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庭长说：“上访村里有好几个涂城的上访老户，在这住好几年了。我每次来都要去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能劝回去最好，就算劝不回去，我们也得去劝，这个工作我们至少得去做。”
这个我能理解，在很多时候我们决定不了事情的走向和结果，明明知道做了没用的工作，我们还是必须要去做，就为了以后领导问起来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一句“这个工作我做过了”。就好比双方当事人的要求差距巨大犹如天上地下的案件，明明知道不可能调解，还是要反复地调，反复地做工作，就是这个道理。调不成不是我的错，但根本没调就是我的不对了。虽然领导只关心结果，但只要我有一堆厚厚的调解笔录，领导也不好把气撒在我的头上。
息诉息访也是如此。如果换成我是上访户，我绝不会因为接访的几句话就放弃诉求乖乖回家。但由于我不是上访户，只是个接访的，所以不管我怎样理解他们，领导让我做的事我还是必须去做的。
我们跟着牛庭长走进了上访村。
进村前，牛庭长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数码相机递给我，低声叮嘱我们说：“如果有人问，就说你们是记者。千万不能暴露身份！”
我和小于愣愣地点头。
这里到处是低矮破败的平房和窝棚，横七竖八地杵着，没有一点秩序。到处都是小路，又好像每条路都走不通。我和小于像是走进了迷宫，分不清方向。牛庭长轻车熟路，带领我们转过一个又一个狭长的弯道，在泥泞的小路间穿行。
牛庭长说：“马上见到的这个人，你们就叫他老王。他在这里上访十二年了。”
我和小于一起问：“什么案子？”
牛庭长说：“他儿子被人打死了，一审判凶手无罪，二审判了缓刑。老王想不通，去省高院申诉，省高院复查给驳回了。老王在省高院门口上吊，被救了下来，之后他就来北京了。十二年前的事情了。”
我问：“为什么不判？”
牛庭长说：“具体情况不清楚，听说那凶手是个太子党，判决之前省里领导就批条子下来给意见了，法院按照意见判的。”
我们都无语了。
牛庭长在一个红砖砌起的平房前停下来，转头对我们说：“到了。”然后轻轻地敲了敲门。
门里一个女声问：“谁啊？”
牛庭长说：“我啊！”
这是个顺理成章的回答。我心想谁知道你是谁呢。里面果然没动静。牛庭长补充道：“我找老王！”
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妇女站在门口，警惕地打量着我们，问：“你是什么人？”
牛庭长说：“我是老王的朋友。”
妇女不说话，狐疑地盯着牛庭长看。
我赶紧上前一步，晃了晃手里的相机，说：“我们是记者。”
妇女这才让开身子，让我们进门。
屋里没有开灯，昏暗得很。我一进来就吓了一跳，没想到这六七个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居然挤了十来个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每个人都是眉头紧锁，满面愁容，我脑子里当场就跳出一个成语：“苦大仇深。”正中央一个老太太怀里抱着个一两岁的孩子，孩子见到我们进来就开始使劲地哭，老太太轻拍着哄道：“别怕，别怕，不是法院的坏人。”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们站在屋子当中，面面相觑。开门的妇女跟我们说：“老王死了。”
牛庭长吃了一惊，说：“啊？什么时候的事？”
妇女说：“死了有小半年了。”
牛庭长问：“怎么死的？”
妇女说：“他们省里来接访的人拉他回去，他不肯走，被打了一顿，在床上躺了一星期就死了。”
牛庭长不说话了。我想起办过的一个贩卖毒品的案子，罪犯的老父亲不停在为儿子申诉，我接待过他不下二十次。他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年纪很大了，头发也掉光了，两眼浑浊，泪水也浑浊。那案子铁证如山，无可置疑。我很同情他养了个不成器的儿子，但也体会到了父爱的厚重。像这样的父亲为儿子的申诉，如果有停下来的那一天，那原因一定是死亡。
死亡为我们消灭了一个顽固的老上访户。我不知道回到涂城之后，当院领导听汇报时得知一桩多年的上访案件就此了结的时候，是将一声长叹，还是一笑开怀？
牛庭长和屋子里的人聊了一会，他们真的把我们当做是记者，所以毫不忌惮地向我们诉说自己的冤屈。他们展开写着冤情的材料，举在胸口让我们拍照。
牛庭长问当中的老太太：“你为什么案子上访的？”
老太太说：“我给我爱人平反，他在83年严打的时候被判了投机倒把，枪毙了。”语气异常的平静。
老太太接着说：“我来北京不知道多少次了。每次最高院都是给我开个信访处理意见函，让我回地方解决，地方不给解决，我只能再来北京。二十多年了，我被打击报复过，被拘留过，被地方干部殴打过，被送过精神病院，被抄过家，被拆过房，被罚过款，被强制进过学习班，去年我来北京之后我就下定决心不走了，除非问题解决，否则我再也不离开这里了。”
牛庭长说：“您这也不是办法，没想过其他法子吗？找找律师，或者有名的学者？”
老太太嘴一撇，说：“律师都是认钱的主，前几年被律师骗走不少钱，后来也请不起了。学者也是用钱才能收买的，是不会替我们老百姓说话的。”
她怀里的孩子又“哇”地一声哭起来，开门的妇女过来把孩子抱走。老太太接着说：“我们现在就相信媒体，相信记者，希望你们能把我们的情况公布到网上去，我相信社会上还是明眼人多的。”
在此之前，我一直不喜欢记者，觉得这个行业的人掌握着话语权，却一直没有说过几句像样的真话，而总是会为钱或者为权睁着眼说瞎话。我从来没想到，对上访者来说，记者比法官值得信任得多。我感觉到自己的世界观又一次被动摇了。
牛庭长问老太太：“这屋里的都是您的家人吗？”
老太太说：“不是，我就自己一个人。在老家还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不过都很多年没有联系了。他们觉得我脑子有问题，不认我了，我也不想牵连他们。我一个人来去也自在，就这样吧，我现在什么也不想了，眼泪也早就哭干了，哪天死就算到哪天吧，也是个了断。”
开门的妇女说：“我们都是来了才认识的，一起租房子住的。”
小于惊讶地问：“啊？这么破的房子还是租的啊，多少钱？”
妇女说：“每人每天3块。”
小于问：“钱花光了怎么办？”
妇女苦笑说：“早就花光了，捡破烂呗！”
我看见屋里的角落里有个旧的油漆桶，还有几个方便面的纸碗。妇女说，那是他们吃饭的家伙。油漆桶就是锅，刷干净了煮开水，煮从附近菜市场捡来的菜叶子。我给这些所谓的餐具也拍了张照片。
可能是我们的表情看起来比较沉重，那妇女似乎要安慰我们一般地说：“我们这日子过得算好的了！你出去看看，好多交不起房租的，只能在墙角用树枝支几块塑料布睡在里面，还有的身上裹块塑料布就睡在铁路大桥的桥洞里，经常有人被冻死。之前还有收容遣返制度的时候，我们都不敢上马路，半夜经常有警察和联防过来踢门，查身份证，把人带走后就再也回不来了。”
老太太补充说：“带回去都关起来了，有的就送精神病院里了。”
谈了一个多小时，每个人都说了自己的冤情。后来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来了好几十人，都是住在附近的上访户。原来大家听说有记者，都想来给记者倾诉自己的冤屈。
牛庭长赶紧说：“今天时间不早了，我们要回去整理整理材料了。要不，改天再来？”
门口的人不允，堵着门不给我们走。
这时候老太太站起来了，我这才发现她的左腿有点变形，看样子是外伤。她一瘸一拐地走到门口，对外面的人说：“你们不要这么急，把人家记者吓到了谁还敢再来？今天时候不早了，就算了吧。人家说了改天来，就肯定会来的。”
老太太在上访户里算是资历老的，应该颇有些威信。她发话后，外面的人也不为难我们了，让开了路。中间有个男的握住牛庭长的手，说：“记者大人们啊，你们一定要再来啊！你们一定要来听听我们这些人的冤屈啊！我们的苦没处去说啊。你看看我，才40岁，就被折磨成什么样子了？”
听到他说他40岁我吓了一跳，他头发掉光，胡须花白，满脸刀砍斧劈般的皱纹，看上去像是70岁。
牛庭长说：“你放心，我们肯定会再来的。”
人群里有人说：“我们给记者大人唱首上访歌吧！”众人哄然说好。
他们站拢在一起，放声唱起来。我举起相机，给他们拍了张合影。
离开的时候，一屋子的人千叮万嘱：“一定要发表到网上去啊！”我一个劲地点头，不敢正视他们的眼睛。
出来的路上牛庭长告诉我们说：“最高院的信访接待室就要搬到红寺桥去了，这个已经延续了几十年的上访村的寿命估计也没多久了。”
出得东庄，旁边就是繁华的开阳路，中间只隔着一道矮矮的围墙，仿佛划开了天堂和地狱。不远处的铁路桥上，一辆和谐号动车呼啸而过。这番景像让人感觉是如此的不谐调。
我打开数码相机，看刚才给上访户们拍下的合影。由于是雪天，光线不够，很多人脸上的表情有些模糊。照片上，他们正张着嘴巴引吭高歌，那首《上访歌》还不停地在耳边回响：
“正月里呀正月正，百姓含冤访京城，盼望清官断公平，我说哥们儿呀，盼望清官在京城哪，哎咳哟
二月里呀龙抬头，百姓上访有理由，建国已逾五十年，我说哥们儿呀，法律法规很健全哪，哎咳哟
三月里呀两会开，年年都喊反腐败，可叹国法无尊严，我说哥们儿呀，追求真理难上难哪，哎咳哟
四月里呀有十八，人打官司别想家，贪官污吏掌大权，我说哥们儿呀，秉公执法成空谈哪，哎咳哟
五月里呀是端阳，人权入宪心欢畅，百姓有冤向党诉，我说哥们儿呀，党是我们的亲爹娘哪，哎咳哟
六月里呀六月六，池塘水沟都发臭，苍蝇蚊子在水沟，我说哥们儿呀，睡着之后它吃够哪，哎咳哟
七月里呀七月七，天上牛郎会织女，神仙都有团圆日，我说哥们儿呀，告状无钱梦难圆哪，哎咳哟
八月里呀月儿圆，百姓上访最艰难，月儿弯弯缺一半，我说哥们儿呀，我与亲人两分离哪，哎咳哟
九月里呀是重阳，百姓上访细思量，千辛万苦告御状，我说哥们儿呀，依靠亲人共产党哪，哎咳哟
十月里呀十月一，它是国家成立日，千秋功过后人记，我说哥们儿呀，伟大领袖毛主席哪，哎咳哟
十一月呀天气寒，雪花纷飞心打战，百姓上访最可怜，我说哥们儿呀，焦点访谈是青天哪，哎咳哟
十二月呀又一年，天天上访年年盼，青丝都把白发变，我说哥们儿呀，司法腐败至何年哪，哎咳哟
伟大的呀共产党，党是我们的贴心人，儿女有冤向党诉。我说哥们儿呀，党胜我们的亲爹娘哪，哎咳哟……”
在围墙的尽头，我看见一条油漆刷成的标语：“文明上访，共建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