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樊纲，男，祖籍上海市崇明县，1953年9月生于北京，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兼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16岁下放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后转战河北围场，9年的青春岁月用于务农。
1978年秋天，恢复高考第二年，考入河北大学经济系，4年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西方经济学。此后短暂赴美研学。1988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主要著作：《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主笔）、《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市场机制与经济效率》、《渐进之路——对经济改革的经济学思考》、《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等学术专著和《樊纲集》、《经济文论》、《走进风险的世界》等论文集，在《经济研究》等中国学术刊物上发表了《灰市场理论》、《论改革过程》等学术论文近百篇，在理论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91年获孙冶方经济学优秀论文奖。
1. 迷茫中探索的少年
当“右派”、“走资派”、“上山下乡”这样的字眼离我们渐行渐远的时候，有谁还能记得它们曾经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某种程度上说，新中国成立后举步维艰，天灾无法阻挡，人祸亦难平复。“大跃进”造成上世纪震惊中外的大饥荒；“反右运动”给无数无辜者戴上了“永不翻身”的帽子，后人也遭受了牵连；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将中国的前进方向改道，推向崩溃的边缘。
从那个时期走来的人们，心头总有挥之不去的沉痛记忆，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崭新的序幕，一切才截然不同。然而，文化上的断层却给现代化建设带来难以修复的裂隙。
有一代人，他们出生在建国前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却在阴霾中度过。社会在迷茫和混乱中向前移动，处于人生观形成阶段的少年也在迷茫中徘徊。
1968年，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12月，毛泽东号召并发起了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运动，正在中学念书的热血青年纷纷积极响应，放下了手头的课本，将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所谓的“农村建设”当中。
历史决定了一代人的命运，樊纲便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走出城市，来到当时东北的荒芜之地的。
樊纲1953年出生在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大学毕业的建筑师。比当时众多的孩子幸运，他受到了浓厚文化氛围的熏陶。然而也正是这样的幸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导致了悲剧发生。1957年，他的父亲被划为右派，一时间，家庭的文化优势在那个知识分子的“大灾难”时期变成了沉重的包袱，樊纲在很多事情的选择上失去了优先权，几乎抹去了一切上升的可能。
樊纲是“69届毕业生”，按照当时的政治安排，都要去生产建设兵团，于是在9月的金秋时节，他和北京第十五中学的30多名满怀激情的同伴一起坐火车到了嫩江，又坐汽车颠簸到了锦河农场。
对农村青山绿水、鸡犬相闻的憧憬被满目荒凉击碎，30多个男孩子抱头痛哭。随之而来的是枯燥的开荒岁月，一干就是6年。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6年也许并不算什么，但是在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尤其是16岁之后的6年，它给一个懵懂少年美丽的青春回忆无情地盖上了艰辛的印章。
那个时期没有也不允许有个人理想，尤其是“右派”子女。中学时代，樊纲就被扣上了“可教育好子女”的帽子，比起千万个不幸案例来讲，他也许还算比较幸运，但是政治上的“污点”在那样的环境中时刻向他发出警告，也给他设置了一个又一个的障碍，诸如不能参军，不能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上大学等等。到了兵团以后，樊纲表现出了在文字方面的才华，领导几次推荐他做文书、秘书、“报道员”之类的工作，都因为“政审”失败而搁浅，他错过了一次又一次外调机会。
虽然樊纲表现出过人的才华，但在那样的环境中，“右派子弟”更多面对的是迷茫的未来，樊纲也在迷茫中期待，找寻着自己的出路。然而，独立的禀赋却给他招来麻烦。
1975年，一个难得的表现坚定无产阶级立场的机会，却因为对现实的反思，让樊纲再度受到“家庭包袱”的拖累。
当时，为响应毛泽东号召，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批判，樊纲被派到师部学习马列著作，因为坚持对一些观点的看法，否定辅导员的解释，他被认为是干扰马列学习，随即被取消了原定的发言，提前回团。坚持己见这个秉性，即便在樊纲成名后也未改变，同时给他带来诸多烦恼。
四处碰壁后，樊纲作了一个现在看来对他日后发展意义深远的决定，1975年，以投靠亲友为名，他到了堂哥所在的河北省农村进行插队。对樊纲而言，这次“转插”意味着他要放弃农场国家职工的身份和待遇，由吃商品粮变为一个农民，更重要的是在东北努力和奋斗所沉淀的成本都将一并放弃，从零开始。
几经徘徊，樊纲最终放弃了东北生活，奔赴河北农村，或许就是从那时起，他又看到了奋斗的希望。
2．迎来生命的曙光
这次走下坡路的转换让樊纲陷入了短暂的低谷。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不同于建设兵团的机械化作业，一切都要靠人工劳作。寒冷的冬季，温饱难以为继，生活十分艰难，丧失粮食来源的樊纲要靠家里接济。没有亲人、朋友的关心，樊纲在陌生和孤寂的环境中思索着自己的人生，唯一能慰藉他的，只有50里外县城里的表哥。
正是这种环境上的转变，命运之神再一次向樊纲伸出双手。由于地处偏远，政治影响较小，“右派子弟”身份在这样的环境中被淡化，反而因为自己是北京来的知青，他还受到了些许特殊的关照，又加上堂哥的帮助，不到1年的时间，樊纲被安排在县文化馆从事群众文艺创作工作，从而有一个相对宽松的读书学习环境。樊纲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努力充实着自己。
1977年成为被“文革”耽误的一代知识分子的春天，这一年，中断长达10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
随着“反右”以及“文化大革命”斗争中大批错案冤案的平反，知识分子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文革”后第一次高考，570多万名考生参加考试，其中有27万余人如愿以偿。由于时代的错位，考生年龄相差20多岁，出现了中国教育史上奇特的“与叔叔阿姨同班学习”的现象。
不过，高考的恢复标志着文化断层的续接，在老77、78届中，涌现出大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杰出人才。
24岁的樊纲参加了当年的高考，顺利考入河北大学经济系，开始了他的经济人生。青少年时期的“皮肉之苦”和精神压力与探索使樊纲丰富了阅历，而且得到了意志上的磨炼。在艰难时刻，也许并不清楚未来的去向，但是他丝毫没有放弃学习和求知的热情。由于对文学的热爱，他搜罗到了一切可以找到的文史哲方面的书籍，《兵团战士报》上一首小诗的发表更是激发了他对文学的极大热情。然而，在樊纲看来，搞文学创作不一定要念大学，中文系教授的是文学理论，而他对此并不热衷，所以也就放弃了以之为专业的念头，而是选择了更为实际一点的经济学研究。
4年后，大学毕业的樊纲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系，主攻西方经济学。樊纲非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读研期间，阅读了大量西方经济学的经典著作，从最基础的理论开始进行细致的比较、分析和研究，奠定了深厚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基础。这时的樊纲，已经脱离了少年时期无书可读的束缚，逐步走入一个更为广阔的经济理论空间。
1985年，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董辅礽的力荐之下，博士在读的樊纲幸运地获得了社科院的一个出国名额。随后，樊纲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到了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之后又进入哈佛大学，进行西方经济学的系统学习。 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已经步入改革开放时期，但是相比自由经济的范本美国来讲，无论从学术理论还是市场经济实践上，都有很大差距。哈佛岁月对樊纲来讲，就像是一个经济学饿汉走进了自助餐厅，令人兴奋、着迷，更让人留恋和贪婪。在这段高浓缩、高强度的“思想炼狱”般的学习过程中，樊纲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去接近、学习和揣摩着异域经济学大师的思想。
由于存在较大的差距，樊纲把标准定得很高，用一种潜在的压力逼着自己去不断学习和进步。他经常旁听西方经济学相关课程，而且不仅没有因为“访问学者”的身份而放松，反倒与班上的学生一起上课、讨论、完成作业，甚至于去参加考试。
经过系统的学习和训练，樊纲对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和方法有了更深层次的消化和梳理，打下坚实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基础，这使其回国后短时间内就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学成就。
3．中国：归与不归
1987年，中葡两国签署联合声明，中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历经磨难的东方巨人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深入，要雄起在世界的版图之上。
发展的潮流不可逆转。随着市场的不断开放，双轨经济制度下的稀缺经济政策导致物价上升，通货膨胀日益严重。但总体来讲，国内的人民生活水平正在稳步上升，前景一片大好。相比之下，大洋彼岸的美国这些年过得并不安稳，股市震荡不安、股指下挫、危机四伏。但对于市场经济发展还不满10年的中国来说，这些市场问题似乎还很遥远。
作为赴美访问研究期满的经济学者，樊纲面前有两条路可走：要么留在市场经济成熟的美国，沿已有路径纵深发展，在跌宕起伏的市场巨浪中弄潮；要么回到经济荒地的中国开疆拓土。樊纲面临着人生中的又一次重大选择。
就生活质量和个人收入而言，中国与美国根本不在一个级别上。美国的收入可以高出国内10倍甚至更多，而且美国是一个市场自由的国度，在那里几乎一切都可以取决于你的经济地位，只要有钱，环境优美的海滨别墅、豪华轿车都可以纳入怀中。个性奔放的美国文化可以让你尽享其中的乐趣。比较而言，迫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约束，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国内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美国固然很好，但对于樊纲来说，要想留下来还得付出一个额外的成本，那就是中美两国的约定：访问学者期满不能留美，也不能找工作，要想取得“永久居留权”，即所谓的绿卡，必须重新申请留学生的签证，然后读书，日后以留学生的名义取得留美资格。就在樊纲出国后不久，中美又有了新的协议，规定访问学者不能直接转换身份，必须回国后才可以继续申请赴美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