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巴巴可将军家的路上，我突然意识到翻译人员不在身边。在我们见面的第一天里，我特别想用一把口径9毫米的手枪和几个月的工资去交换语言方面的培训。阿尔金不太愿意说英语，但是我跟他说，他英语讲得特别好（确实很好），之后他就成了我的救命恩人。我和巴巴可将军聊了聊各自的从军生涯。他很欣赏我是战士出身，然后成为一名军官。他说，作为军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亲自去看看战士们，实地与他们交流，跟他们握手或亲吻他们。我一开始不理解“亲吻他们”的真正含意，后来才意识到其重要性。在中东地区的国家（以及世界上其他几个国家）亲吻脸颊是一种友情和亲情的表示。
在巴巴可将军家里，他坚持说我不用脱靴，但是我还是像其他人一样把靴子脱了下来。（就像在咱们家一样。）巴巴可将军离开客厅几分钟，回来的时候换上了一身传统库尔德自由斗士服装，看起来就像是比较正式的睡衣。
吃饭的时候，巴巴可将军吃得很快，在我才刚刚吃了一点儿的时候，他就把面前盘子里的食物都吃光了。“你吃得很慢。”他说。
“我的外祖父，也就是养了15个孩子的那位，说我吃饭就像是小鸟啄食。”我回答说，这又引得他哈哈大笑。
上任伊始，我首先要考察的对象之一就是巴巴可将军的个人安全保障体系。这其中共包括70名战士。于是我就认识了阿里·尤塞夫，巴巴可将军保镖队的队长。阿里是个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几乎收集了全套的007电影，而观看这些电影似乎是他接受过的全部职业培训。
阿里说话嗓门大，为人慷慨，看起来就像是缩小版的如来佛祖。他教会了我在伊拉克学到的第一句库尔德语：Az berseema（意思是“我饿了”）。而他唯一会说的一句英语就是“没问题”。我常常会跟他开玩笑地回答说：“不，阿里，问题很大。”
尽管当时这在我看来很有意思，但是我也知道，在发生安全危机的情况下，只会说“没问题”和“我饿了”是远远不够的。除了笑容和只言片语，我们必须找到其他的沟通方式。
在见到巴巴可将军的第一周里，我决定学习库尔德语。阿拉伯语也可以，但是库尔德语是巴巴可将军的母语，而且他的家人和朋友可以随时教我。
三个月之后，他们说我基本上可以用库尔德语和他们来对话了，但我仍然像当初阿尔金不敢说英语一样，有点不敢开口。
也是在大约和巴巴可将军一起工作了三个月之后，我给家人写了一封邮件。从这封邮件中可以看出，我正在慢慢适应在伊拉克生活的不便之处。
克莉丝汀：
我这周拉肚子拉得很厉害，有人说是因为流感盛行。但是我觉得肯定是因为我吃不惯伊拉克的食物。我的消化系统功能简直是紊乱了。
巴巴可将军和他的下属们就拿这件事情来跟我开玩笑，当然，我也被他们给逗乐了。腹泻在伊拉克人看来很正常，没什么大不了。但是伊拉克人是不用卫生纸的，所以我就像携带武器和弹药一样随时装着卫生纸。
说起食物，前几天我们和伊拉克第六师的战士们一起吃午饭。当我们到那儿的时候，桌子上已经摆满了米饭，上面撒着杏仁、鹰嘴豆以及看起来像葡萄干的东西。米饭下面是大块大块的带着骨头的羊肉。突然之间，我发现“葡萄干”根本就不是葡萄干，而是死苍蝇，是在准备这些食物的过程中“遇害”的。
除了有死苍蝇这一点之外，这些食物事实上看起来不错，闻起来也很香。只可惜，我当时脸上的表情可不是这么说的。坐在我旁边的伊拉克人问我：“怎么了，我的朋友？怎么不吃啊？”
“这上面有死苍蝇啊。”
“苍蝇，它们能让你由内而外……变得更强壮。”他回答说。
“你的意思是说，让你经常生病，然后你的免疫系统就更强大了吗？”我笑着问。
“对啊，对啊。来来来，赶快吃。”他说这话的时候还在低头猛吃，“把它们挑出去就行了。”这口气就像是把蘑菇挑出去一样。
尽管我觉得有点恶心，但这就是他们的生活，而且他们这也并不是在逼我吃下毒药。于是，我抓过一把勺子，舀了下去（当然是避开了死苍蝇）。味道不错，羊肉也挺好吃。不过，还是有死苍蝇。
之后，我们又吃了特别美味的果仁蜜饼，喝了很好喝的“热可乐”。在华氏120度的高温下，所有饮料喝起来都像是热可乐。
说起高温，在这里，低于华氏100度的时候简直是凤毛麟角。今年夏天这里的温度肯定会超出华氏120度。这种天气让人根本就喘不过气儿来。每次我一吸气，就特别怀念咱们在明尼苏达州的那些日子，想念那种一吸气就感觉肺被冻住了的感觉——那种寒冷的天气至少还能让人喘过气儿来。这里的高温简直让人窒息。虽然听起来可能有点儿幼稚，但我现在算是理解了动画片里海绵宝宝和帕特里克（儿子们经常看的那部动画片）在日光灯下被晒干的感觉了。
爱你的，
我
其实，我慢慢适应了的不仅是生活条件，还有文化上的差异。这一点可以从我写给克莉丝汀的另一封邮件中看出来。
就像上次在沙特阿拉伯执行任务一样，在这里，也很难——真的很难——去应对当地人对美国人的个人偏见。你知道，我查阅了很多相关资料，想尽力多了解一下这个地方，但我现在还是发现，我根本就一无所知。于是我禁不住就会想，如果置身于一群根本就不想去了解周边文化的战士当中，会是怎样的情形。
每天，我都要在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世界中不停地转换。
早上，我在当地大使馆享用早餐，那场景总是让我想起皇室餐厅。当然，这是因为军队在食品供应方面签订了合同，要求食物必须符合严格的卫生标准和烹制标准。然而，这里的场面也会让人感到震惊。每天看着那么多食物被白白浪费掉，再想想周围有那么多人还在忍饥挨饿，我就禁不住感到很震撼。
解决当地的饥饿问题虽然不是我们的责任，但大使馆里的浪费还是会让我深感不安。吃过早饭，我就来到停车场。这里满是崭新的福特探路者，几十辆福特远征装甲车，以及全副武装的雪佛兰。
路上还会经过美国陆军消费合作社的食品街。如果早餐时候的免费食物还没有让你吃饱的话，你肯定就会冲进汉堡王或比萨店花钱胡乱吃一通。我通常会在这里买一份《星条旗报》，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当天报纸头条是关于迈克尔·杰克逊的报道。
几分钟之后，我就“穿越”到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通常把这里叫作“荒野”。这些人（伊拉克人）都用同一个杯子喝水，或从水龙头下直接喝水，上大号不用卫生纸，开着几乎都跑不动了的汽车，每天下午离开安全的“和平区域”，然后第二天早上再勇敢地闯过被称为“暗杀门”的地带来上班。
伊拉克人一直对这两种世界的差距坦然接受——直到他们能来亲身体验一下我们的生活。说实话，你根本就不用跟他们解释说哪种生活更好。运动、娱乐、商业、现代医疗、物质商品，这些都先不说。他们只想要基本的。多基本？我来给你说一个当时让我大为震惊的事例：
伊拉克军官贾马尔将军上周向我请假。他想要请假两周，但是按照任何标准来看，两周的时间太长了，尤其他还担任巴巴可将军身边的要职。他平时看起来总是心不在焉，有点浮躁。我一直认为那是懒惰的表现。那些蹩脚的理由我听得多了，所以当我问他为什么请假的时候，我就准备好听他撒谎了。而他却回答说，他要去叙利亚把他的家人接回到巴格达，因为他已经在“和平区域”找到住处了。
这个理由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但我接着听完了他的整个故事。虽然他一直都在伊拉克部队里当兵，但从来没有担任过什么要职。结婚之后他有了三个孩子，现在都还不到14岁。他通过看美国电影学会了说英语，而且说得还不错。2003年3月份，当美国进入伊拉克的时候，他正在巴格达服役，他至今还能清楚地记得炸弹从天而降的那种场面。战争结束之后，伊拉克部队被遣散，他也就回归到平民生活当中。之后，他听说联军在招募“精兵强将”。低级别、平庸的资历以及会说英语这几个条件使他很容易就被挑中了。
然后他和他的家人马上就不断地收到死亡威胁——短短几个月之内就有两三次。他对此置之不理。接着他的邻居全家都被杀害了。贾马尔这下开始惊慌了，马上就带着全家离开了巴格达，没有告诉任何人。
就在他来到摩苏尔（伊拉克北部城市）以后不久，有一次一个叛军“检查站”那边拦下了一队车辆。车上所有人都被盘问是否为联军效力。一个可怜的兄弟身上佩戴了一个联军的标志（贾马尔很庆幸自己当时没有戴），叛军就让在场所有人都看着这个人，告诉他们说，如果他们为联军效力的话，下场就和此人一样，接着就当场砍掉了那个人的脑袋。
贾马尔用微微颤抖的声音说，当时那个人“吓得浑身发抖。大注大注的鲜血四处喷溅，就在我孩子们的眼前啊，兄弟”。说着他眼里泛起了泪光。
他当即回家就收拾行李，将他的家人送去了叙利亚，然后就一直待在那里。“我没有其他亲人了，家人是我活下去的唯一理由。我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以及其他的亲人都已经不在了……我的妻子和孩子就是我的全部了，你知道吗？”天哪，我都不敢相信。
关于我对这两个不同世界的看法，我想表明一点的是，这并不是说要“抨击美国方式”，也并不是说“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撤出伊拉克”。
我只是想客观地表达一下自己每天在这两个不同世界转换的过程中经历的那种内心的挣扎。我们的运动与娱乐方式，我们的商业思维以及对物质商品的追求都跟这个地方格格不入，很难平衡。
不过，有些时候，这两个世界似乎也会融为一体。比如我日记中记录的这段事情：
今天是美国的星期六，但却是伊拉克的“星期日”。在伊斯兰文化当中，星期五是每周的圣日，也被看作是每个周的第一天。因此星期六就是他们的“星期日”。
昨天晚上，我在巴巴可将军家里，安排巴巴可将军与陆军准将克里斯·安斯蒂，即新派遣至多国安全过渡司令部-伊拉克（MNSTC-I）的澳大利亚将军共进晚餐。整个过程非常愉快。跟平时一样，巴巴可将军让我坐在他的旁边。（每周，我有三天或四天都是在他的家里吃晚饭或午饭，但是通常都是与他的下属一起在厨房吃饭。我更喜欢和他们坐在一起，因为这样就能了解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
食物被端上了餐桌，我们都吃了起来。这是安斯蒂在伊拉克的第一周，也是他第一次与巴巴可将军的非正式会面。安斯蒂坐在桌子对面，用非常浓重的澳洲口音说道：“噢，粗麦粉蒸肉！（发音为“酷斯酷斯”）我特别喜欢这道菜。”全桌人大笑了起来。粗麦粉蒸肉在澳大利亚是一种把大麦和肉混合在一起蒸熟的食物。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也是同样的吃法，但是不把它叫作“酷斯酷斯”，理由很充分，因为在阿拉伯语或库尔德语中，发音为“酷斯酷斯”的单词指的是女性的私处。
这个小插曲一下子使整个餐桌上的气氛都轻松活跃起来了，而且还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场关于女人的讨论。巴巴可将军说，在一些关于女人的笑话上，中东地区其实与世界上其他地区没有什么区别。接着他就给我们讲了一个这类的笑话：
曾经在德国有一个阿拉伯人，他将自己岳母的照片摆在家里的茶几上。一位访客看见之后就说，他一定非常敬爱自己的岳母，所以才把照片摆在家里如此显眼的地方。这个阿拉伯人回答说，他的岳母事实上就在阿拉伯，不过他一点儿都不想念她，因为他根本就不喜欢她。这位访客非常好奇，就问为什么。这个阿拉伯人说，他真正热爱并思念的是他的祖国，他把这张照片放在这么显眼的位置，是想提醒自己说，回去是要付出代价的，以此来缓解思乡之苦。
晚餐之后，我们坐在客厅里喝茶，巴巴可将军在浏览各个电视频道。调到《欧普拉访谈》之后，他放下了遥控器。节目说的是英语，但是底下配有阿拉伯语字幕。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这种画面。
那天欧普拉访问的嘉宾是仙妮亚·唐恩。唐恩刚刚讲述完她悲惨的童年，讲自己小时候家里很穷，以及自己多么希望能和已经去世的母亲分享她现在的经历。她一边哭一边讲述，巴巴可将军显然非常受感动。
后来我才知道，巴巴可将军的家人一直都很喜欢看《欧普拉访谈》，我再一次被这个世界奇妙的运转所震惊了。在伊拉克看《欧普拉访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在我第二次与巴巴可将军一起去伊拉克的库尔德地区的时候，我清楚地认识到，巴巴可将军（以及他的家族）不仅仅把我看作一个美国军官。他们跟自己认识人的炫耀说，我就是一个生长在库尔德的美国人。巴巴可将军的家族为我准备了一场盛宴，足足花了家族里几位女眷三天的时间来准备。
所有的男士围成一圈坐在“库尔德人的餐桌上”（其实就是地板）。刚坐下之后，巴巴可将军就轻轻敲了敲他旁边的地板，点头示意我到他旁边来坐。他待我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而我也感觉自己像他的一个孩子。
那天晚上，巴巴可将军在客厅里接见了很多客人，我也受邀加入其中。我穿着传统的库尔德自由战士服饰（就是我6个月之前看见巴巴可将军穿的那种看起来很正式的睡袍），这是巴巴可将军的表弟奥图送给我的礼物。我的这种打扮惊讶了所有在场的男士，他们全都跟我一样的打扮，同时也把那些与男士分区而坐的女士们逗得咯咯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