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是1979年的12月19日，周六。傍晚，我正在工作室里绘画。窗外，落日依山而下，余晖映出一道长长的暗色光影，如同帷幕一般盖住了山谷。
本周早些时候，我收到了美国国务院下发的一份备忘录，其中包含一些令人震惊的消息：六名美国外交官逃离了被激进分子占领的美国驻伊朗大使馆，躲进了加拿大驻伊朗大使肯·泰勒及其高级移民官约翰·希尔唐的府邸。
一个多月以前的11月4日，一群伊朗激进分子袭击了美国位于德黑兰的大使馆，扣押了六十六名美国人质，随即在全城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搜捕美国人的行动。他们指控美国人暗中从事“间谍”活动，试图破坏这个国家兴起的伊斯兰革命。
在大使馆被占领时，我已是中情局技术服务办公室下属的全球伪装行动部门的负责人。在过去十四年的职业生涯中，我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了众多秘密行动，为特工和情报官员提供伪装支持，并协助营救“铁幕”[1]背后的叛逃者和避难者。大使馆遭到攻击之后，我和我的团队立即行动起来，为潜入伊朗的先遣队准备各种所需的伪装品、虚假文件以及不同化名的掩护身份。而就在准备期间，我们收到了国务院的备忘录。
对于这六名美国人，国务院似乎采取了一种观望策略。在我看来，这是很有问题的。我最近刚去过一次伊朗，对于那里的危险，我有亲身经历。这个城市到处都是眼线，时时刻刻注视着你，搜寻着你。在任何时候，你都有可能会被发现。
这六个人已经躲藏了近两个月的时间，他们还能够坚持多久？如果这六名美国人必须逃跑，他们会去哪里？在位于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外，每天都聚集着数千名群情激愤的伊朗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抓，那么他们极有可能会被投入监狱甚至被处死。
我一直对我的团队讲，撤离行动有两种：一是遭到恶意追捕，二是未遭恶意追捕。我们不能等到这六名美国人四处逃亡时才去营救他们，因为那时候我们几乎不可能将他们安全救出。
电台正在播放歌曲《风雨无阻》。在创作时，我经常会收听音乐。对我来说，音乐几乎与光线同等重要。
我的绘画生涯始于孩提时代，在1965年加入中央情报局时，我已经是一名艺术家了。至今，我仍认为我首先是一名画家，其次才是一个间谍。在中情局工作期间，绘画一直都是我纾解个中压力的出口。偶尔，我会对某些官僚的古怪行为感到气愤，甚至到了想掐死他们的地步，但如果让我回到工作室，拿起画笔，那么所有这些敌意都会烟消云散。
那天下午的创作，源于与我工作相关的一个词语：“狼雨”。在一个压抑、沮丧、阴暗的冬日夜晚，与窗外的茂密丛林对话。它传递的是一种我无法言表的悲伤，但直觉告诉我，我能把它画出来。
如果创作顺利，我的大脑就会迅速进入一种“阿尔法”模式：主观的、富于创造性的右脑就会实现突破。爱因斯坦曾对天才下过一个定义：天才并不是你比所有人都聪明，而是你已经做好了获取灵感的准备。对我来说，这就是“阿尔法”的定义。我会通过绘画来纾解工作压力，并通过这种创作来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因为它会让你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在对油画布的底层色着暗釉时，我的思绪迅速发生转变，一个初步的计划开始在脑海中显现出来。我们不仅要为这六名美国人伪造新的身份，提供伪装支持，而且要派人潜入伊朗，与他们取得联系，并对他们的撤退能力进行评估。
我的儿子伊恩这时走进了工作室。他以一种艺术家特有的眼神审视着这幅画作，而当时他只有17岁。“很好，爸爸。”他一边说着一边后退一步，以便找到更好的角度，“但这需要多加一点蓝色。”他指的是狼的眼睛。
“快离开这儿，伊恩。我大概三十分钟后去吃饭。告诉你妈妈，好吗？”我说。
电台中传出了埃拉的一首歌曲——《只是其中之一》。伴随着歌声，我也开始用松节油清洗我的画笔，并给油画盖上防护罩。
无数问题开始涌入我的脑海。我如何说服这六名无辜的、未接受过隐秘行动训练的美国外交官，让他们相信，他们能够成功逃出伊朗？我需要编造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足以让几个“外国人”有理由在这种时候来到伊朗？我虽然组织过数十次的撤离行动，但这一次可以说是我所遇到的最具挑战的任务之一。
我关掉了收音机和电灯，静静地站在黑暗中，窗外一片漆黑，只有暖房里的枝形吊灯散发出朦胧的光。我思忖着，谍报行动是治理国家的一个工具，对于适当的、专业的谍报行动，国际上是有一套交涉规则的，但就目前伊朗的革命政府而言，唯一的规则就是没有任何规则。
[1]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拉开了“冷战”的帷幕。他说“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此后“铁幕”就被用来指代欧洲受美苏不同的政治影响的两个区域的界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