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沙发上坐了下来，然后就和周围的人交谈起来。我觉得穿着他们自由战士的服饰非常不自在，因为在他们的文化当中，这种服饰是非常神圣的。我说，我还是把它换下来吧。但是所有人都一致喊着让我坐下。他们不准许我换下来。在他们看来，我就是库尔德的一分子。
其间，巴巴可将军突然用库尔德语向屋子里的人宣布说：“这个人就像是我的儿子一样。”他非常热切地看着我，然后跟大家讲了讲我们一起在巴格达和德国经历的一些趣事。我回答说，我只不过是个好脾气的“杂交物种”，而且说实话，我也不是那么好脾气。巴巴可将军咂咂舌头，责备我说：“你可不是杂交物种，”他用很清晰的英语说道，“你是个好人。”
人们讨论开了，不过话题主要还是集中在我身上。“金发碧眼的库尔德自由战士”很多人这样说道，同时发出自豪的笑声。女士们也加入进来了，都说我看起来很英俊。然后我就用库尔德语和大家交谈，屋子里的气氛又再次被点亮。
在萨达姆·侯赛因统治时期，说库尔德语是违法的，这就使它变成一门快要绝迹的语言——就像美国原住民的切罗基语，在部落之外基本就不会用到。我一说库尔德语，就仿佛触动了在场每一个男士和女士的灵魂，他们都纷纷向我表示，我的这个举动让他们非常感动。
巴巴可将军打断了所有人的谈话，问我说我决定选择什么颜色的饰头巾：红色还是黑色。我问他这两个颜色之间有什么区别，他说红色代表巴札尼家族，而黑色代表他自己的扎巴里家族。
巴巴可将军很早之前就告诉过我，巴札尼家族在20世纪早期掀起了反对奥斯曼帝国的叛乱。在接下来的30多年里，在巴格达，穆斯塔法·巴札尼就成为库尔德人反抗后继伊拉克政权的政治领袖和军事领袖。尽管库尔德人没能成立自己的独立国家，但是穆斯塔法一直被看作库尔德民族的“乔治·华盛顿”。总而言之，按照习俗，一定要服从巴札尼家族。
当时，我有预感，所有在场的人都以为我会说“巴札尼”，尤其是在巴巴可将军已经给我讲述了那段历史的情况下。但是，我就直接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了出来：“我当然要选黑色的。”在场的人都很礼貌地笑了笑，互相嘀咕了几句。巴巴可将军咂了咂舌头，用清晰的英语小声说道：“不对，马克，不对。选巴札尼更好。”他说这话的口气就好像我刚刚无意间侮辱了他和在座的每一个人。
坐在我旁边的人面带笑容，用库尔德语问我说：“为什么会选扎巴里？”我回答说：“巴札尼？Ava boscha。”(boscha这个词根据语调和语境的变化可以有很多意思，在这里指“更好”的意思。)
屋里所有的人都放心地喘了一口气，坐正了身子。“哦，boscha，boscha(更好，更好)。”他们小声地说着，就连巴巴可将军也赞许地笑了。
这时，我脸上露出大大的笑容，大声喊道：“但是扎巴里好得多！”接着又赶紧补充说明，“巴巴可·扎巴里是我的父亲，我为什么不可以选呢？”
屋里所有人都大笑起来，前仰后合。
我的回答是下意识的，而且对一个外国人来说，多多少少算是个禁忌。但是我只是很自然地认为，在和巴巴可将军相处了这么长时间之后，如果我真的是个库尔德人，那么我也是扎巴里家族的人。
扎巴里家族里很多人后来都跟我说，他们认为这个回答是一个人在当时的情况下所能给出的最机智的回答。在没能遵守习俗的情况下，我用原则与个性弥补了行动上的缺陷。所有人似乎都对此表示出极大的尊重。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听到巴巴可将军把这个故事拿出来讲了十几遍，每次他讲的时候还是会笑，他的客人们也会笑。我想，正是这种随意的交流，让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
不久之后，巴巴可将军就宣布，他要给我起一个库尔德名字，并从此之后用这个名字称呼我：舍尔左德·扎巴里。他说“舍尔左德”的意思是“狮子的儿子”。（但是我的澳大利亚朋友们很快就在联军的同事们当中宣称，“舍尔左德”是对男子生殖器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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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个月之后，当我要离开伊拉克的时候，巴巴可将军请求当时的中将马丁·邓普西让我留下来。邓普西将军来征求我的意见，但我没有表态。
我并不是认为自己是无法取代的，只是我觉得继续留下来很重要也很可行。凯西将军的助理跟随了他两年多。之所以会保持这么长时间的工作关系，原因很明显：他们建立起了私人友谊，这在当时情况相对混乱的伊拉克是非常重要的。
我和巴巴可将军之间也是这样的关系，他自然很想将其维持下去。我尊重他的意愿，而且说我可以继续留下来，但我不会主动要求留下来——尤其是我的妻子和儿子们还在家等我。
巴巴可将军写了一封邮件，说明他想让我留下来的原因：
他在工作当中直言不讳，会把残酷的事实告诉我。但同时他也很谦逊，他的建议都很高明，而且能注意到不同文化间的差异。马克对我来说就像是儿子一样，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会说库尔德语的美国军官……所有这些使他在工作当中表现得非常出色，这也就是我想要把他留下来的原因。
派遣我回国的命令颁布以后，巴巴可将军很有风度地接受了这个事实，然后写了一封满是溢美之词的推荐信，建议邓普西将军给我升职、表彰以及最好的个人评价。在这封信当中，巴巴可将军写道：“这么多年来，跟我一起共事的军官中有好多人都比马克级别要高，但是马克是最优秀的一个。”
对我来说，巴巴可将军对我工作做出肯定的这些信件比我在伊拉克那一年受到的任何军事表彰都更加珍贵。
他为我举办了一场国王级别的欢送晚宴。不仅邓普西将军和基亚雷利将军出席了晚宴，更让人不敢相信的是，伊拉克高级军事指挥官们都到场了，其中包括：伊拉克陆军总指挥欧贝迪将军，伊拉克空军总指挥凯末尔·巴赞基将军，以及国防副参谋长纳斯尔·亚巴迪将军。
我们一起住，一起吃，一起哀悼，一起出行。我了解他们，而且感觉他们也和我认识的美国战士们一样了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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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逊”的另一种解释是“柔和”。但是在麦克阿瑟将军的演讲当中指的是真正力量所蕴含的“温顺”，他后来又在其他场合对此做出进一步的解释，即“学会在暴风雨中屹立不倒，同时对那些倒下的人能心怀同情”。
2010年我开始了抗击癌症的斗争，我以为所有人都愿意并且能够被我顽强的力量和态度所感染。尽管癌细胞仍然在体内扩散，我仍然坚持要回去工作，而且决定停止服药，忍受疼痛。我以为他们能够赞赏我这种做法，并且从我面对确诊为癌症这个噩耗的方式上，能理解我为何坚持回去工作，以为他们能支持我停止服药的决定。
几乎所有人都说很佩服我，但是没有几个人相信我可以做到，更不建议我这么做。
医疗专家们经常怀疑我有没有能力来应对生活中突然发生的这种突如其来的巨变，考虑到我军人的身份，他们的担心就更明显了。医生和护士们不停地跟我保证说，吃抗抑郁的药物并不丢人，就好像我一直在向他们隐藏我的哀伤与悲痛。
“你所经历的这些确实非常严重，非常令人难过。”我的医生跟我说。他并没有见过很多像我这样能从容面对癌症的患者。
这并没有让我感觉得到了夸赞，反而让我觉得很沮丧。我不喜欢被单独挑出来，一直都不喜欢，因为这就暗示说我是不正常的——如果经常这样，我就会感觉自己被孤立了，而不是感觉自己出类拔萃。
有哪些例子可以体现我“不正常”？我自己包扎伤口。发烧之后，我从来都不会马上就去医院或者马上就服用抗生素，而是等待一段时间，观察其如何发展。当我感到疼痛、恐惧或者是悲伤的时候，我不是吃药，而是了解一些好笑的事情，或者看看周围那些得到上帝赐福的事情，来平衡我的心态。我给自己的两位介入放射科医生都起了个外号，分别是“奥斯卡”和“菲利克斯”（电视剧《天生冤家》中的人物角色），在治疗过程中跟他们开玩笑，给他们提意见——甚至是在我被麻醉的状态下也不例外。我会告诉自己说，12年之前，对于我这种病根本就没有任何治疗方法，如果回到那时候，我早就死了。我常常拒绝吃止痛药，以保持清醒的头脑。
当然，如此地自作主张有的时候也是非常艰难的事情，这也并不是总能给予我康复的希望。不过我知道，不管有没有在治疗过程当中做决定，我经历的这些糟糕的事情早晚都是会发生的。只要这样一想，我就不会觉得做出治疗决定是那么困难的事情了。
参与到治疗过程当中能让我有更多的控制权。
对于那些声称因为我做出的选择而大受鼓舞或者根本就不相信我做出的选择的那些人，我总是对他们说教一番。后来，我意识到，我应该对这些人更温和一些，更有同情心一些。
我将沮丧转化为激励的一种方式就是，帮助别人理解我对困难的认识：“总有人比你的处境还要糟糕。”
我会给家人和朋友们讲，曾经有个11岁的小女孩，就住在我们这条街上，她被卷发棒烫到之后感染了链球菌，一周之内就死掉了。同样是在那周——而且是感恩节的那周——一个人开着车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县公路上行驶，突然一只鹿冲到他的车前方，直接撞上了风挡玻璃，导致他当场死亡。没有时间告别，也没有时间回忆，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两个故事都是在一周之内发生的，而且都离我住的地方不足半英里远。而且还有很多人虽然没有去世，但是每天生活在比我所遭遇的还严重的痛苦与折磨当中。
当我们周边出现这样的事例时，我们就不用再抽象地去谈生命的恩赐了。当我们想起多少人都比我们更惨时——或者和我们遭受一样的痛苦——我们就会情不自禁地感觉自己得到了恩赐，受到了鼓舞，也就更能坦然面对我们自己生活中的“布福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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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宗教，生命的意义，以及对死后生活的探讨，这些是少有的几个能触动你的灵魂，提醒你保持谦逊的话题。2010年8月，当我像一只被开膛破肚的鹿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时候，关于这些话题的讨论与疑问在我人生当中比以往任何时候来得都要多，而且从那以后一直频频出现。
大多数的人说的都是客套话，比如“我会为你们全家人祷告”或者“上帝与你们全家人同在”。
但是也有很多祝福者说的不仅仅是客套话。不管这些人是信奉哪一种宗教，他们言语当中明确表示或暗含的一个主题思想就是“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你进入天堂”。
我知道他们这种努力的初衷都是对我的爱和好意，但是这种方式既不谦逊，也不包容，更谈不上温顺。甚至有一个人给了我一个“处方”，我必须要把“处方”上面“神奇的话语”都背诵下来，否则我就得不到“救赎”。
在我的经验当中，即使在战斗期间，大部分关于死后生活的讨论几乎都是在说谁会下地狱，谁会上天堂。如今我认为，这并不是应该有的讨论。这些讨论的背后不是希望，而是恐惧。
诺亚有一次无意中听见我针对这个话题耐心地回应着一个陌生人，于是就问：“爸爸，为什么不直接把他的电话给挂断？”这是个很难用一句话就回答清楚的问题，但是我还是很诚实地对他说：“因为每当我跟别人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都能对自己有更深的了解。”
现在，当我再次读到麦克阿瑟将军那段话时，我又对这个话题产生了新的思考。麦克阿瑟将军是这样说的：“不要过多关注别人做什么，为什么做，或者怎么样做，要多关注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做，怎么样去做。”
麦克阿瑟将军的话很吸引人，我们可以看到他提出了三个独立的建议：保持谦逊、体会大智慧的包容、感受真力量的温顺。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建议——你应该谦虚，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做到了这一点，你就会自然感受到其他两点。
1962年，当麦克阿瑟将军发表此演讲的时候，他就说过，自己无法用语言将他自己的主张全部表达出来。在我看来，这句话用在宗教问题上尤为确切。也正因为如此，我将用更直接的方式将我的经历所得告诉你们。
首先，关于信仰、生命的意义以及死后生活的概念，我唯一百分之百确定的一点就是，你们早晚都会遇到这些问题。相信我，最好要让对精神信仰的思考贯穿你们生命的始终——因为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而不是在晚年或者被迫的情况下才去思考。
其次，如果信仰是一条狗，那么宗教就应该是它的尾巴。你们要用宗教去实践自己的信仰，而不是反过来。至少要记住，不管我们被选中的先知是谁或者教义如何，我们都是向同一位造物主祷告，从同一位造物主那里获取鼓舞。我认为，这种思考方式要比固执地坚持“唯一正确”论的人需要更大的信念。
最重要的是，在对宗教信仰的讨论中永远都不要批判他人的宗教信仰，而应该是对自己的宗教信仰进行反思，对己对人都要保持谦逊。
你们知道我的宗教信仰，宗教信仰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想给你们举一个明确的例子。希望你们能和我一样从中受益匪浅——不仅得到知识和智慧，还会得到赋予生活意义的爱与理解。（我建议你们去读马库斯·博格的《谈基督教》，这本书对基督教义进行了新的、谦逊的解读。还有罗伯·贝尔的《爱是赢家》，这也是一部非常谦逊，又发人深省的作品，书中提出的问题和议题看似很新，但实际上是自基督教产生之日起就存在的问题和议题。由于人们对贝尔褒贬不一，你们可以再去读一读马克·加利所写的《上帝是赢家》。这本书对贝尔的书进行了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最后，推荐你们去读非神学者罗伯特·赖特所写的《上帝的进化》，此人强调“信仰”本身比信仰的教义更重要。）
记得在伊拉克为巴巴可将军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我因为某人在一次出行当中的行为非常气愤，我就说了一句抱怨时常说的话：“我的上帝，这一定是在开玩笑吧。”
巴巴可将军停下手中的工作，抓住我的胳膊，盯着我的眼睛，说道：“马克，你为什么总是说‘我的上帝’，而不是说‘你的上帝’或‘我们的上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