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土地的坚果之一“豆”组成了我的名字，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地不喜欢起自己的名字。
搞了３０年农业经济的父亲见状说，“豆”可以营养众生灵，还营养不了你吗？我说我并不反感豆的营养，反感的是“小豆”或“豆豆”被不礼貌的年轻人叫来叫去时，大有亵渎我豆类之感。
然而，真正使我死了改名之心的还是２００２年的春天我从广东回来。
仿佛又回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我的处女作《妈妈，您听我说》在广东《希望》杂志上发表后，许多陌生朋友来了信，我回信时竟弄出一个笑话，明明广东湛江部队的雷芳是男的，我却顾名思“性”把他以妹妹相称。哭笑不得的雷芳回信说弄错了他的性别，我还坚持己见，这不怪我，因为在我的周围，凡是名字中有“芳”者，对应的一定是个女性。阴错阳差，惹急了千里之外的雷芳，他竟在原名的中间加了一个书声琅琅的“琅”。
从此，我写信，称他雷琅芳弟弟，他回信称我小周姐姐。
我把我在单位的所见所闻写给他，他将部队里的新鲜事儿说于我，一连通了三年，几十封信里从未触及过一个超越姐弟之情的情字。那时候电信业务不发达，我们也从未通过一次电话，也就想象不出对方的声音。
姑娘时代的我，第一次牵肠挂肚是雷琅芳弟弟保家卫国到了广西龙州一带边境跟越南军队打仗。死亡的气息不断从各种渠道扑面而来，他来信描述了雨中的战争环境，他的战友不是战死，就是被塌方的猫儿洞压死。六神无主的我呆在宿舍里不知道怎么帮助千里之外的他，就把爷爷生前亲手打制的一把藏刀寄往前线，希望他在防身和撬罐头时派上用场。收到刀的雷琅芳弟弟回信说，他的父母也在千里之外为他牵肠挂肚，可是他除了做好牺牲的准备不能多想。那些日子，我坐卧不宁，茶饭不香，整天盯着报刊或电视荧光屏，希望前方部队有好消息传来。
后来，我父亲追问那把藏刀，我沉默不语。
雷琅芳弟弟大难不死，凯旋而归。
我不敢移情别恋，怕得罪母亲为我选择的对象——我未来的丈夫。
在一封回信中，我不得不对雷琅芳弟弟说了实话，从此纯真的话语再不能多讲，心好像被包装似的难受。
他渐斩发现了我的庸俗和吞吞吐吐，不再给我写信。
一晃20年过去，我们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发个传真、打个电话轻而易举，可我不知道雷琅芳弟弟在哪儿，也不知道不再年轻的他是否和我一样经历了人生的颠峰波谷，性情的海洋更加宽容，心灵的厚土更易萌生怀旧的种子？
２００２年的春天，我出差去海南，途经广东，按着原先的部队番号写信联络，信被退了回来。我拨１１４查到湛江部队的电话，年轻的接线员说他们部队没有雷琅芳这个人。我求助于宁夏部队的朋友帮助，朋友说，到北京总参去查或许能查到，但大海捞针般难。当我走出广东火车站，茫茫人海和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使我凭着相片的印象找到雷琅芳弟弟的希望彻底破灭了。我将随身携带的小礼品——来自大漠戈壁的玛瑙石就近送给了一位导游，一路怅然，一路遗憾，回到宁夏银川，在丈夫和１３岁女儿的不解中，我再次翻出雷琅芳弟弟的相片和仅存的两封来信。
“我最怕触景生情，20年来，一切对于我还是零，取而代之的都是荒诞的幻想和戏剧性的假设。每当一个人的尊严受到侮辱时，郁积在心中的那种感觉难以想象是什么样的情形……虽然我在这里蒙受着痛苦？熏但我也渴望着能从这痛苦中提炼出有限的快乐。”
又一次读到雷琅芳弟弟的“话语”，我承认与他通信三年，没为他带去多一点的欢乐，却加重了他对人生的质疑，尤其是在他从中越边关回来之后。
我的错已无法挽回。依然记得，雷琅芳弟弟除了父母，还有姐姐、弟弟和妹妹，我比他大一岁。他的孩子会不会比我的孩子小一岁，是男孩还是女孩？他的妻子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
一切都是未知数。
我终于拿定主意：今生今世不再更改自己的名字。
当初雷琅芳弟弟因为我的误会，更改了名字；现在为了等他，我不更改名字，算是一段真情的平等纪念吧。假如有一天雷琅芳弟弟来宁夏，总比我去广东或其他地方找他容易。近年来成千上万的外地人慕名来宁夏旅游，我期待着有一天，能为雷琅芳弟弟导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