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如晦，六圣庄“西伯利亚”的一片荒地里长满了枯萎摇曳的野草。桂芝戴着一顶破草帽，手拿着一把小镰刀蹲在一条短渠旁边割草，心情十分郁闷。顺子背着锯和刨从西王村走过来，一边走一边甩着鞋底上的黄泥巴。忽然他看见桂芝在割草，急忙走到她身边，大声地说：“婶，恁大风雨，您不会在家歇会儿，还在漫洼野地里淋湿衣裤割草弄啥？”桂芝停下手里的镰刀，一只手揉一揉有些红肿的眼睛说：“顺子，西王村那张桌子做齐了？”
顺子说：“做齐了。婶，我扶你回家吧，这路上的泥巴就是对鞋底亲。”桂芝说：“我再割一会儿草，家里还有六只兔子等着吃草哩。狗剩没有和你在一起做桌子？”顺子说：“婶，他学木匠技术出师了，两个月前他在冯村包做二十把办公椅子，我俩好久都不在一起做活了。”桂芝说：“他能有今天，也是你这个师傅教得好，过两天冬至，我让他买两斤肉送给你包饺子吃，当徒弟的啥时候都不能忘记师傅。”顺子说：“婶子，你可别叫狗剩为我破费，咱们隔墙是两家，拆了墙就是一家。再说了，狗剩兄弟心灵手巧，学啥会啥，我教他学木匠也没有费多大的劲儿。”
他又仔细地看着桂芝蓬松的头发和憔悴的面容，怜悯地说：“婶子，我经常见你割草喂长毛兔，卖的兔毛钱我咋没有见你买一条毛纱巾戴在头上？天渐渐冷了，您又上了岁数，头上戴着毛纱巾保护头脸不冷。对了，我刚才在西王村土产店看见狗剩媳妇英梅又在卖兔毛了。我在土产店买了一根锯条，就站在她身边，她花三十五块钱买了一条又长又宽又厚实又鲜艳的毛围巾围在脖子上，那条围巾把她脖子围得严严实实，还裹了半个头，可暖和了。”“哎！”桂芝叹了一口气，“俺家穷，在咱当地狗剩娶不起媳妇，还是你妈给他介绍一个四川逃荒来的妞当媳妇，这个妞进了俺家门都是一家人，年轻人好打扮。我老了，穿好戴赖不打紧。”顺子说：“即使青天大日头，我咋也没有见英梅来地割一棵草喂长毛兔。”桂芝说：“她有别的事做呗。顺子，你先走吧，别为了婶子，在这雨中淋着。”顺子不急着走：“婶子，我常听我妈说起你，这些年我也亲眼看见了。你这一辈子全是上为老下为小，自己没享过一天福。”“哎！”桂芝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狗剩是一个好孩子，也孝顺我，就是他媳妇英梅……”顺子怒不可遏：“英梅太不是东西了，哪一天我替你修理她。狗剩兄弟是个好脾气，他是‘妻管严’，降不住英梅。”桂芝微微恐慌地说：“大侄子的好心，我领情了。不过你可不能对她耍二杆子，我多做点活不要紧，坟墓里的人没有一个是累死的。只要英梅不找气生，家里就太平。”顺子说：“婶子，别人家都是儿女孝顺父母，你们家里是婆婆伺候儿媳妇，情理不顺，气死旁人。婶子，你忍到啥时候是个头呀。”桂芝说：“过一天少两晌呗，俺家这本经不好念哪，退一万步说，狗剩就是和英梅离婚了，他再成家也不容易，一个穷字压得俺娘俩喘不过气，娘受点气受点累吃些苦不要紧，只要我儿子不打光棍就中。”顺子走了，他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桂芝婶老是为别人着想，夜里没人的时候，说不定她也流过不少眼泪哩。”桂芝挎着满满一篮枯草走进院子里，走到兔窝旁边，几只光秃秃的兔子，吱吱地叫着。她叫着兔子：“呼呼呼……”豫北农民叫兔子的声音是呼呼呼。兔子跑到笼子的边上，她抓两把枯草塞进笼子里，六只兔子争先恐后地抢着吃草。桂芝一只手揉一揉有些红肿迎风落泪的眼睛：“看你们那个饿劲，像几百年没有吃过草一样。”“妈，吃饭了。”英梅在厨房叫她。她走进厨房，端起一碗红薯秧面熬的粥，呼呼噜噜地喝着。英梅走进东厢房，桂芝端着饭碗也走进来。英梅拿着新围巾爱不释手地抚摸着。桂芝一边喝粥一边问：“你咋不吃饭？”
英梅说：“刚才你没有来家的时候我吃过了。”桂芝又问：“狗剩呢？”英梅咬牙切齿地说：“别提那个窝囊废，谁知道他又去哪家干木匠活了，踢他三脚也踢不出来一个屁的货！”桂芝心里一震，胸膛里像针扎似的疼，她的低语只有自己听得见：“俺儿子不就是老实吗？一个人不可能七边净八边光，干农活他有力气，做木匠他有手艺，也没有断你的零花钱，用不着你恨不能咬他一嘴地编派他。”英梅说：“妈，你碗里的粥喝完了，厨房锅里还有，你再盛一碗喝。大风大雨的天，你在地里给长毛兔拔草老辛苦，您多吃点儿，我在家没上地，吃七成饱就中了。”桂芝斜她一眼：“俺媳妇老孝顺我哩。不过，你也得好好地吃饱饭，年轻人正长骨头长肉的时候，别忍饥了。”英梅说：“妈，我卖了兔毛，买了这种毛围巾，咋样？你看看。”桂芝没有看她手里的毛围巾，说：“都是公家织的，错不了。我去西屋歇会儿。”英梅说：“妈，俺两口住三间东厢房，你住一间小西屋，憋屈不憋屈？”桂芝说：“宁叫心宽不叫屋宽，不憋屈。”她说着走出东厢房迈进西屋睡了。上午。艳阳高照，清风拂柳。桂芝从厨房的锅里拿了两个黑窝窝装进布衫的口袋里，她扛着锄头站在院子里，看着东厢房的窗户，说：“狗剩家的，我去西伯利亚锄草了，晌午，你别做我的饭，我不回来。”东厢房里的英梅心里一阵喜悦：“妈，中午饭你吃啥？”桂芝说：“我拿了两个窝窝头哩。”英梅说：“那也中，来回五里路程，净耽误锄草。”桂芝走到村西口，碰见王大嫂。王大嫂说：“弟妹，狗剩他妈，程亮那个龟孙派咱俩去摘绿豆角。你回家拿个包单吧。”桂芝说：“一会儿叫锄草，一会儿叫摘绿豆角，都是当官的说了算。”王大嫂撇一撇嘴：“他有权就有理呗。”桂芝又拐回到院子里。忽然，她听见东厢房里有男人低低的说话声音，那声音很肉麻：“英梅你那俩奶子真柔和。”她悄悄地站在窗户下边，耳朵几乎贴住窗户纸，听出是茅桶的声音。
“咱俩欢乐一次，我给你三十块钱。”英梅说：“咱俩欢乐一次，我给你烙一张热油饼吃，你要用点劲，别像狗剩，在外边干了几天的木匠活，回来家伺候我，把他累得不像一个男子汉。”窗外，桂芝气得浑身颤抖。屋里，英梅说：“我天天吃白面油饼，那个傻老太婆一点都没有看出来，我给她喝红薯秧面熬的粥，那是牲口料。”
屋外窗下，桂芝用食指沾了一下舌尖的唾沫，把窗纸湿了一个小洞，从纸洞里看见屋里的英梅从床上的枕头底下拿出一张油饼，她撕给茅桶半张油饼，两个人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屋外，桂芝把锄头靠在墙角，头晕目眩地走出院门。街上，她见到程亮说：“主任，我今儿个头疼，去医院看病，请一天假。”程亮阴沉着脸：“真是老牛上套屎尿多，叫你摘绿豆角，你头疼哩。”桂芝不敢顶撞，低着头静听回音。程亮摆一下手：“你去吧。”他说完扬长而去。王大嫂腰里束着大围裙走过来，她说：“桂芝，咱俩去摘绿豆角吧？”
桂芝看着四下无人说：“王大嫂，我这会儿心里像驴踢一样，按说家丑不可外扬，可你不是外人哪。”王大嫂匆匆忙忙地说：“啥天塌大事你快说，我还等着去摘绿豆角哩。”桂芝犹豫一瞬，嘴对着她的耳朵一阵低语。王大嫂大吃一惊，说：“狗剩这几天在冯村做马扎，我听顺子说他做的马扎又结实又精巧，不少人家都请他做这种软凳子。他是经常不在家，媳妇就钻了空子了。”桂芝说：“王大嫂，你别夸狗剩的木匠活了，都火烧眉毛了。儿子戴了绿帽子，我心里像刀扎，你说咋弄哩？”王大嫂看见街上只有两只母鸡在叼虫子，没有一个人影，也犹豫不决：“你不去冯村对儿子说吧，眼见儿子被欺负，他还不知道，你要是去冯村给他透露，年轻人再好的脾气啥亏都可以吃，可是这种亏谁也不愿吃，谁也不能吃，他准会一蹦三尺高跑回东厢房，把拐腿茅桶揍扁了。我估计英梅并不喜欢茅桶这个独眼带拐子，而是看上他手里的钱了。”桂芝问：“王大嫂，我去冯村给狗剩说吧，怕出大事，不给儿子说吧，这口气我又咽不下去，你给我拿个主意呀。”王大嫂右臂一伸：“咱穷人也是有尊严的，我思前想后，你必须对狗剩说透这件事，但是你要嘱咐儿子不要与英梅大吵大闹，被四邻五舍看笑话。与其生这种窝囊气过日子，还不如平心静气与她离婚，把她单身赶出东厢房，一根线也别想带走。回头我把俺娘家侄女说给狗剩。”
桂芝说：“那是后话，眼下我就照你说的办。”狗剩与英梅离婚了。这个阴险狠毒的女人甩着两只手离开了东厢房。桂芝的心里又压了一块石头——儿子不能一直打着光棍。第二天，英梅又从外边回来了，坐在东厢房的地上盘腿大哭：“我离婚不离家，三间东厢房还有我一间半哩。要想把我扫地出门，我把一间半东厢房拆了，木料砖瓦我带走。婚姻法上有这么一说。”王大嫂站在她身边，手指头指着她的脸：“我见过不要脸的女人，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女人。自从你进了这东厢房，你是给狗剩洗衣裳了，还是给你婆婆缝缝补补了？你在这门里，干了多少见不得人的事，老天爷在天上看得清清楚楚，有报应你那一天哩。这会儿狗剩和你离婚了，你厚着脸皮来争一间半东厢房了，没门，一个瓦片也没你的。”英梅瞪着王大嫂，说：“婚姻法有规定的。”王大嫂气得歇斯底里了：“婚姻法也没有规定叫你虐待婆婆欺负男人哪。”顺子把王大嫂拉出东厢房，埋怨说：“妈，婚姻法上有这么一条，夫妻离婚财产各分一半，你啥也不知道，还净瞎扯。”王大嫂拍着自己的大腿：“老天爷咋恁不公道哩。”她想了一会儿，手啪啪啪地拍着额头：“都怨我给桂芝出的馊主意，叫狗剩和英梅离婚。”
顺子说：“妈，这事你别掺和了，我来处理。新社会允许年轻人犯错误，也允许人家改正错误，英梅虽然家务活干得少一些，有时候厉害狗剩几句，但是两个人还没有情断意绝，她主要是嫌他太老实，三间东厢房绝对不能一分为二，拆得破破烂烂。明天我劝劝狗剩，争取他二人破镜重圆。”后来经过顺子苦口婆心的劝导，狗剩虽然不同意与英梅复婚，但是英梅不走的话，他也同意她暂住在东厢房的南间屋。狗剩是这样想的，她在东厢房住一段时间，觉得没趣的时候，自己就会走的，况且这三间东厢房是自己和她结婚以前的财产，一个瓦片也没有她的。英梅在东厢房的南间住下了，她对狗剩的言语举止比以前温柔多了，但是对婆婆桂芝还是凶声恶气——因为他们三口人还在一个锅里吃饭。桂芝由于情绪低落，精神终日处在郁闷之中，体力也渐渐不支，去地里劳动也愈来愈少，三天两晌小病不断，英梅觉得她是家里一个沉重的负担。桂芝已经不能去地里拔青草。六只长毛兔饿死了——英梅炖了一锅兔肉——自己美餐了三天。狗剩在农闲时还是常去外村做木匠活——桂芝老是咳嗽，英梅还是给她做红薯秧面熬的粥吃，偶尔给她几根带着毛须的小熟红薯。桂芝发怒了：“英梅，你和狗剩离婚了，你还不走赖在俺家弄啥哩，你个养汉精坑苦老人，天打雷劈你！”英梅大骂：“我养汉你看见了吗？你咋不把我和那个汉摁在床上。血口喷人，叫你老不死的嘴里长疔疮。狗剩与我离婚都是你这个老东西使的坏，你当我不知道？还有你那个王大嫂也不是个好东西，专门说东家长道西家短，挑三拨四破坏别人家庭。”桂芝的头里嗡嗡作响，又像针扎似的疼，踉踉跄跄地走出院门，来到村口的谷子地旁边，坐在田埂上默默落泪。岁月的车轮转到了一九八五年。春英嫁到西王村已经三年了。
她家里经营着山楂，又养了四头大肥猪。她的婆家坐落在西王村西头第一家，三间堂屋和两间西厢房紧靠着行人马路，马路的那边就是庄稼地，地里种有玉米、谷子、黄豆、绿豆，每到金秋时节，田野里五谷飘香，这些庄稼的香味随着徐徐的清风飘进她家的院子里，满院子神清气爽。院子里长有一棵山楂树，每年收获的季节，满树一片红色。春英的丈夫叫满圈，这个小伙子二十多岁的年龄，长得五大三粗，黑红脸庞，留着一个农村青年的小平头，两只明澈的大眼睛在浓黑的眉毛下边英光四射，高高的鼻梁长在脸庞中央，圆圆的两只大耳朵衬托得脸庞更加英俊，厚厚的嘴唇包不严两排洁白的牙齿。这是一个勤劳、朴实又有一点憨厚的农村青年。秋天的一个早晨，满圈在院子里摘了一篮子山楂到屋里，把篮子放在地上边，说：“春英，咱村有山楂树的人家不少。”他拿起一根杆秤称了称篮里的山楂，说：“一共才三十斤，除下篮子的重量两斤，净山楂二十八斤，每一斤五毛卖出去也只能卖十四块钱。后天咱村有庙会，你把这篮山楂到庙会上卖了吧。”春英说：“在会上转悠一天，累得爹不是爹，爷不是爷的，喉咙都叫唤哑了，也不一定能卖出几斤山楂，因为会上都成卖山楂的了。”满圈说：“要不把山楂倒进猪圈里喂猪，也省得买猪饲料了。”春英撇嘴：“你少耍二百五，山楂再便宜也比猪饲料贵，你别把这一年结的果实抛洒了。我不过是随便说一说拿东西换俩钱的艰难，你听风就是雨了。”满圈笑着说：“横竖都是你的理。”春英禁不住笑道：“那当然，我去村外转转，在家憋闷几天了，透透空气散散心。”满圈说：“一会儿我去东王村供销社再买两袋猪饲料，养四头大猪吃得真不少。”他从墙钉上拿下两个口袋夹在院子里的自行车后架上边，推车走出院门。春英看着篮子里的山楂，自言自语地说：“想个啥办法不老便宜把它卖出去呢？”她走出院门，转身把院门锁紧，来到村外的阡陌上，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田地分到户就是怪自在，收麦种秋，收秋种麦满共忙那十天半月，平常净闲，打的粮食还吃不完，比在生产队强一百倍。在生产队的时候，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在地里张罗，刮风下雨，暑热冬寒也得出工，还吃糠咽菜，忍饥挨饿。改革了，农民得劲透了。”她忽然看见桂芝一个人坐在路边泪湿脸颊，三步并作两步走到她身边，一种悲喜交加的感情涌上心头：“婶，你坐在这两村交接的地头弄啥哩？”桂芝睁开昏花潮湿的眼睛看着她，一只手握住她的腕，不禁凄惨地说：“是春英大侄女呀，我听见话音就知道是你，银铃似的。你和满圈过的日子还中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