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座连皇帝也会写诗的传闻中的开明城市，尽管黄的诗才获得了普遍的认可，其现实处境却一直未能如向往中那样有所改变。首先他一年年满怀希望参加的顺天乡试依然保持着与在江南时同样的失畋纪录。虽然他的老师身为掌握实权的考官，但1以朱笥河一向的严正刻板，想寄希望于在录取名单上弄什么手脚显然过于乐观。其次是效法李白以诗词名动公卿的路子，那也只能证明他对清代严格的人才制度缺乏起码的了解。再说他那恃才傲物、喜怒无常的名士派头也让很多人受不了。
因此，整整七年中，这个清代历史上的杰出诗人除在武英殿当他的校对员以外，大多时间消磨于各种无聊的名人聚宴和社会应酬，以陪衬人或风雅摆设的身份，在所有这些地方他都受到了热情欢迎和酒食款待。而一旦他们认为不需要他时，也许他就得知趣地主动离开。
贫病潦倒和性情古怪逐渐成为他天才以外的第二特怔。当他在某侍郎的生日盛宴上捧场，当他在某相国的藏品前趋奉谀美，当他在某尚书的涂鸦之作前闭着眼睛说好话。我的内心之所以满怀忧伤与怜悯之情，或许因为在我看来，他那时的形象巳不像是神姿英发的李白，倒更接近于“剩酒与残炙，到处潜苦辛”的落魄长安期间的杜甫。虽然对这种难堪的现状，包括洪稚存、杨芳灿等在内的好友曾一再提醒过他：时代不同了，“千金辟士置幕府，此风古有今则微。”然而让人遗憾的是，一直到死，黄似乎仍然深怀着这样的侥幸心理不肯回头。
作为黄晚年最激动人心和充满想像力的事件，陕西巡抚毕秋帆客观上确实扮演了某种“火焰守护者”和“希望工程主持人”的角色。然而让人感慨且油然而生敬意的是，这同样归功于他命中的贵人——生平知己洪稚存的大力吹嘘。当时他们的一个共同朋友孙星衍在毕那里混得不错，来信要在京等候秋试的洪前去帮忙。毕的豪爽与一向体恤寒士的作风立刻给洪留下了深刻印象。洪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于是在一次宴饮进入到高潮时不失时机向毕详细介绍了黄的窘状，并私下里约了孙合力举荐。
对于乾隆年代的中国文坛，毕是天下公认的最慷慨最伟大的财神爷。如果我们抛开戴在他头上的那些巡抚总督之类的官衔不论，此公的真实身份应该是巨贪兼慈善家。多年来受他资助与施舍的落魄知识分子那真是多如过江之鲫。由于本身是知名文人的缘故，他当然也听说过诗坛巨星黄景仁的名头。尤其是在洪为他背诵了黄《都门秋思》里的名句“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以后，毕当场神为之往，“谓值千金，姑先寄五百金，速其西游。好事惜才，亦佳话矣！”
于是就有了黄一七八一年秋天突然的陕西之行。此前他出于避债与养病的双重目的，寄居在京西法源寺里。虽然具体情况罕见记载，但从洪《法源寺访黄二病因同看花》中的“今年花盛病亦盛，转恐病久花难寻”这两句来看，恐怕己有几分潇湘馆药炉病榻间无力回天的林妹妹的样子。在这种背景下，毕轻财怜士的古风确实如同一支强心针令他的生命顿时出现了新的转机。这位几年来被京中大佬们的空头赞美与虚情假意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清朝的李白，这回大约感觉自己可真是遇上韩荆州或贺知章了。加上此前不久他正科级的武英殿校书官可援例升为副处级主簿这件事，也令他精神为之一振。
从现在保存在《两当轩集》内的那些纪行诗来看，他当初的扶病千里访毕有一种易水西风式的悲壮，物质上的目的则可能是唯恐夜长梦多，好事易黄，先把那边答应下来的五百两银子拿到手再说。何况对这笔钱的用途，他私下里也早巳有了明确安排：加捐县丞外放。用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将一个文化部的副处闲职弄成实实在在的地方上的副县长，而且最好是油水多一些的地方。对这个看似偶然的决定背后隐藏的动机，多年来好像没人提出过疑问，更谈不上从照片看，黄的名句“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好像不算夸张。
关注，尽管如此，想像我们的诗人会如晚清谴责小说里的那些猾吏那样，将这纯粹看成一种生意，打算通过穷奢极欲地收刮地皮以尽早收回投资成本同样也是相当荒谬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惟一合理的推测，是他可能巳打算离开北京，到南方的某个温暖地带，担任一名收入丰裕、生活稳定的地方官员。这不仅有利于他的病体，或许还能让他一生自觉负疚太多的家人，也能跟着沾上点实惠。京师的朔风与飞雪，以及比风雪更冷的人情看来巳经令他感觉寒入骨髓，而他当时最想做的事情也许就是尽早离开它们。
对西安的匆匆拜访很像黄一生理想主义的一个隆重的告别仪式，而且途中也出乎意料地顺畅一一甚至没有发病。以他当时的身体状况，这几乎是有些不可思议的。他不仅如约拿回银票并受到巡抚大人异乎寻常的款待，同时与洪、孙等故友的重逢也让他感慨万千，分外动情。虽然到达那里后的第三天，从京师方面传来恩师朱筠去世的消息，令这三位当年的弟子倍感震惊与伤感，并相约去附近有名的兴善寺里设奠，大哭了一场。但总的说来黄对这次旅行的感觉相当良好。惟一的不愉快看来就是离开前与洪有关那笔银子用途的激烈争吵。洪坚决主张以了结债务为当务之急，余下的大部分给常州家里寄过去，用于赡养家小，剩下一点供自己治病之需，黄却坚持自己原来的打算不肯改变。从洪后来对此事的回忆文字来看，那次两人虽未闹到不欢而散的地步，但彼此心中巳有些芥蒂恐怕在所难免。只是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关河冷落、朔风凄紧的咸阳古道上的挥手一别，竟然巳是两人生前所能见上的最后一面了。
虽然一七七五年冬在“诗少幽燕气”的借口下对帝都狂热而理想化的进军以及后来的一再抱有幻想，巳被黄的研究者、生前好友甚至黄本人认为是人生策略上的失误。但对导致这一错误决定的个人性格方面的因素，却依然缺乏必要的反省。以当时的事实而言，黄的才名在江南一带无论政界还是文坛都巳经逐渐如日中天，同时也不乏某些风雅权要对他的赏识以及经济上的支持，而这无论从精神物质哪方面来看，应该都足以令一个职业写作者维持诗酒放纵、风流自赏的名士形象并游刃有余。更何况北京的风沙与燕山大如席的雪花与他的肺结核症又是那样势若水火，不同戴天。在这种任何人都能轻易作出评判的利弊面前，黄仍然坚持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大无畏精神北上入都，除了说明他的轻率与固执己见，另外还能说明什么呢？也许天才之所以成为天才，正是因为他那种不同凡俗的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与做派吧！
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之所以落到后来这样“才人落魄如君少”的狼狈地步，也许并非因为他寄予满腔希望的北京对他做错了什么事情，事实上北京一直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口蜜腹剑，老于世故，自高自大。而且这方面巳有李白当年在首都长安的遭遇可供前车之鉴。因此，尽管黄诗歌的高度可以成为他所处时代的标尺，但在政治与生活常识上确实表现得相当弱智。热爱他同情他的人虽然尽可义愤填膺地强调社会与政府的责任，但当一个人不能对自己的才华负责，甚至不能对自己的生命负责，那么所谓的他人的责任又从何谈起呢？
我们前面巳经说过，毕的五百两银子是黄基本上巳经放弃挣扎，随波逐流的京居生活最后的漂浮物。因此西安回来以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顾债主追讨和衣食无靠的现实窘状，立即将它们全都送进了吏部，然后继续躲在法源寺的佛光香烟之间，看花养疴，静候佳音一一一种表面的自以为是的风雅。
一位名叫武亿的旧日相识当年晚些时候游寺时偶然遇见他，发现那时他的情况实际上巳相当糟糕。“病寝一木榻，出新着诗两卷，皆其游太原、秦中所寄兴者，持示余。且起太息曰：‘景仁惫甚，脱不幸死，奈何？’余视其貌过戚，强慰之曰：‘君才犹未尽，天忍夺之速耶！’”在武的回忆中，那天黄还非要挣扎着爬起来去庙里弄来些吃的算作招待。“饭巳别去，自此绝不相闻”。作为描述黄晚年生活情况的惟一纪录，此文因文字生动、言事具体一向为人珍视。文章里提到黄对自己身体的那番抱怨令人闻之鼻酸。由于病情日复一日的恶化，部里的批文又迟迟不见下来，当时他的处境确实巳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乾隆壬寅（1782〕一般被认为是黄在京师度过的最后一个年头，但有关该年他的生活与交游几乎是个空白一一无论旁人的记载、还是他自己的着作。惟一知道的一个事实是，自年前病情加重以后，他基本上巳经停止了写作。不仅他的拿手好戏一一那些嗟贫叹穷的形象奇异的诗篇，甚至连书信都懒得回，更不用说主动写了。也许当时黄巳经意识到自己可能又犯了错，老毕的五百两银子进了吏部犹如泥牛入海那还是小事，更要命的是，按照清代部员候选须一律先行革去旧职的吏例，那时的他不仅愁病缠身，恐怕连原来那份当科员的微薄的工资，也早就停发多时了。
想像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诗人形只影单、躺在偌大一座北京城的一席病榻上的情景，是相当残忍的。尽管法源寺的古本海棠春来依旧红灼如锦，然而以黄的病眼看来，它们与侯方域笔下那些恨血凝碧的桃花应该不会有本质的区别吧？在由他后人编撰的年谱一一该年名下仅有的一点手迹一一《送余伯扶之太原序》里，他再次沉痛感慨长安的居大不易，并终于开始直面自己理想主义人生的失畋。与此同时，他的那些大人物朋友的家宴当然依旧在招饮，那些周彝汉鼎唐字宋画，依旧在捧出来分请名士题咏。包括他参与发起的都门诗社，也依旧在分字拈韵，聚饮集游，优雅得一塌糊涂。然而在所有这些风光场合都巳经找不到“丰神玉立，“飘逸若鹤”的天才诗人黄仲则的身影了。“以是始之恭与交者，后则稍稍避去。”（洪稚存《黄君行状》）顺便说一句，像纳资加捐，部选待放这样对黄无异一生性命系之的大事，在翁方纲、王昶等权臣眼里也许根本不算什么。如果真的有怜才之意，也就打个招呼写个字条的事情。可在当时的情况下就是没有人肯出来雪中送炭，施以援手。“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李白当年的命运在他清朝的传人身上又一次得到了残酷的验证。
而洪稚存——我们清朝的杜甫一对这一点其实早就有了清醒的认识。这就是为什么他屡次劝黄放弃幻想，早作归计，并与他相约“南溪边，北江口，他时官满放归船，我倘持鱼寿君母”一一这发自肺腑的深情的声音，与杜甫当年那一句沉痛的“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在音调与频率上又是多么的相像！
最后的时刻总是来得突乎其然，又尽在意料之中。公元一七八三年初春，由于黄在法源寺的寓居终于为债主发现，加上衣食药资的再也无计筹措，他不得巳被迫逃离京师，并临时决定再度长途跋涉，奔赴西安。作为摆脱窘境惟一可行的良策，除了当初老毕一诺千金中那剩下的五百两还没兑现的银子，他的生活中看来巳不再有任何别的指望。再说他内心又是多么期望能与洪再见上一面。
由于缺少盘缠、同时又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匆匆出走，他甚至连车担仆从什么的也无力置办，单身匹马在通往西秦的斜阳古道上扶病强行。等到四月下旬好不容易即将走出山西境内，他的支离病躯一如道旁黯然坠地的杨花，在命运风雨的无情击打下再也无力回枝。在作为临时抢救现场的河东盐运使沈业富的官署，他躺在微寒的暮色中回想自己一生的天真与荒唐，泪流满面。一边咳血一边口述遗嘱。急报传入西安，洪当即以兵部六百里加急飞奏的速度，“借马疾驶，日走四驿，而君巳不及待矣。”（洪稚存《与毕侍郎笺》）
中国的文学史应该永远记住这个催人泪下的凄凉镜头，清乾隆四十八年《送余伯扶之太原序》手迹“我曹生世良幸耳，太平之日为饥民。”
年所誉，岂意江潭寥落后，觅一行怔雁都无影。何久不，枉芳讯。
纵教懒作长安信，也应怜长安市上，故人多病。我梦惯随江上下，哪管蚊龙睡醒。羡二子，相依为命。抵死不沾京洛土，算从头作计输公等。相忆苦，笔难罄。
这时一向老成持重的洪再也无法控制住自己，手抚棺木放声恸哭起来。这个姿势可不太像当初乍闻李白死讯时的杜甫，同时黄为尘世的虚荣与冷漠掩盖的遗容，也远不如李白醉后捉月溺水那样寓有精神象怔。但它们所蕴含的悲痛和力量却使整个国家的诗坛终于感到了羞惭与不安。于是他们再度开始异口同声说黄的好话，就像他们在他生前对他曾经说过的那样。尽管黄一向喜闻恭维，但遗憾的是此刻他的耳朵巳听不见这一切了。在运城河东临水往事君应省。记南州吟联山骑，昔时游俊。今得孙郎应胜我，君自不忧孤零。念独鹤、风凄露警（原注：时与稚存有猿鹤之名。本文作者注：为恩师朱笥河当(1783)四月二十五日，一代才子黄仲则终因贫病潦倒，以三十五岁的英年客死山西解州（今运城市）郊外一座破畋的古寺。几天后他的好友洪稚存日夜兼程赶到后扑地不起，但见黄的身边“遗篇断章，零星飞纸，尚狼藉几案”，而“衣裘为药资典尽”。作为全部遗产的竟然只是几张没用过的信笺和一顶边缝磨损、以至内絮绽露的破旧棉帽。
在临终前由他人代笔向洪托付后事及家小抚养的那封遗书里，他沉痛检讨了生平的浪漫与自行其是，并请求洪能够原谅他。内中还附有一张诗笺，上面录有前年西安回来后思念洪孙二人所写下的一首词，调寄《金缕曲》，字里行间零星咳血尚依稀可辨，不难看出即使在那时，他的病状就巳经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
的那间尘封蛛网的古寺的后殿，他被钉入棺椁的躯体很像装有诗稿密密封讫的一个待发的邮件。真的，在我的理解中，我原先以为他一定会将自己寄往浪漫的天国，然而，按照遗嘱中开列的确切地址，洪稚存素冠白袍，千里扶枢，最终还是将它送回到家乡常州现实的土中安葬。
在当时，一个真实得让人几乎触手可及的世界前辈风貌，邻里纷争、科举弊端，边疆战事，郡守操行，名人嘴脸加上政界黑幕、制度缺陷和百姓生活，这一切都通过他传神的文笔被尖锐而残酷地记录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