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阶段，从80年代中期起，认为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和平是有希望的。邓小平1984年11月1日指出：“讲战争危险，从毛主席那个时候讲起，讲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又讲了好久。现在我们应该冷静地作出新的判断。
这个判断，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个判断，成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能够安心地搞建设？”1985年6月4日，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对国际形势看法的转变时，精辟地概括了新的判断的客观依据：第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具有毁灭对手、威胁人类的常规武器和核武器，要打世界战争，他们谁也不敢先动手；第二，美苏两家的全球战略部署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因此谁都不敢动；第三，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最希望和平，是反对战争的主要力量。其他发达国家也不要战争。世界各国人民，包括超级大国的人民，是强烈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第四，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
由此，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依据这个新判断，邓小平同志又及时指导我们党相应地调整了对外政策。他说：“这是我们的两个大变化。”
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宣布：人民解放军裁减一百万。这话让我们先从1984年的国庆阅兵说起。
1984年10月1日，金秋的北京一派喜庆景象，装饰一新的天安门更是金碧辉煌，雄伟壮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大会和阅兵式将在这里隆重举行。
上午10时，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和隆隆的礼炮声，一辆黑色的红旗牌敞篷车缓缓驶出天安门，越过金水桥，停在桥头。站在这辆敞篷车上的是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
与此同时，天安门广场东头的一辆敞篷车向金水桥头驶来，在距桥头五米处停下。站在车上的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向三军统帅行了一个庄严的军礼后报告：“军委主席：庆祝建国35周年阅兵式，受阅部队列队完毕，请你检阅。阅兵总指挥秦基伟。”
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阅兵开始了。“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统帅以亲切、有力的声音向三军官兵致以问候；“首长好！”“为人民服务！”——三军官兵则以嘹亮、坚定的回答向统帅和人民表达敬意。朴素、真挚的话语一下就拉近了统帅、士兵和人民之间的距离。
整齐的方队、崭新的装备，依次经过天安门城楼，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
望着这威武之师、正义之师的英姿，邓小平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1984年国庆节的阅兵，无疑是振奋了海内外中国人的心。祖国的强盛和繁荣，使他们感到无比的兴奋和自豪。然而，此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邓小平，却想得更多、更远……1个月后，1984年11月1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高度评价了这次阅兵。他指出，这次阅兵，国内外反映都很好。要说有个缺陷，就是80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个缺陷。同时他着重强调了军队要服从整个经济建设的大局，提出了进一步“消肿”的问题。这次座谈会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就是准备实施一个惊人的战略决策——裁减人民解放军员额一百万。
1985年6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云集北京京西宾馆。军委主席邓小平在这里举行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决定裁减员额一百万！
邓小平说：“我们下这样大的决心，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减少一百万，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它表明，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己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正当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裁军问题上争论不休，并将军备竞赛由地面引向太空时，中国却单方面宣布了庞大的裁军计划，这是世界裁军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举措，是对世界和平进程的巨大推动。
《美洲华侨日报》和《波恩评论报》说，现在世界上都在谈裁军，可是迄今为止只有中国人言行一致。
中国百万大裁军的壮举，在国际、国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人们在赞叹邓小平的果断和魄力的同时，也在分析和议论，是什么原因促使邓小平和中国最高领导层作出这样的重大决策。
邓小平回答得很明确：我们是从全局着眼，从国际大局和国内大局着眼来看问题的。
那么，国际大局和国内大局是什么呢？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说：“小平同志在和平时期第一个大的贡献，就是对国际形势作了透彻的分析，判断世界大战相当一段时间不可能发生，所以对我们解放军的战略指导思想作了很大的转变，转变为和平建设时期的建军。”
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这样对我们说：“我们军队的方向就是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大局。大家知道1984、1985年小平同志讲这个话讲得最多，突出地强调军队要在大局下行动。我们的经济上不去，我们国家不能富强，人民的生活不能改善。因此，军队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有全局观念。按照这个要求，所以军队一系列的工作都有一个全局观念，贯穿于我们一切实践中。再一点就是注意质量建军，就是说我们军队的建设，数量和质量的关系优先考虑质量，走一条精兵之路。”
1985年是中国的“裁军年”。邓小平在1975年那次未能完成的军队整顿和在1982年那次有很大成效的军队精简整编基础上，终于在1985年开始了彻底“消肿”，实行百万大裁军。这一年，中央军委所属的总参、总政、总后三总部机关人员分别精简了60%、30.4%、52%，处以上机构减少了近六分之一。原有11个大军区精简合并为7个；军级以上单位减少31个，师、团级单位撤销4054个；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为国防大学。各县、市人民武装部不再归军分区管辖，改为地方建制，干部和战士退出现役；军队内部管理的76种干部职务改由战士担任，官兵比例达到了1∶3.3。从1985年起，3年内将有60万名干部退出现役转业到地方。上述行动的结果，使我军在精兵、装备、合成和效能上达到了一个新水平。
邓小平领导的中国裁军百万的战略性行动，在1986年“国际和平年”到来之际已经从总体上完成，到1987年，这一浩繁的众口皆碑的“工程”胜利完成。
中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维护世界和平所作出的努力，赢得了世界舆论的普遍赞誉。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发展变化很大。邓小平是怎样认识和判断的呢？
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说：“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国际形势出现了重要的、新的变化。我国那时已经同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时也正在改善同苏联的关系。我们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而且在客观上讲也可以争取到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当时世界各国人民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也都渴望世界能够和平和安宁。其次，在世界范围之内出现了一种新的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高潮，经济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同时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极大地妨碍了、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许多国家都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南北差距在扩大。在这样大的背景下，小平同志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站在世界全局的高度，抓住了全球性的战略问题，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科学论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在战后到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格局。60年代后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又形成了美苏争霸和第三世界崛起的格局。与此同时，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战后兴起的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推动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调整，加深了生产、资本国际化的进程和国家间的经济联系，同时也造成了南北差距的扩大。到了80年代，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问题日趋突出。发达国家需要进一步发展经济，发展中国家也普遍面临着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政治独立的重任。共同的发展愿望对保持世界的稳定与和平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现实表明，这个时候的国际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已集中反映在东西南北关系上面。面对这样一个新的国际态势，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极大地妨碍、损害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世界上北方发达、富裕，南方不发达、贫困的局面，而且相对地说，南北差距在不断拉大，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这种状况，既反映了南北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关系不平等，也极大地影响了世界的和平和稳定。
和平和发展的问题，共同影响着人类的前途。没有和平，难有发展，而世界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根本。据此，邓小平多次强调，必须改变目前这种不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10亿人口的发达国家的继续发展，是不能够建立在有30亿人口的继续贫困的基础上的。解决南北问题，首先是要加强南北合作与对话。一方面，发达国家应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负起历史的责任，但是，单靠南北对话还不行，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强“南南合作”，这是推动“南北合作”的最可靠途径。
对于时代特征的认识，是一个国家制定整个国际战略与外交政策的依据和基石。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客观实际，邓小平引导我们纠正了以往对世界主要矛盾“左”的估计，对当代国际形势和时代主题有了一个清醒的、符合实际的认识。对当今时代主题的把握，实现了一个由“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转变。
邓小平经过长期的观察和科学的分析，透过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的差异，从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诸种国际矛盾中，抓住了战争与和平、落后与发展这两对制约、影响其他矛盾的主要矛盾，明确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这一科学论断。
1984年5月29日，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
1984年10月31日，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说：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
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进一步明确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由两大集团对峙向多极化趋势发展。面对北约东扩等问题，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强调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邓小平对当代世界形势和国际问题的科学分析和精辟论述，反映了当今世界发展变化的本质特征，体现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问题学说在当今世界的最新发展。这一新的科学论断，为我们党和国家调整对内对外政策，维护和争取和平，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这一科学论断，在党的十三大和十四大上，被准确地、规范化地概括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把握住这一时代主题，正确认识世界发展潮流，制定与这一主题相适应的国内外政策，才能使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从复杂多变、错综纷乱的世界中清醒地认识世界，牢牢抓住各种机遇，不断发展和壮大自己，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
改变“一条线”战略，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邓小平是一个战略家、政治家，他的最伟大之处，在于每临时代的呼唤和历史的要求，他都能站在战略的高度，拨开笼罩在人们眼前的层层迷雾，指出一条解决问题的新路好路。这一点，不仅表现在内政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外交方面。
对外政策是对内政策的延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之后，邓小平又及时根据国际形势新的变化和国内现代化建设任务的需要，对中国的外交作了重大的调整，从而发展和完善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全面开创了新的外交局面，使中国外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国际形势、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对外政策。这个仅限于军队高级领导层的讲话内容，在党内也只是很小范围内知晓。直到1993年11月《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出版时，才得以公开发表。邓小平在讲话中说：“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
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邓小平说：根据对国际形势和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
第二个转变，是我们的对外政策。邓小平指出：过去有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一条线”战略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特殊的国际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