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书院改制书院改学堂即改旧式书院为新式学堂是清末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它肇始于“百日维新”，完成于清末新政。最早提出书院改学堂这一主张的是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王韬和郑观应。郑观应提出：“中国自州县省会京师，各有学宫、书院，莫若仍其制而扩充之，仿泰西程式，稍为变通……设于各州县者为小学，设于各府、省会者为中学，设于京师者为大学。”由于种种原因，上述建议并未被朝廷采纳。甲午之战，朝野震惊，变法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一些人积极主张改革科举制度，提议改书院为学堂。光绪二十二年（1896）六月，山西巡抚胡聘之、学政钱骏祥上奏《请变通书院章程折》，认为：“查近日书院之弊，或空谈讲学，或溺志词章，既皆无裨实用，其下者专摹帖括，注意膏奖，志趣卑陋，安望有所成就？”建议更定书院章程，对书院进行改革。胡聘之对令德书院进行了包括另订条规、添设算学、广购新学西学书籍等内容的变通性改革。同时他建议以太原令德书院作为改革试点。书院的正式改制是从维新变法开始的。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二十二日，光绪帝颁布《改书院为学校上谕》：“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至于学校等级，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堂，郡城之书院为中学堂，州县之书院为小学堂。其地方之义学、社学等，亦令一律中西兼习，以广造就。”七月二十日，胡聘之又奏：“拟请就令德书院量加扩充，改为晋省省会学堂，书院长改为学堂总教习，再延订精于西学一二人，作为副教习，按照京师大学堂章程，中西并课，以期明体达用，蔚为通才……”七月二十六日又奏：“……晋省各属书院，共计一百零九处，有一县地方并无书院者，有数处合设一书院者……今既将各府州县书院，一律改为中西兼习之学堂，必须添筹经费，另延教习。晋省地方僻陋，风气未开，虽究心中学者当不乏人，而兼通西学者殊难其选。欲多延西人教习，则需费过巨，现实无此力量。计惟有于各道驻所，及各府直隶州所，酌设学堂，就近调取所属生童资性聪敏有志上进者，令其入堂肄业，延请品行端正，长于中西各学者充当教习，课以实学……”等项建议。各省巡抚总督也都有改设学堂的奏请。但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一系列维新措施被废除，书院改制也以失败而告结束。“各省书院照旧办理，停罢学堂”。光绪二十七年（1901）张之洞、刘坤一联名上奏，在《设文武学堂折》中提出建立包括文、武、农、工、矿各种学校的学制体系，并再度重提书院改学堂之议。清政府采用张刘二人建议，于八月初二，清廷又颁《改书院为学堂上谕》。次年，山西巡抚岑春煊在令德堂和晋阳书院的基础上筹备成立山西大学堂，崇修书院改为中学堂，汉山书院改为小学堂。《湖南官报》一一零号登载：“《中外日报》云，省城令德堂及晋阳书院归并为大学堂，于本月初间假贡院开办，聘高侍御燮曾为总教习。住院生一百六十人，每月每人膏火银自八两至十两。另有校士馆，借晋阳书院开办，额设一百二十人，每月每人银二两，聘本地绅士谷山长如墉为总教习，将来大学堂如有缺额，即以校士馆肄业生拨补。中学堂总教习系陈姓，借崇修书院办理，第一次，三月初四日考试，录取学生四十人；第二次，四月廿八日考试，揭晓在即。闻学生须两次录取方准入堂肄业。小学堂借汉山书院办理，四月十九日考试，尚未揭晓，额取学生二十名。”其后云中书院、恒阳书院、秀容书院、斗山书院、鹤鸣书院、莲峰书院、山书院、西河书院、冠山书院、上党书院、体仁书院、铜鞮书院、平阳书院、解梁书院、河东书院相继改为中学堂，其他县级书院基本上都改为高等小学堂或两等小学堂，一些乡村书院则改为初等小学堂，书院在教育体制上纳入近代教育的轨道。这样，命运多蹇的书院一千余年后被迫在中国教育史的舞台上宣告谢幕，存在了千余年的古代书院制度随之结束。
2.书院改为学堂的原因清末建立新学堂，为什么不以府、州、县学为基础进行改造，而要把各级书院改为学堂？
（1）书院声誉高于官学。书院和学校各有其毁，也各有其誉，官学确有不及书院之处。首先，书院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办学体制，在教学方面、学风方面、课程设置方面，仍然保留着自己的某些特点，在科举考试中超过了官学。而府、州、县学已丧失教育功能，如光绪初年，“山西每次岁考，临点不到斥革生员，竟至五六百名”。其次书院主持人多是经过科举考试具有进士、举人资格，经过官吏挑选，品学兼优的。特别是不少名师硕儒担任讲席的书院，这些名师硕儒热心教学，培养出不少人才，对于提高书院质量，增强书院的学习空气，有着重要的影响，非官学所及。府、州、县官学科举之外无它业，教官也半皆年老衰庸及末学浅见之士，学校成为安置养老之所。当然书院山长也有不称职的，但和府、州、县学比较起来，毕竟还略胜一筹。《清史稿·选举志》有这样一段概括性的话：“儒学寖衰，教官不举其职，所赖以造士者独在书院，其裨益育才非浅鲜也。”一些主张改革的有识之士也认为“各州县学官，仅拥虚名，几同赘疣”，“各省学宫，有名无实，惟书院一席，乐群敬业，成就较多”。书院的历史虽然比官学短，但它的发展速度很快，办学规模、经济实力以及教育制度、所定章程和管理，都超过了州、县的官学，表现出了其相对于官学的优越性；不仅如此，“其田土之赐，教养之规，往往过于州、县学”（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十六《学校考》）传统书院精神在当时的教育改革中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因此，由于政府和书院的双向互动，传统书院逐步实现了社会转型，成为书院改制为学堂的基础。
（2）书院所构成的多层次的教育体系是符合书院改为学堂的有利条件。由于传统官学并未形成学业递升的类属关系，这一事实造成科举与官学的分离，这就为书院和科考的联姻提供了基础。书院在创办之初就向下层社会开放，招收平民子弟，使贫寒子弟享有读书的权利，还规定对这些子弟给予经济上的优抚，正是这些书院大大促进了教育向平民化方向发展。这也是书院在教育对象上与官学的根本区别。也就是说中国古代书院作为一种文化教育组织，为了满足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读书人的各不相同的文化需求，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类型和层次有别的等级，是一个由高、中、低三级教育所构成的多层次的体系。更符合西方普及化和递进式的国民教育体系，因此，引进西学就不单纯是引进西式学科知识的问题，建构学科知识的学校教育制度也会强有力地冲击传统的教育制度结构。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迅速建立覆盖全国的普及教育体系，显然是晚清政府力所不逮的，寻求数量庞大且具有一定物质和教育实力的书院来支持，便成为晚清政府可以选择的最佳途径。一般来说，省城书院和府、州书院便属于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两个层次，县级书院为初等教育。书院改制为不同层次的学堂，是由书院本身不同层次的教育类型决定的。
（3）晚清社会变革是书院改学堂的根本外在动因。西学的引进，打破了传统书院知识传承和知识建构的秩序，使书院的知识体系和知识传统发生新的变化，这一变化使过去相对游离于现实社会生活的书院在知识结构上更趋“世俗化”，在知识传递上更趋“普及化”，这就为书院的废止埋下了伏笔。清政府颁行的“壬寅·癸卯学制”，更使传统书院一无容身之地。因此书院自身在日益蜕变的过程中，并在中西文化的强烈冲击背景下，发生了一次深刻的变异。随着维新思想的传播和西学的影响，到了光绪年间的后期，一些书院在教学内容上明显发生变化，在以传统儒学为主要教学内容的同时，增加了一些新学方面的教学内容。反映了书院的进步发展，表明书院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一些书院没有根据形势变化而变化，被新式学堂取代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
同时改革派把教育作为改变中国落后状况的出发点，认为“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他们积极主张广设学校，仿效西方，建立资本主义性质的学校体系，大开民智，广育新民。事实上，自鸦片战争以来也确实陆续办起了一些新式学堂，但与普遍设学的主张还有万里之遥。在清朝官学体系并不完备的情形下，仅仅依靠为数不多的新式学堂来承担“富国强兵”的救国使命，根本就是天方夜谭。积贫积弱的中国办教育最突出的问题是经费难筹，许多人便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落到书院上。其时全国各省、府、州、县都设有书院，多者十数所，少者一二所，并且都有一定的经费，将其改为学堂，无需再起炉灶，只需追加部分办学经费，则万所学堂就可一朝而起。
（4）清代书院积弊太深，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是书院改学堂的内在动因。书院与官学开始分属两种教育体系。书院作为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其创立的初衷是专志于学术研究，而不事科举。但在以科举及第为荣的封建社会，书院也不能脱离科举的羁绊，书院要与官学竞争，就必须提高自己的规格和社会影响力，书院的办学重点不得不放在科举考试上，因此书院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科举的烙印。晚清的书院实际上已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大多数书院在研究学术的同时，或多或少地增设与科考相关的知识，有的书院甚至因为科考中试比例较高而声誉日隆。这一事实表明书院已逐渐蜕变为科考的预备场所，这样书院与官学的区别逐渐缩小了，成为专重举业的学校化的书院。清代分布在府、州、县的书院大都是这种性质的书院。这就为中央政府将书院纳入国家的学校教育体系提供了借口。而且书院的“科考化”倾向，致使书院的命运与现实的政治捆绑在一起，而当新学以“最大的政治”这一面目出现时，书院的命运也将随之而改变，从而使书院在政府的规导下逐步转向。
（5）书院官学化倾向日趋严重，自主办学精神丧失。书院自元代出现官学化的趋势。中央政府从财政方面加强对书院的渗透，在山长的选任、教学内容的安排等方面，左右书院的运作。清政府通过掌握书院的经费控制书院的设立、书院山长的选聘和书院的招生及对生徒的考核，从而把书院大部分官学化了，这使得一方面书院得到空前的发展，另一方面民办的书院几乎变得无足轻重。清代设立的书院共有184所，而其中民办的只有37所，所占的比例仅为20%，民办书院居于次要的地位了，绝大多数书院都掌握在政府及官员手中。书院的日益官学化又为政府的选择提供了物质和政治保障，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将新学纳入书院的知识传统之中，将原本半官半私的书院改制为官学化的教育机构，将原本带有学术研究性质的书院改制为普及化的学校机构。就此而论，“变书院为学堂”实在是教育国家化的一种选择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