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值得回忆的“五一”，我随内蒙古军分区赵清池副司令一行去了大漠深处的某边防团，回来写了《边关行》一文寄给赵副司令，赵副司令读后说，没想到你对军人这么热情。之后，我接到边防团张立民政委的电话，说他妻子遇到了麻烦，他现在银川的医院里，希望我能帮他一下。我放下电话，匆匆买了些食品赶往那家医院，进行了非同寻常的采访。
我将话筒伸到张政委妻子的病榻前，我的同事肩扛摄像机。镜头前，身上多处软组织损伤、被医生确诊为脑震荡的张政委之妻侧身而躺，她一边努力振作精神，一边泪流满面，从一个小闹钟说起。
“为了寄宿银川上学的女儿准点起床，我从内蒙古阿拉善左旗来到银川，想送给女儿一个小闹钟……女儿欢喜地试听着小闹钟的铃声，声音太小，我们母女俩就来到东方商城，要求更换一个，没想到小闹钟的卖主看我们是外地人，说更换可以，但要交２元更换费。我忍气吞声掏出２元钱，女儿见状说，妈，咱们再不到这地方买东西了。谁曾想，就这么一句话，招来了店员的打骂，他们三个人一拥而上，一边骂女儿‘婊子’，一边揪住女儿就打，我冲上前抱住他们，让女儿快跑，他们打不着女儿就开始打我，头上身上乱打一气，不一会儿我就昏了过去。等我醒来，发现自己已躺在医院里，吓坏了的女儿，抱着我哭喊着，妈，你要是有个意外，我可咋活呀……”说到这儿，强抑着泪水的病人，把头转向镜头之外的张政委：“你们知道，她爸爸常年守边关，女儿长到１５岁，我们母女俩相依为命的日子多……为了女儿，我们什么都舍得，所以送她到银川来上中学，没想到啊，没想到……女儿挨打后的第三天，在课堂上还不断地呕吐，叫我这当妈的心里能不难受吗？”
一旁的张政委沉默不语，为妻子喂水擦汗。这使我想起前些日子边关行时，身为军人和父亲的张政委说过的话：“社会上有人说我们黑乎乎，老婆胖乎乎，孩子傻乎乎。说实在的，前两乎乎我不在乎，可孩子傻乎乎我心里最难过。”那时，我还不知，为了孩子求学深造，也为了争口气，张政委夫妇把女儿送到银川，一家三口，三点一面，这难得的团聚却在银川的医院里。
医院里，探望者出出进进，一脸忧虑的张政委守候在妻子身旁。
我想得更多的是他的女儿。那孩子无辜受辱，三天之后还不断地呕吐，最令她恶心的是什么呢？她还未走向社会，就被人恶毒地称谓“婊子”，施加皮肉之苦，这人生的浩劫会在她年轻的心灵投下多大的阴影？她会不会从此一蹶不振？
翌日上午，正当我向单位领导陈述张政委妻子遭遇，希望跟踪报道此事时，张政委打来电话，说那家店主迫于各方面压力，已答应支付全部治疗费，这样，电视报道的事就不麻烦了。
他准备和妻子中午离开银川，离开他在边关尽职尽责守卫的这座城市。
我迫切地问，那你妻子留下后遗症怎么办？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只说了一句：谢谢……我没有想到，你对我们这么热情。
我不由一愣，已不止一次听到这句话，从不同的军人口中说出来。
我问自己：为何这么热情？尤其对军人。
想来想去，或许源于姑娘时代曾与一位军人通过三年信，或许在六盘山巅电视发射塔下工作的那三年，天天俯瞰着红军长征途经的羊肠小道，红军像一个无与伦比的隐形导游，终于使我在数年之后借机跟随北京电视台摄制组来到井冈山，来到瑞金，来到遵义，来到雪山和草地，一路采访了老红军、老船工，瞻仰了无数军人烈士的相片，接受了近两月的军人洗礼……结果，我成了对军人极其热情的女人。不接触军人，热情处于潜伏期，过了潜伏期，必定有军人出现。
哪怕是电视屏幕上的军人，也会让我热情洋溢。他们不是在救灾现场，就是在抗洪前沿；不是在边关哨所，就是在“神舟５号”，享受着安宁和幸福的我如果不对他们热情，跟“吃人家饭砸人家锅”的另类没什么区别。虽然生活中，并不愿意给人留下太热情的印象，因为太热情了，容易有求于人，这不是我的人生追寻。我对军人的热情，是心灵深处的自然流露，无论相识还是不相识，我平生最喜欢相处的就是军人。对他们热情，我无怨无悔，不求回报；对他们热情，证明我的心不麻木，也是多年以来，我对那位通信三年的军人未了情的延续和铺垫。假如人生有来世，年轻的我一定想方设法体验几年军营生活，让那份对军人的热情更加贴近军人，并有所附丽，我从而更加坚定和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