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唐代山西的书院
山西书院在漫长而悠久的发展过程中，屡建屡废，就有关地方志统计，山西历史上共有书院约286所，其中宋建4所，辽建1所，金建4所，元建18所，明建85所，清建174所。书院的发展历史大致可划分为四个时期：宋、辽、金、元的滥觞时期；明代的成长时期；清代的繁荣时期；近代的衰败时期。而每一阶段又都经历了曲折的兴衰时期。由此可以看出，山西书院的发展沿革与山西的地域文化及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体制、文化观念、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唐代有一些以个人名义命名的书院，它们大多是一些退避、隐居的儒家士大夫个人读书治学的场所。他们建造房屋，收藏书籍，并在此读书治学，把自己的读书之所称为“书院”。在《全唐诗》中就可见以书院为题的诗十一首，其中有一首是杨巨源的《题五老峰下费君书院》。据《虞乡县志·书院》记载：“费君书院，在永济县中条山太乙峰下，邑人费冠卿读书处。”费君书院是山西最早见于记载的书院。费冠卿其人未详，所建书院年代与具体情况已无可考证。还有唐宪宗时（806—820）介休绵山的静林书院，相传为唐令狐楚读书处。这两所称之为“书院”的地方，并不具有作为正式教育机构的书院的性质。也就是说有书院之名，而无书院之实。
2、宋、辽、金时期的山西书院
宋代中国书院开始普遍兴起，确立了书院制度。各地书院相继而起。山西书院的创建从无到有，开始起步。宋、辽、金时期山西所建书院，见于文献记载的有以下几所，其中较为著名的是辽代翰林学士邢抱朴在家乡应州所建的龙首书院和建于北宋靖康年间的雄山书院。
应州龙首书院山西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第一所书院是龙首书院，为辽翰林学士邢抱朴在山西应州所建，开启了山西创建书院的先河。具体时间已无考（可能在统和年间）邢抱朴，应州人，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于辽代景宗和圣宗时期（969—1031）相当于北宋太祖到仁宗时期。保宁初年，邢抱朴在辽朝任政事舍人、知制诰，后迁翰林学士，加礼部侍郎。统和四年（986）宋、辽雁北大战后，宋军撤退，辽圣宗命邢抱朴赴应州镇抚之……回朝后升任户部尚书，迁翰林学士，纂修《实录》。统和九年（991）奉命到南京（今北京）处理积案，回朝拜参知政事。枢密使韩德让推荐他巡视全国各地，考察民情，对地方官可全权升迁罢免。后因母丧辞官，屡经朝廷召用，又回朝任职，改任南京枢密使。死后追赠为侍中。邢抱朴的弟弟邢抱质亦在辽朝做官至侍中。兄弟二人皆为当时硕学之士，他们之所以才名卓著，是与其母亲的教导分不开的。邢抱朴母陈氏，少时即通经义，能吟诗作赋，人称“女秀才”。陈氏有六子，她亲自教子读书，后来“抱朴与弟抱质受经于母陈氏，皆以儒术显”。陈氏统和十二年（994）卒，死后赠鲁国夫人。应县城西南曾有“一经楼”，就是陈氏教子读书处。邢抱朴不忘母亲的教诲之恩，为追念母亲的功德，在家乡创建了一所书院，以应州境内最主要的山峰龙首山命名。龙首书院的创建，当在公元994—996年间，时间正值辽圣宗之际，即宋太宗朝。值得注意的是，此书院虽为汉族大臣所建，但开了少数民族政权建立书院之先河。
夏县温公书院宋治平二年（1065）在京都知谏院为官的司马光归乡省亲，归京后仍牵挂家乡，特派人送回一笔银子建起书院，供家乡子弟就读求知。
晋城古书院宋治平三年（1066）程颢为晋城令时建社学，亲教士民子弟句读，后人称为书院，地址在城北，此地今仍名书院村。
平定冠山精舍北宋宣和年间（1119—1125）在平定西南8里风光秀丽的冠山，私人创办一所书院，名冠山精舍，延至金代。元初中书左丞吕思诚父祖数世读书于此。
长治雄山书院宋靖康年间（1125—1127）长治建立了雄山书院（此时正是宋金交战时期，北宋徽钦二帝被金人俘往北方，高宗南渡建立南宋）雄山书院在今长治县荫城镇雄山之麓，至今遗迹尚存，这也是现在惟一留有遗迹的宋代山西书院。
浑源翠屏书院后金时期，金状元刘撝、右丞苏保衡在浑源州城南7里的翠屏山，创建了翠屏书院，并在此讲学。
宁乡龙泉书院在原宁乡县柳林镇，据文献记载，金大定元年（1161）曾敕赐“龙泉讲院”匾额。
祁县昭余书院在祁县城内，创办于金代大定年间，遗址尚存。
绛县涑阳书院在绛县西20里横水镇，金大定年间邑人吕士俊创建，置经籍于院，来学者廪食之。乡里子弟从者甚众，金末废。
宋代山西地区还建有鹤山、稷山、柯山、濂溪等书院，由于战乱，多数书院都废弃了，也无史料记载可查。
宋、辽、金时期山西书院的特点
1.山西宋、辽、金时期书院建设情况统计：辽代建1所，宋代建4所，金代建4所，共9所。这段时期山西与其他地区一样，书院建设从无到有，其中官办1所，其余为民办。说明官学是政府创办，而书院则是“乡党之学”，是贤士大夫留意于斯文者所建也。宋代的书院是民办主宰天下的时代，民间力量决定着书院的盛衰。
2.据《中国书院史》记载，宋、辽、金时期，全国有书院515所，山西不足10所。山西书院的创建未能像全国其他地区那样普遍，数量不多，其原因有二：第一，山西地处宋朝北疆，是宋、辽、金频繁交战的前线和主战场，国难当头之际，兵刃交接之时，百姓流离失所，哪有心思办学？动荡的局势和频繁的战乱阻碍了山西文教事业的发展，使得山西书院的建设落后于全国其他地区。第二，书院的创办主要靠理学家来倡导和推动，这一时期尤其是宋室南渡之后，理学家们纷纷南迁，客观上造成了山西人才的短缺，因而也难以大兴书院。
3、元代山西的书院
元朝统治者比较注意保护书院制度，下令各行省恢复书院建设，积极引导理学北传，兴建或支持一些著名学者、官吏设置书院，书院的建设在地域上也由南方向北方推广，以收聚人心，巩固其统治地位。此时，山西已由边陲变为腹里，社会环境趋于安定，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社会经济逐渐繁荣，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此基础上，由于元朝书院保护政策的推动，山西书院的数量从少到多，不仅修复了长治的雄山书院和平定的冠山书院等一批旧书院，还新建了18所书院，形成了山西书院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高潮。
元代山西书院的特点
1.元代全国共有书院406所，其中新建书院296所，山西新建了18所，在元代书院向北方推广发展的时间里，这里还是书院发展的边缘地区，数量虽不多，较之宋、辽、金时期已有长足发展，而且书院规模较大影响也较大，为明清时期书院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2.从书院的创建者来看，官民兼有，但民建书院占很大比例，说明元代山西书院作为一种私学组织，仍然依赖于民间力量得以保存与发展。
3.这些书院在创建中，也曾得到了各级统治者的关注和支持，如卜山书院就由皇帝御赐匾额。沧溪书院由知县白谦创建并筹措经费，购置图书。平定冠山书院为吕思诚所建，并捐赠图书万余卷，被称为吕公书院。
4.元朝山西书院主要分布在太原周围和晋南、晋东南一带，正好契合了晋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
4、明代山西的书院
1.明初至成化年间
元末明初，由于战乱和经济凋零，山西的书院不毁则废，书院的发展又一次停滞不前。明朝建立之初，随着封建集权统治的加强，明朝初期的文教政策的重点放在举办官学和提倡科举方面，对书院采取漠视的态度，朱元璋虽然曾下令修复山东曲阜尼山、洙泗两所书院，但只是尊崇儒学的一种表示，并非真正重视书院。明初洪武至成化（1368—1487）年间，官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相反，书院却处于沉寂状态，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书院发展缓慢，仅修复了平定的冠山书院，新建了6所书院：
2.弘治、正德年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渐将官方学校作为取得应试资格的场所，鹜驰科举，不肯向心专学。一些有志于学术研究的学者纷纷创建书院，讲学授徒，传承学术。明朝几个学派的大师，如曹端、薛宣等人创办书院，进行讲学和研究，对山西影响颇大，促进了山西学术空气的活跃。弘治、正德间山西书院建设摆脱了百余年来的沉寂状态，开始复苏并逐渐进入发展高潮。在地方官的主持下，山西修复了一些前代书院，如临汾晋山书院、蒲州首阳书院、黎城沧溪书院。同时又创建了一批新书院计有14所：
3.嘉靖、万历年间
嘉靖时期，由于湛若水、王守仁的“心学”以及薛宣理学一派，还有以吕柟为代表的关中之学等学派并存，学术大师四处讲学，刺激了明代的思想界，导致了思想的活跃，也带来了教育方面的变化。各学派都把书院作为传播自身学说的重要途径之一，虽然这类书院以讲学为主旨，但它们本身在所希望达到的目标上，则与儒学教育殊途同归，因此也就得到了官方的赞同，极大地推动了各地书院的建立。使书院冲破沉寂，发展迅速，至嘉靖年间达到鼎盛。明朝统治者先后掀起了四次禁毁书院的运动，前三次运动中，全国共禁毁书院64所，其中就包括山西太原的三立书院和运城的河东书院；但每次都是禁而不止，书院重建的速度也很快。嘉靖十六年（1537）明朝统治者第一次禁毁书院。当时所禁止的书院，其实仅限于湛若水、王守仁及其门徒所创立的书院，明朝统治者第二次查禁书院，是在嘉靖十七年（1538）针对官员擅自将衙门改建的书院，以及那些私自建立的书院。因此嘉靖十六年（1537）以后，书院的建设显然较以前有所减少，这种情形，应该和这两次对私创书院的禁止有关。
在嘉靖的45年中，全国新建的书院高达657所，居明代各朝新建书院之冠。山西书院发展也达到了高峰。书院遍布全省各地，很多县份建有两所以上的书院。
第三次禁毁书院是在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明确地对书院的设置进行了限定，他反对“别标门户，聚党空谈”，担忧书院讲学“徒侣众盛，异趋为事”。在张居正大权在握的万历前十年中，书院一直处于被抑制的地位，有些书院确实被禁毁，如正学书院——明嘉靖十三年（1534）由巡盐御史余光视鹾河东时建，在创办44年后，赶上张居正禁毁天下书院，它就被毁废了。更有不少书院名毁实存，以各种方式得以延续，如山西的河汾书院——万历七年（1579）停办，二十一年（1593）巡抚魏允贞建“三立祠”，实际上恢复书院活动，不久便改称“三立书院”。又如运城的河东书院，万历八年（1580）将书院改名三圣庙得免于毁，十三年（1585）更名崇圣馆，十六年（1588）更名育才馆，清初恢复河东书院的名称。也有一些书院根本未受触动。但总的来说这个时期所建书院不多。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去世后，张居正的反对者们以禁毁书院作为他的罪状之一，建议修复全国各地的书院。因此又掀起一轮建设书院的高潮。
嘉靖至万历年间，山西各地新建了大批书院，其中有些书院我们无法从史籍中了解到它们具体的兴建时间，但各地方志中确有记载，它们大多数建于嘉靖、万历时期。
嘉靖至万历间的近百年中，山西各地除新建了大批书院外，还于嘉靖三年（1524）修复榆次源池书院，万历四十二年（1614）修复汾阳卜山书院两所前代书院。嘉靖、万历年间，山西书院的发展达到极盛，山西书院发展臻于成熟，形成书院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高潮。
4.天启、崇祯年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