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把宁夏的六盘山比作一位头朝北侧卧的巨人，那么，那个篮球场大的小院就是巨人肩头上的一个托盘。
在托盘上工作生活时，我有幸结识了老裴和雷琅芳。
可以这么说，临时工出身的老裴，是刚参加工作的我在六盘山之巅认识的第一人。他从小院的东侧第一个迎上来，背起我的行李，径直上了台阶式的三楼。我住下以后，每天清晨，楼道里不时响起轻微的刷刷声，好奇之中开门一看，是憨憨的老裴。很少说话的老裴只是埋头干活，诸如看管单位的客房，随叫随开油库的大门，小院旁边公用厕所一年四季的清理，都是他一人承担。
然而又黑又矮、年近４０的老裴，还有一个美妙的绰号叫“信使”。
大雪封山的日子，我们年轻人时常来到一楼门房老裴的房间，一连几十天不见邮递员上山，盼望亲友来信的心情，老裴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拍拍大腿，说走就走。从墙上摘下他那油光光脏乎乎的黄色棉帽，裹紧厚重的深蓝色大衣，迎着风雪，一步一步走过小院，走向东南侧白雪皑皑的山脊。每次，他都要花费整整一白天的时间，才能从四十里外的隆德县城为我们取回报纸和信件。
可以说，我的“弟弟”雷琅芳是老裴带来的。我们本不相识的，他给我写第一封信，是因在一本杂志上读到我的文章。当时他还叫雷芳，我按北方人的观念顾名思义，以为这名字所对应的定然是像我一样的女孩，于是在回信时就把远在南方的新朋友称为“雷芳妹妹”。待第二封信来，方知弄了笑话。也使身在军营的雷芳起了更名之心，在自己的原名中加了一个“琅”字。从此，他称我姐姐，我称他弟弟，断断续续，我们通了三年信。
他的来信大多经老裴交于我，我的回信大多由老裴发出去。
书信往来过程中，雷琅芳曾问我，愿不愿当兵，我说高中毕业一心想当来，结果被父亲阻拦，现在只能纸上“谈兵”了。好在，我的身边有一个班的警卫战士，他们天天守卫着电视发射机房，闲暇时光，我们常在那托盘式的小院里打打排球、篮球。一次，我不小心垫飞了排球，排球像一个越狱的逃犯跃过小院墙，沿着山沟悄无声息地潜逃而去，使在场的人个个像桑叶上的蚕伸长了脖颈。正当我不知所措时，一位警卫战士迅速地跳过院墙，向着排球潜逃的方向颠踬而去，阳光下那绿色的军装、矫健的身影，特别感人特别美，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两个小时之后，山上４０多人共有的唯一一只排球，终于从沟底又回到山顶，我向那位警卫战士道了谢，问他的姓名，他把排球递给我，就跑了。我只好视他为雷琅芳弟弟了。
夜阑人静的六盘山，深沉而寂静，我在宿舍，伏在桌前，把生活中值得提及的统统写给远方的弟弟。其中，一个有关老裴的情结本来也想写写的，可思忖半天实在不好意思启笔。事隔二十年，抛弃羞愧，一来给雷琅芳弟弟补写一封，二来向年近六十的老裴道个歉。
那是深秋的一个半夜，天气很冷，我希望炉火再旺一些，就使劲捅炉子。一簸箕炉渣，放在楼道，天亮后我傻眼了。万万没想到的是，老裴先我起床，在清扫楼道的时候，发现门外簸箕里夹带着大量的煤渣，不由蹲身捡起来。我清晨出门，他已离去，看到簸箕旁与煤灰分离的一小堆煤渣，我知道我的错已无法挽回。这件事，只有我和老裴心照不宣，他不提，我更不好意思解释。二十年后的今天，追忆往事，六盘山电视转播台的职工已用上电炉子，我生活的银川城，家中不是煤气就是暖气，很少见着煤炭，我却难忘老裴那感人至深的爱煤情怀和节约精神，也更加怀念老裴和六盘山的生活。
那时候，我每月探亲一次。而老裴限于勤杂工作需要，很少回家，没事干的时候就在房间拉二胡，我们年轻人有时候在场听，有时候在自己的宿舍听，二胡的声音传得很远很远，只要认真听，无论什么旋律，一律是悲调。年轻的我还未真正体验过人间的酸甜苦辣，不知道老裴悲调后面的底蕴，只隐约知道他是六盘山建台后唯一被留用的民工，他的家在山南的一个小村庄，三个儿子由妻子一人拉扯着，老大好像还有残疾。
我离开六盘山以后，曾回去过两次。第一次老裴依然从事他原来的工作，只不过时代已变，电话四通八达，老裴再不用风雪中取信成全年轻人，也再不用在冬天用铁锹用力清理厕所里的冻屎，因为厕所已“走”进楼内成了“洗手间”。第二次回到六盘山，我不见老裴身影，忙问师傅，师傅沉吟了好半天才说，老裴回家了……因为挪用了小卖部８０００元公款被发现，羞愧难当的老裴，随着孙子的呱呱坠地，在无力偿还公款的前提下，自断了单位为自己养老送终的回头路。
也就是说，老裴犯了罪，同事们没有一个去告他。作为农民的儿子，他想的最多的是什么呢？
我最想告诉老裴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海拔２９００多米的六盘山之巅，因为有一位和蔼可亲的“信使”，姑娘时代的我在激情燃烧的岁月，第一次体悟了盼望来信的滋味。老裴你“介绍”给我的雷琅芳弟弟，我们除了有过一次相片往来，始终没有见过面。他在参加完“中越边境”保卫战之后，因为一个误会，我们中断了书信往来……人生最后的真实，充满遗憾和祝愿。
补记：老裴，姓名裴建珍，２００３年横穿马路时死于一起交通事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