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平日久，时下关于花草虫鱼的文章多了起来，人们赏玩之余，还必费尽心机饕餮一番，于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树上长的无不皆备于我，必欲尝遍而后快。听说南方现在有人专喜欢吃蟑螂和虱子之类的龌龊动物，听起来虽然毛骨悚然，但想想国人拼死吃河豚的勇敢，这点饮食障碍又有何妨；再想想前几年黄金宴、女体盛的奢华，吃蟑螂和虱子说不定还有为民除害的功效哩。
以上说的都是吃饱了撑的才有的事，不妨叫它“食之余”。不过算算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吃饱了撑的时代竟是少数，就是所幸有了，历史学家也不会忘掉写上一笔，什么贞观之治呀、文景之治呀、康雍乾盛世呀之类的，诗人也不会忘记写那么几首名句，让后人铭心刻骨，比如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呀，什么“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呀，等等，不由人不钦慕不已，恨不得退回到那个时代才好，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古代诗人和史官不光是以揭露黑暗为能事，他们也会看到自己生存的时代那光明的一面，甚至很为自己的时代自豪。不幸的是，咱们中华文明五千年，吃不饱的时代总是更多些，更让人铭心刻骨些，甚至连杜甫这样的小官吏都茅屋为秋风所破，连曹雪芹这样的大户人家也举家食粥酒常赊，遑论普通老百姓！
这些离我们都遥不可及了，不好切身体会。说点近的，前些时整理旧书，翻出了几本有点年代的小书，一种是邓云特的《中国救忘史》，凡２３万字，１９６１年的版本。邓云特就是鼎鼎大名的邓拓，此书写于抗战前夕，时年作者不足二十五岁，真是少年有为。据记载，我国灾荒之多，世所罕有，一些欧州学者甚至称我国为“饥荒的国度”，而统计表明，从商汤十八年（公元前１７６６年）到１９３７年，我国历史上水、旱、雹、蝗、风、疫、地震、霜、雪等灾害，共发生了５２５８次，平均每六个月强便有一次，每次灾害无不以生民的饥饿和死亡为代价。这里，还不算战争，不算横征暴敛，不算政治黑暗。
另外一种是中科院武汉植物园编的《武汉习见野生可食植物》和《武汉习见野生有毒植物》两书，是那种土纸本，内部发行，出版时间是１９６０年１１月，同第一本的出版时间不谋而合，过来人都知道，其时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全国性的大饥荒，关于这场饥荒的来龙去脉，已有定论，不再赘述，这场灾荒带给民族的是一场沉痛的记忆，据人口统计明，１９６２年同１９５８年相比，中国人口自然减少了两千多万。翻开这两本带图的小书，今天的人也许可以以它作为休闲的消遣，普及植物学的闲书，而当时，说不定藉着此书，能够减轻饥饿的威胁，逃过死神的追捕。细看两书，列出了１０７种野生可食植物，这其间就包括野麦娘、稗、狗尾巴草、藜、朴树、水蓼、桑叶等或熟悉或陌生的植物，这些植物有的是猪草，有的是蚕的食品，在那个年代，人为了生命的尊严，也不惜与动物争食了，更沉痛的是，很多植物连动物都不会吃，我们却必须把它列为充饥的物品。而书中列出的６９种有毒植物，包括夹竹桃（含有强心苷）、水仙（含强烈的毒性石蒜硷）等，背后不知道以多少生命的消失为代价。普通百姓也不是植物专家，饥不择食时，生存的欲望使他们不管不顾这毒不毒的，先塞满胃再说。听奶奶说，她那时就吃过观音土，但我现在都不知什么是观音土，也许就是那种细腻的沙泥吧，进胃后能减轻饥饿的痛苦。而关于那三年的记忆，资料尚不多见。我觉得美国学者凯恩的《１９５９－１９６１：中国的大饥荒》很可一读，里面清晰的社会学分析和详实的数据统计，一定让很多中国学者汗颜。
朱熹老夫子一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让中国高耸起了不知多少贞节牌坊。如今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启动民智，关注民生已是大势所趋。且不论失节这档子事，单说饿死，却是兹事体大，是掌管国计民生者所力避的。只是这饿死，不是“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那种饿死，也不是当今的先锋诗人伊沙的那种饿死，他曾写了一首诗歌，叫《饿死诗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名噪一时：“我呼吁：饿死他们／****的诗人／一个用墨水污染土地的帮凶／一个艺术世界的杂种”。这都是美学和艺术的饿，让它去吧，管也管不了。倒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命和尊严要紧，多少次了，我都在想，但愿我们、我们的子孙，再也不会碰到那倒霉的三年困难时期了，就让它永远是民族的记忆吧。（２００６年７月２８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