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邓小平是一位具有非凡的洞察力和创造精神的战略家和思想家。在新的历史时期，他以善于把握时机、驾驭全局的高超艺术和敢于探索新路子、开创新时代的宏伟气魄，以对中国和整个世界的历史和现实的深刻了解，从国内改革和建设的需要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出发，及时指导我们党实现了对国际形势的判断的转变和对外政策的转变，提出了一系列指导对外关系的方针原则，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外交战略思想体系。
为了创造一个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邓小平把握住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两大主题这一时代特征，确立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调整了与世界许多国家之间的关系，扩大了中国的国际联系，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这样说：“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已经做成的事情是，调整了与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也调整了与苏联的关系，确定了收回香港，已经同英国达成协议。这是对外关系方面的参与。”
为了实现祖国统一的民族愿望，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主持解决了中英、中葡之间关于香港和澳门的历史遗留问题，推动了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
西方的政治家们纷纷猜测，邓小平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1987年9月3日上午，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邓小平在这里会见了又一次来访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基辛格：每次见到你，你都显得更年轻。
邓小平：你是我会见得最多的外国朋友之一。
基辛格深有感触地对邓小平说：“当你第一次率领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时，美国专家都在猜测：邓小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现在我们都十分清楚了。”“你一生中有几个时期是在集中思考一些问题，养精蓄锐，然后开始领导十亿中国人民走向未来，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工作。每次见到你，你上次所谈的一些事都已实现了。”“我知道中国有人比你更年轻，但我不知道，在中国还有人比你更有活力。”
基辛格1995年在回忆1974年中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情景时说：“说实话，我那时不知道他是谁。因为他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所以我们那时以为他是中国代表团的一名顾问，甚至不知道他是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我记不太清楚当时一些具体细节了，但我在纽约和他一起吃过晚饭。他处理事情的果断、能力以及对事物的洞察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74年4月，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决定召开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
中国政府决定派代表团前往参加。这是中国在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后首次派遣高级代表团出席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必须派出在外交和国际经验上卓有声望的人来率团参加。由谁担任代表团团长，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是进行过一番争论的。当时，周恩来总理身染重病，不宜远行。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虽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但他还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极力反对他率团出席。最后，还是毛泽东点了邓小平的将，由邓小平担任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4月6日，周恩来破例率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各界群众四千余人，在北京机场组织了一个盛大的欢送仪式，为邓小平和全体团员送行。
与此同时，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国代表团的到来。西方的政治家们纷纷猜测，邓小平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4月10日下午，在一片关注的气氛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政府副总理邓小平健步走上联合国大会讲台，从容老练地摊开讲稿，面对一百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和众多的记者，开始了他明快的发言。
邓小平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他说：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本主张，也就是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应当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各国的事务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发展中国家人民有权自行选择和决定他们自己的社会、经济制度。
邓小平还庄严声明：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邓小平长达数小时的发言震动了整个会场，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称赞。发言结束后，许多国家的代表纷纷与邓小平握手致意。世界各大报纸和电台也纷纷报道邓小平的发言。中国政府的外交影响又一次震动了全世界。
邓小平在这次联大特别会议期间所表现出的卓越外交才能为世界所瞩目。
4月14日，担任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美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基辛格举行宴会，邀请邓小平参加。在这次宴会上，他们第一次相识，从此开始了他们长达十多年的交往。
10多年后，基辛格在与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谈21世纪领导人素质时，曾这样说：“领导人最重要的是勇气。领导人或政治家的任务，是把国民从现在引向未知的世界。能否上升到最高负责人地位的重要标志，是看其能否描绘出光明的未来。
“我在历史中读到的伟大的领导人，都曾在其人生的经历中有过沉思的时期。在此期间，了解自己，学习社会。戴高乐总统曾亡命他国，邓小平曾被监禁。
“邓小平是中国推行改革的领袖。他着手共产党领袖从未搞过的改革，解放了农村经济，把粮食进口国变成了粮食富余国。虽然他作为老一代的革命家，不允许共产党的地位下降，但他还要将经济改革搞下去。”
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科学观察和分析时代特征，正确估量和把握当今世界主题和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是制定正确的对内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一历史性的转变，同时也为对当代世界的形势与时代特征有一个清醒的、符合实际的认识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和条件。
谋求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是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的出发点。邓小平反复强调指出，要搞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这就确定了新时期对中国外交的内在的客观要求。所以，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是假话，是真话。这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可见，邓小平在确定新时期外交的指导方针时，是以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谋求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出发点的。
首先，要建设，没有和平环境不行。和平是建设的前提。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我们党也曾提出要大规模地进行现代化建设，但是我们却未能真正将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除了指导思想上判断失误和“左”的干扰外，我们始终所面临的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特别是紧张的周边环境，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以很大的精力和资源用于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战争，却严重地影响了国内的经济发展战略布局和制约了整个经济建设的发展。历史经验说明，没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就不可能安心地进行现代化建设。据此，邓小平指出：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没有和平环境，搞什么建设！
其次，中国太穷，要发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环境里才有可能。邓小平经常说，在世界舞台上，中国算是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又是小国，是经济落后的穷国，是不发达国家或叫发展中国家。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和摆脱贫穷落后。要实现中华民族求富求强的雄心壮志，是一个长期的艰巨过程。据此，邓小平设计了“三步走”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宏伟蓝图。要实现这个战略蓝图，我们至少需要70年甚至更长的和平时间。一打仗，这个计划就吹了，只好拖延。从现在到20世纪末是一个阶段，再加上30年至50年，就是说我们希望至少有50年到70年的和平时间。我们提出维护世界和平不是在讲空话，是基于我们自己的需要，当然也符合世界人民的需要。所以，中国的对外战略也只能是服从和服务于这个需要。
最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在今天这样一个科技飞速发展、经济生活日趋国际化的社会里，国际关系中的经济因素比重大大增加，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以前，由于某些国家和集团先后对我国实行封锁和压制政策，我们自己又没有学会利用国际条件，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状态，未能赶上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总结历史经验，邓小平指出，要实现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必须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学会利用有利的国际条件。开放是中国的希望。
细心的世界观察家们发现，中国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逐渐发生了变化。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历来是一个国家制定内政外交方针的重要因素。
细心的世界观察家们发现，自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一心一意从事现代化建设以来，中国对战争的看法和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发生了重大转变。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那么，我们能不能争取到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呢？
原国防部部长秦基伟谈到了过去我们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迫在眉睫。各方面工作的立足点，都是放在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上。这样使我们军队也好，和其他的各个方面的工作，始终是处于一种临战状态。”
这种看法，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
早在20世纪初，列宁曾提出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著名论断。通过对资本主义的观察，他得出了生产资料私有制这种经济基础，使帝国主义战争绝对不可避免的结论。列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得出的这个结论，曾为相继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所证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仍然沿用列宁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争夺市场、投资场所和原料产地的斗争，仍将导致新的冲突而引起战争。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将超过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战争仍将是不可避免的。由于种种原因，上述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导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当代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看法。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在和平与战争问题上基本上维持了这样的判断，但在具体时期的认识还是有所不同的。20世纪50年代初期，毛泽东虽然也强调“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也指出：“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在我国的对外政策中，保卫和维护世界和平是一项基本内容。
进入60年代以后，由于美国侵越战争的升级和中苏关系的恶化对中国形成威胁，加上党在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日益严重，对新的世界大战的认识日感“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认为整个世界形势“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提出了要准备早打、大打，打常规战争、打核大战的观点。与此相适应，我们国内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备战。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即靠山、分散、进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在指导思想上纠正了以往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立场和方法去观察国际国内事务、制定对内对外政策的“左”的错误。经过对国际形势的科学观察和深刻分析，邓小平明确指出：战争的因素还存在，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爆发的因素也在增长，战争有可能避免和制止，我们可以在争取一个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下，集中精力进行国内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1984年9月27日和10月10日，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和现任总理科尔相继访华，邓小平分别会见了他们。在会见中，邓小平在谈国际形势时，提到了科尔1974年访华和施密特1975年访华时双方在对战争问题的看法上的分歧。
科尔和施密特20世纪70年代访华时，邓小平作为副总理曾经会见过他们。
在会谈中，当时中国曾坚持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观点，但德国客人则表示了不同意见。毛泽东在会见施密特时曾说，他知道苏联要干什么，将要发动一场战争。而施密特则认为大的战争不可能发生。当时陪同会见的邓小平一言未发。
10年过去了，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邓小平1984年会见这两位德国客人时说：那时你们来访问，我们曾经谈到战争危险。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变化。我们感到战争危险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爆发的因素在增长。他表示，中国最不希望发生战争。中国太穷，要发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才有可能。要争取和平的环境，就必须同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合作。
邓小平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新判断，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逐步形成的，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认为战争不可避免，但可以延缓，如果行动有力，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是可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虽然认为战争不可避免，但他观察到两个超级大国全球战略部署尚未准备好，战争一时还打不了，只要世界和平力量共同努力，破坏超级大国的全球战略部署，战争可以推迟和延缓爆发。进入80年代，邓小平就明确提出，争取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1980年4月，他说：采取有效措施，80年代的危险可以渡过，不是不能渡过的。我们说争取20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1983年3月，他在分析了国际形势和美苏战略力量的变化后断言：战争十年内打不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