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拆开旅意期间在巴黎堆积的信件时，突然注意到1836年7月27日发自纳穆尔的信件。这封信发出的时间是他和“马塞尔”出发的前夕。写信人具名亚历山大·德·贝尔尼，这封信已等了他三个多星期了。他读信时悲伤得差一点支撑不住了，这是报丧的信：“亲爱的奥诺雷，经过10天的神经疼痛、呼吸困难和水肿，我们的母亲上午9时去世。我们的母亲已寿终正寝。明天上午10点安葬在格雷兹公墓她亲爱的阿尔芒墓旁。”
巴尔扎克非常难过，在这个他非常爱的女人弥留时，他却和另一个穿着男装的女人兴高采烈地坐车旅行。他悔恨交加，可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一切只不过是推卸责任而已。1835年11月，德·贝尔尼夫人的儿子阿尔芒死后，她自己也长期生病，医生说她已患不治之症，得让她好好安静地休息。她也不再想让别人去看望她，巴尔扎克只好从命。他恨自己出了一个不合时宜的点子动身上路，如果推迟出发，他就有可能在她最后时刻守在她身边。不久，他得知《幽谷百合》就是这位不幸女人爱读的书，她不厌其烦地读巴尔扎克写德·莫尔索夫夫人的死那几页。她打算叫他到她身边，在她去另一个世界前能给她一些安慰，她要亚历山大到巴黎去寻找巴尔扎克，她亲手在镜子面前梳妆打扮以便庄重地接待他。后来，她觉得不能久等，招来了牧师，做了最后的祈祷和忏悔。但是，在她最后闭眼之前，她叫亚历山大把巴尔扎克的来信捆成一包，用绳子系上，把它全烧了。亚历山大遵命。第二天，15年的柔情蜜意一霎时化为灰烬。
德·贝尔尼夫人从地球上消失了。然而，在巴尔扎克的头脑里，一切都依然存在。他本来就心绪紊乱，家里还有操心事。他的兄弟亨利，既无能又会挥霍，已经把他母亲的财产挥霍殆尽，母亲求助于他。叙维尔也是四面楚歌，不知道他的宏大的运河计划是否被政府所接受。巴尔扎克这时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个贴心的女子倾诉衷肠。
从都灵回来后，巴尔扎克分析了他在新闻界的形势：自从他打赢官司后，比洛的两个杂志（《两个世界杂志》和《巴黎杂志》）已向他关门；他继续写稿的《纪事》已难以为继。他写的文章得另找出路。正好有两个报纸干得很欢，互相竞争，一个是埃米尔·吉拉丹办的《新闻报》，一个是阿尔芒·迪塔克办的《世纪》。吉拉丹知道巴尔扎克的作品对读者很有吸引力，只好消释前嫌，与其重修旧好。
巴尔扎克立即紧握伸过来的手，将刚完稿的《老姑娘》交给《新闻报》，写的是新闻界重大事件。这是他在法国的日报上连载的第一本小说。因而，读者紧张地跟随每期报纸，注视故事情节的发展，而广告商受其诱惑，在报刊上大吹大擂。1836年10月23日至1836年11月4日，《新闻报》分12次登载《老姑娘》后，十分风光地将其汇编成册，在书店发行。而读者们在片断刊载时领略其风味，牢记要买一本最后定稿的书再读一遍，这是招财进宝的好方式。用这种方法出版书，最使巴尔扎克高兴的是，随着文章的发表，可提供他一个副本。从此以后，他的大部分小说都在日报上首先露面。
巴尔扎克在写作《老姑娘》时，信手拈来，即席编写已到顶峰。他同时编写小说《被诅咒的孩子》、《鲁杰里的秘密》，撰写专栏文章，还有一些写作计划。如果说巴尔扎克对《老姑娘》是很满意的话，《新闻报》的某些读者对小说中的粗话、挖苦和讽刺颇为反感。有些订户写信给报刊领导，对“过分猥亵的细节”表示抗议。巴尔扎克打算向《新闻报》提供两篇《女人研究》的小说：《电鳐》和《高贵的女人》。巴尔扎克降低要求，补偏救弊，至少在口头上作了让步，为的是摆脱财政困境。这回他再次离开卡西尼街，到了战斗街。他在四层的阁楼上，按他的主意布置了一间工作室。他得顶住丧事、债务以及埃米尔·德·吉拉丹不断地催稿等烦心的事，他花600法郎买了一根他根本不需要的手杖。他拄着手杖，拐到纳卡尔医生处去度周末。
1837年初，巴尔扎克的经济状况和法律上的处境均颇尴尬。他行事向来轻率，他把韦尔代的票据给达克德作担保以赎回《纪事》的股份。韦尔代已宣告破产，达克德托词巴尔扎克过去经营印刷厂和铸造厂，因而属于商人范畴，回过头来起诉巴尔扎克，并威胁因债务问题要逮捕他下狱。巴尔扎克对这种前景胆战心惊，他得躲起来。但躲到哪里去？达克德已经叫人扣留了巴尔扎克炫耀的四轮马车。法庭的执达吏（又称执达员，是负责执行及传达法官裁决的官吏、职员）来到了战斗街，看门人正式地申明，他不认识巴尔扎克先生，只有迪朗夫人，而且她也不在。执达吏要强行进入，看门人则要控告他擅入民宅。执达吏虽然狂怒，但只好离开，不过扬言要继续调查。
巴尔扎克无计可施，想弄张护照到俄国，躲到韩斯基家去。但是，基多波尼·维斯贡蒂提出一个更方便的解决办法。他家的继承案子还在意大利法庭拖着，仍在米兰打官司。这回，伯爵夫妇建议带着他们的委托书，由他们出资到当地履行法律义务。如果官司打赢了，他还可以在收回的款项中适当提成。这时候巴尔扎克正想逃避法律的严惩，接受了他们的建议。这一次，他是自己一个人去的。1837年2月14日，他打点停当，坐上马车，穿过法国，经过辛普朗，到达米兰。
像上次在都灵一样，他带来的许多介绍信发挥了作用，无论是米兰社会或奥地利占领当局，都热情款待他。这里，既没有债主，也没有执达吏，更没有那些冷嘲热讽的新闻记者，而是一批花枝招展的崇拜这位法国作家的美人儿。在众多逢迎他的新结识的朋友中，他特别欣赏那位非常年轻和富有魅力的克拉拉·马费伊伯爵夫人，她在家里接待政要、艺术界和文学界名人。
不幸的是，巴尔扎克在米兰还得操心基多波尼·维斯贡蒂的案子，有三个人在争夺一笔数目不大的遗产：近7.4万里拉。这倒不是他灰心丧气的理由。他授权办事，得捍卫朋友的利益，并最终为这小笔款项取得和解，而且从中提取旅费和佣金。但是，这个协议要认可，得有已亡人的女婿，也就是未成年的继承人的父亲加尔瓦尼男爵的同意，而他住在威尼斯。与其通过通信解决，倒不如到威尼斯去更妥善。
巴尔扎克于3月13日出发，在倾盆大雨中到达道奇城堡。
天气放晴，巴尔扎克心情振奋，加尔瓦尼男爵同意和解计划，这件事就办妥了。他又动身回米兰。一个星期后，他决定经热那亚回法国。长期以来，他想参观意大利海岸，但怕在热那亚染上霍乱。一到这个城市，巴尔扎克不得不在一家医院里度过八天的隔离生活。他在这里认识了热那亚商人朱塞佩·佩齐，此人跟他谈起了撒丁岛有一个已废弃的含银的旧铅矿，开采这个矿可能获利。巴尔扎克忽然想明白了，这不是解决经济难题的好办法吗？开掘银子，这确是他所需要的。回法国后，他得问问卡罗少校，他过去是工程技术人员，想必会指明这些情报的价值。当然，最明智的办法是实地咨询当地老百姓。但是，隔离期完了，他坐“小火轮”不是到撒丁岛，而是到里窝那，接着到佛罗伦萨。然后，他又回到米兰，向朋友们辞行。巴尔扎克在零下25度的严寒下，穿过埋在厚雪中的圣·戈塔尔山口：“桥梁折断在激流中，只见激流奔腾。虽有11位向导，我差点丧命。”
在离开巴黎两个半月以后，巴尔扎克于5月3日回到巴黎。于是，又得对付书稿、债务、写作计划。这里面，有两本戏剧的计划：《第一小姐》和《普鲁东的婚礼》。但是，他暂时放弃写作戏剧的尝试，觉得写小说更得心应手。不管通过什么手段，最主要是要挣到钱。他母亲很伤心地埋怨儿子把她忘了，而她周围的人谈起法国人最喜爱的作家花钱如流水，慷慨大方。1834年9月，他轻率地答应她母亲，从1835年4月1日开始，每季度给她200法郎以支付房租和佣人的工资。到1837年4月，已有两年补贴费没结清了。
叙维尔一家本想搞几个大工程项目，但总不称心如意，日子混一天算一天。洛尔有两个女儿要出嫁，还得维持已破了产的母亲的生活，哥哥奥诺雷才能卓绝，但挥霍成性，弟弟亨利是个庸才，多灾多难，这个小家庭看不到什么希望，她为此颇伤感。因此，家里人劝亨利回毛里求斯岛，那里可能找到饭碗。到潘博夫临上船时，他说已没钱付客栈费。叙维尔为救急，给了点盘缠，亨利消失在茫茫的大海中。
巴尔扎克周围的人和他自己都很倒霉，如果他没有作品要写，他真想跳到塞纳河自尽。但是，桌子上的笔墨纸张又使他想起该干的事，它们在鞭策着他，也是要活下去的动力和保证。他背了6万法郎的债，最紧要的事是避开执达吏。他得找个安全的藏身之处。可是他不知该躲到哪里，基多波尼·维斯贡蒂建议他隐姓，躲到他在香榭丽舍的住处去。
巴尔扎克感激涕零，立刻搬到她那里，并马上投入工作。他得完成《高贵的女人》一书，《新闻报》迫不及待地等他交稿，还得给阿方斯·卡尔领导的《费加罗报》、《凯撒·比罗多》交付预件。此外，桌子上还有《甘巴拉》手稿，此书在埃弗拉的印刷厂大火后，在巴尔扎克旅行时，由奥古斯特·德·贝卢瓦重新编辑。他对这次改编不满意，要从头到尾改写。这次修改，除《甘巴拉》外，还有其姊妹篇《马西米拉·多尼》。除了《马西米拉·多尼》一书外，巴尔扎克用4天时间编写了《高贵的女人》（后来题名为《职员》）。正当巴尔扎克竭力设法兑现与报刊及出版商的合同时，威廉·达克德也并没有善罢甘休。那些负责抓不诚实的债务人的“商业警察”通过调查，已发现了香榭丽舍大街54号的新地址。基多波尼·维斯贡蒂已向佣人们传令：告诉所有的来访者，德·巴尔扎克先生不住在那里。7月初，有一个商业警察乔装成运输公司雇员来到他们的住处，说是给巴尔扎克先生带来价值6000法郎的包裹，要亲手交给收件人并签个字。佣人去征求当事人意见，巴尔扎克想了个点子，从隐藏地点出来，以“巴尔扎克的朋友”出现在送信人面前。但是在接受包裹时，说话前言不搭后语，终于说出了自己的身份。这个商业警察立刻抓住了他的衣角，并向他宣布因3000法郎的官司判决逮捕，如不当场交钱就逮走他。他已无法逃走，房子也被警察包围。在这时，好心的萨拉进行了干预，尽管基多波尼·维斯贡蒂家自己也较拮据。和商业警察算清了债务，他们满意地走了。
这件事使巴尔扎克不仅灰心丧气，日暮途穷，而且已感到自己身体不佳，阵咳几乎使他健壮的身体像散了架似的。纳卡尔医生发现他的肺部有啰音。他将巴尔扎克送到萨谢的马尔戈纳处以便休息治疗。但巴尔扎克不是像人们嘱咐那样停笔休息，而是快马加鞭卷起袖子猛干，以便完成《凯撒·比罗多》一书，他不愿半途而废。同时，他还在写《纽沁根银行》。
巴尔扎克在乡下享受安谧宁静，他照样惧怕返回巴黎，他怕债主的逼债，还有几乎是同样可怕的新闻记者们的骚扰。他最理想的是藏身乡下，又不时地能到首都寻开心。巴尔扎克此时想在郊区买一所简朴又舒服的房子，远离喧闹与找麻烦的人，好好地从事创作。
巴尔扎克考察了巴黎郊区，发现一处绿荫遍地、坐车离市中心不过一个半小时马车路程的村子：维尔·达弗莱。开始时，他以叙维尔的名义租了一套房子，1837年9月16日，他以4500法郎的价格，在雅尔迪地方从织布工人瓦尔莱手中买来一块地皮和一座房子。次日，他又购得毗邻的地皮，以后还有几小块地。2600平方米的地皮面积总共花了6950法郎。他想，叙维尔会在这里盖一座房子和修整纺织工人的小屋，一旦收拾好了，可以当基多波尼·维斯贡蒂家的别墅，他们会支付这笔款项。他以后会以写作的收入偿还它。这种友谊的职责激励了他的工作。
为了使离开巴黎有个说法，他说是搬家到塞纳·瓦兹省塞弗尔县凡尔赛区的维尔达弗莱。在他躲避国民卫队、执达吏和那些不好惹的新闻记者而藏到乡下时，他还不确信是否会定居在那里，或仅是个休憩寓所。这是最终的流放地抑或是短期度假地？这是要由他的小说或是由读者来决定的事。不管怎样，有一点他是有信心的：他脑子里有这么多的选题，维尔·达弗莱的小屋的款项他很快能清偿，他要的是威尼斯、维也纳、凡尔赛的宫殿式住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