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普通的晚上，我家的玻璃被一个玻璃球打出一个洞。
是谁干的？即使认真地问了，也不想追究。一个洞，那么多计划生育前生出来的孩子，把我们变得多多少少宽容些，对自己，对别人。
第二个普通的晚上，又是一个同样的洞。
一连四天。
父母也急了，出门嚷嚷，好像干这事的人听见就会自己站出来，赔上四块玻璃，再说声道歉。
我有些失望。
我有些着急。
我去找小杨，小杨和我去找大树。
找到大树，我求他说，大树哥，你帮我查出来，是谁干的，我给你两盒“大生产”。
大树没说话。
我看小杨。小杨说，大树，你就帮她查一下吧，别那么牛皮!只有小杨敢这样跟所有的小伙子说话，因为他们都怕小杨的爸爸。
这个晚上，在玻璃又要被打出洞的时候，大树来了。他后面跟着赵家的小闷子。
是他干的。大树说。从今天开始，他不干了。玻璃你家自己上上吧，烟我不要了，让你爸多抽两盒吧。
我们都点头，然后就散去了。
赵家是全院最穷的，因为孩子最多。
过了一段时间，我突然有了疑问，于是我问小闷子：
你为什么打我们家玻璃？
他不回答。我就追问。他跑开了。我就追他。他比我校我抓到他了。
他看着我，还是不说。我说，你说吧——
他说：有一次，你说，我们家臭。
又开学了。我请求买两支最贵的带橡皮的铅笔：它们是六棱的，有各种颜色，红的绿的橙红的等等，分割各面的是黑色的棱线。样子是一个方面，另一个也很重要的方面是它好用，写字柔和，削铅笔的时候还不爱断。它比中华铅笔贵几分钱。
我把它们偷偷放到了赵家的屋子里。他们家不锁门，无论有人没人。
当我第一次看见小闷子用它在院子里写作业的时候，心里忽然松了下来，好像又把一件东西从心里拿了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