对国家权力的不信任。
当代宪法的第三个原则是以社会团体权利制约国家权力。因为宪法运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虽然公民权利制约了国家权力，但是公民权利要跟国家权力抗衡势单力薄，因此他们就让公民结成一个团体，用团体的权力来弥补个体权力势单力薄的情况。所以西方的宪法里面就非常强调要自由，它就是要把单个个体的权力汇合成团体的权力，人多势众，来抗衡国家权力。比方说同性恋问题，在19世纪以前一致认为同性恋是犯罪的，抓住同性恋是要制裁的，但是到了20世纪西方国家纷纷取消了对同性恋的刑事制裁，这和同性恋几百年结成一团、前仆后继有关，最后形成了他们公开化的权利。
因为单个同性恋是抵挡不住强大的宗教和氏族社会的压力的，但是当同性恋抱成一团的时候就人多势众。我在香港城市大学讲学的时候，香港城市大学前面有一个大的百盛超市，里面有一个书店，一进书店就发现有一个柜台——同志专柜。香港话“同志”是同性恋的意思，我想怎么有个同志专柜。我问了老板，他说这是香港同性恋协会专门租的一个柜台。我就想了，如果单个同性恋要租一个柜台他未必有那么多钱，但是当形成一个同性恋协会，他就人多势众，财产多了，就可以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这就是现在西方非政府组织为什么那么多的原因。西方的所谓鸭子集团、所谓非政府组织，它就是个人的权利结合成一个团体的权利，它是这样来抗衡的。这样的话社会团体的权利就弥补了个体权利的缺陷。
现代西方宪法当中可以说贯彻的主要原则就是这三个，权力制衡、以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以社会团体权利制衡国家权力。这三个原则，我们应该看到，它的一个主线就是它不信任国家权力，要来约束它。西方宪法当中最能表现出不信任国家权力的就是法国和美国宪法规定的，公民拥有武装起义的权利。这就充分表明了他们对国家权力的高度防范以及不信任。美国非常奇怪，如果说一个时期社会治安形势非常乱，这时候政府警察就出来说话了，我们社会治安乱就是因为私人拥有枪支太多，应该限制私人拥有枪支。等到真正要动手了法学家就出来说话了，你们这些警察都是大脑简单、四肢发达，如果说我们手中没有权力，发生了暴政我们怎么办？美国宪法学家经常反击的一句话就是，“假如发生了暴政，我们如何抵抗？”西方认为暴政猛于个人私有枪支所带来的祸害。他认为公民拥有枪支顶多造成一个个的个体侵害，但是国家如果有暴政的话带来的是全体公民的灾难性的损害，所以就认为为了防治暴政应该让私人拥有枪支。
全世界都知道美国社会治安乱跟私人拥有枪支有关系，但是又取消不了。克林顿当总统期间，美国一个州发生了爆炸，克林顿就在电视里骂城乡协会，意思是你们这些城乡协会整天在这里鼓励暴力。城乡协会很有趣，他们出版自己的杂志，而且杂志里面经常说从哪个位置射击白宫是最好的，他还怕你看不明白，给你画个路线。但是美国是君子动口不动手，美国的法律是你只要不动手就不会限制你。但是在社会上选择暴力必然会对社会治安带来影响，克林顿就在电视上骂。城乡协会就在电视上买了一个小时的演播权，骂克林顿你是个什么东西，你的钱从哪儿来，还不是我们纳税人给你的吗，如果大爆炸是我们干的你对我们进行法律制裁，如果你没有证据，你凭什么来指责我们，你说我们是什么东西，你是什么东西。就这样双方对骂。西方的理念就是一条——不相信国家权力。这个不相信我觉得跟它的历史有关系，因为西方的资产阶级饱尝了封建专制国王对他们的迫害，所以当他们掌握政权的时候他们感觉到过去的专制权力太厉害了，一定要防范。
我们再看西方的行政法。西方的行政法十足就是对行政权力不相信，本来宪法已经约束国家权力了，但是还不放心，他们认为虽然宪法约束了国家权力，但是在国家权力当中行政权是容易作恶的。行政权管理面很广，议会的权力是制定法律，是抽象的；法院的权力是被动的，民不告、官不纠，老百姓不去告，法院是不能够主动过问老百姓的事情的；但是行政权是主动的。立法权是抽象的，司法权是被动的，而行政权是主动的。它的管理面非常广，从摇篮到坟墓都有行政权在作用。而且行政机关为了提高效率，在管理当中具有临时当场决断的权力，特别容易对公民的权利造成伤害，因此专门制定了行政法来特别约束行政权。
如何约束？就是规定了行政诉讼制度。西方人承认，行政机关一定要有效率，为了让行政机关有效率，就必须赋予行政机关当场决断的权力。比如说你开车，不管违章没违章，警察让你把车停下来，把驾照交出来，你没办法当时说什么，你可以事后申诉，但是警察当场是可以决断的，如果你去理论的话，那么交通就堵塞了。因此在行政管理当中行政机关和公民是不平等的，为了保持这个效率，它没办法平等，但是在行政诉讼当中必须是平等的，因此在行政诉讼当中行政管理相对人和行政机关是完全相等的。一般来讲诉讼是谁主张、谁举证，比如说我告你，我要举证，但是在行政诉讼当中倒过来，我告你我不举证，你证明你自己没罪，就是大部分情况下，行政机关负有举证责任。这是为什么？这就是考虑到公民去告行政机关，公民比较软弱，因此要抬高公民、压低行政机关。通过行政诉讼改变、扭转了在行政管理当中公民和行政机关地位不平等、容易带来对公民权利伤害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行政法也就是限制行政权力的法。
公法中有刑法，刑法主要就是表现在对法官不信任，要防止法官滥用权力。刑法的核心价值观念就是罪刑法定。一个人是不是犯了罪，犯了罪受什么处罚是要由法律明文规定，这就是罪刑法定。它要否定的是罪刑擅定，是要约束法官不能随便定罪，不能随便量刑，必须依照法律，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只要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你就不能定罪。罪刑法定是要限制法官的权力，这一点只要跟罪刑擅定做一个对比就可以看到罪刑法定锋芒所向。山东有个军阀韩复榘，韩复榘很喜欢审案子，每个星期审一次，他不懂法律，但是他不管，他就是喜欢审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