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最担心的不是父母被批斗，也不在乎抄家，更不关心保姆的去留，作为一名性格内向的九岁少年，最害怕的只是一起玩的伙伴会不跟你玩。好在当时的孩子王李胜利跟我一样，他父亲也是批斗对象，也是戴高帽子游过街，也是大字报贴得铺天盖地，是人人要喊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李胜利并不因此沮丧，照样神气活现，照样耀武扬威，靠他的拳头轻而易举决定一切。
几个不自量力的孩子，想趁乱挑战他的威权，结果都被无情地打败，一个个被打得狼狈逃窜。我们这些小好几岁的孩子早就习惯听李胜利的话，总是按照他的命令行事。有一天，李胜利率领我们溜进了剧团的仓库，仓库有一扇小天窗，大家跟着他一起爬上房顶。李胜利下令让我先跳下去，天窗下面有一块用来练功夫翻跟斗的海绵垫，李胜利说，他妈的你个最没用的小东西，给我跳下去。我很害怕，别的伙伴也怕，都不敢跳，于是为了表示自己英勇，李胜利身先士卒，骂骂咧咧地便纵身跳了下去。结果我们紧随其后下去的人都没事，他的一条腿却摔断了，李胜利从此成了李瘸子。
然而在我的青少年时代，李胜利威风依旧，拖着一条瘸腿，打遍东南西北，是我们那一带打架最厉害的人。我们都是剧团大院的家属，从仓库里偷了不少小玩意儿，演戏用的道具，木头驳壳枪，杀不了人的匕首，长的或短的假胡须，仿真的解放军军帽，一大叠印得很糟糕的说明书。这些说明书曾让李胜利很生气，当时他的腿很疼，疼得龇牙咧嘴，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白，很长时间说不出话。考虑到很快会有大人过来，我们不得不立刻转移赶紧离开，李胜利由两个小伙伴架着，靠一条腿踮着脚行走。后来才知道骨头断了，他也不敢告诉别人，也不去医院治疗，我们也都一直保密，稀里糊涂地将他送到家，将他扶到床上。他一路都在咒骂，终于躺坐在床上，随手从我口袋里掏出那叠说明书，往我脸上一扔，说：“瞧你那点出息，偷这破玩意儿有什么鸟用！”
李胜利将大家窃取的东西理直气壮据为己有，当做自己的战利品，唯独没看上那些说明书。剧烈的疼痛让他愤怒，看他疼成那样，孩子们都很害怕，一有机会，一个个赶紧开溜。
想不明白当时为什么会偷这些说明书，反正拿了也就拿了，回到家里，百无聊赖，我开始进行研究。上面有照片，有演员表，有故事梗概，戏的名字已忘，能记住的是一个妓女的故事。这位妓女叫真娘，古时候的人，姓胡，出身在书香门第，流落到了苏州，被诱骗进了山塘街的妓院。她才貌双全，擅歌舞工琴棋，精于书画，只卖艺不卖身。当时有一王姓富家子弟，看上了真娘，用重金买通老鸨，想强娶为妻。真娘婉言拒绝，最后为保贞洁，竟然悬梁自尽。王公子懊丧不已悲痛至极，斥资厚葬刻碑纪念，载花种树于墓旁，发誓永不再娶。这以后，文人雅士每过真娘墓，不免怜香惜玉纷纷题诗，传说茉莉花在她死前没有香味，死后其魂魄附于花上，从此有了香味，所以茉莉花又称香魂。
真娘墓据说就在苏州的虎丘塔附近，我对这个故事没什么太大兴趣，当时不过是记住了情节，记住了演员表，记住了谁演谁，记住了这个戏的编剧是钱农。十年后，钱农投江自杀了，大家难免会在背后议论他。有一次和父亲说起钱农，说起这个古装戏，父亲笑着说，钱农的这个编剧其实只是挂名，他才是真正的编剧，剧本的每一段唱词，都是父亲千辛万苦改出来的，钱农干的活连百分之一都到不了。我觉得奇怪，不明白为什么父亲写了剧本，要挂钱农的名字，不过很快也就理解了，在我印象中，父亲永远是在写剧本，他总是在孜孜不倦地写，却从来不挂自己的名。
父亲对挂不挂名根本不在乎，他根本就不喜欢编剧这个职业。事实上，大家也都心知肚明，都知道怎么回事，都知道是父亲写的。习惯会成自然，那些剧本都是些手艺活，无非陈芝麻烂谷子的不断加工。在地方戏剧团，最有地位的是领导，其次是主要演员，然后才是群众，这群众包括乐队，包括跑龙套的，包括炊事员和后勤，也包括编剧。编剧在剧团的地位基本上可有可无，说起来大家可能不相信，但是在当时，这是绝对的事实。
记得钱农生前也跟我说起过这个戏，他没有提到挂名的事，只说这戏强调了人生的两个道理。第一个道理，人活着，清白是件很重要的事，真娘为什么要死呢，因为只有死才能证明出污泥而不染的清白。第二个道理，一个人究竟好人坏人，很难弄清楚，在这个戏中，富家子弟王公子一会儿坏一会儿好，好坏全掌握在写戏的人手上。钱农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那年头大学还是挺珍贵，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他曾经写过一个话剧剧本。这剧本当然也不怎么样，可是等到大学毕业，大家都觉得这人会写剧本，是个才子，于是顺理成章，把他分配到了地方戏剧团。
戏曲和话剧完全两回事，很快就发现他是个外行，根本不能写剧本，对旧戏和唱词一点都不懂。隔行如隔山，有一段时间，钱农一直是跟在父亲后面，很虚心地学习，父亲手把手教他，教他如何拉结构，怎样填写唱词，刚有些入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钱农的写作悟性本来就不是很好，传统旧戏刚摸到点门道，又不得不开始编写现代新戏，结果是旧戏新戏都写不像。好在“文革”的初期中期，清一色地移植样板戏，编剧什么事也不用干。
钱农出身贫农，根红苗正，运动来了，既不是造反派，更不是风云人物，剧团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也不少。
“文化大革命”开始，李胜利是十五岁，跟他同年纪的人后来都上山下乡当知青，他因为一条腿瘸了，一直在城里当闲人。很难想象他这样腿有残疾的，会是打架的顶尖高手。当年在社会上混的人，只要报出自己认识“李瘸子”，闻者都会畏惧三分。李瘸子的狠毒声名远扬，或许腿脚不便的缘故，他总是随身带着一根手杖，所谓手杖其实是加工过的钢管，据说打架时，喜欢靠墙站着，手杖乱舞，一般人根本接近不了他。
李胜利是我少年时代心目中的英雄，首先因为他会打架，打遍天下无敌手，其次便是擅长泡妞，追一个是一个。我读中学的那些年头，熟悉的同伴在一起说起李胜利，永远是又打了谁，又教训了谁，又把谁从对手给活生生地打成了徒弟。在李胜利身边，永远不会缺少那些漂亮的女“纰漏”，“文革”时代的南京人，把小流氓称之为小纰漏，所谓女纰漏就是女流氓。
李胜利与李芳芳纠缠在一起的时候，李胜利二十岁出头，李芳芳快三十岁，已经结了婚，嫁了一名军人，刚生过一个孩子。这两个人搞到一起，大家都很震惊，都觉得很奇怪。在那个年代，调皮的小男孩钓鱼，勾引涉事不深的女孩子，也没什么大不了，与一名已婚妇女搞在一起，而且还是破坏军婚，性质便有些严重。果然事情终于暴露，李胜利被抓了起来，便判刑劳教。
李芳芳多年来一直在剧团当配角，在我偷的那份说明书上，她扮演真娘身边的一名小丫鬟。除了长相漂亮，作为戏曲演员，这位李芳芳几乎一无可取，唱念做打没有一桩像样。她天生不是当主角的料，有一段日子，剧团里能演女主角的都靠边站了，工宣队决定让李芳芳扮演《沙家浜》里的阿庆嫂，结果她一出场亮相，台上台下一片哄笑。
李芳芳能够被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她的漂亮，或者由漂亮引起的相关话题。据说当初考戏校，年龄还小，大家也没觉得她将来会是个美人坯子。没过几年，李芳芳成了一位让人眼睛发亮的大美女，20世纪60年代初，省里有关领导举行舞会，邀请剧团的女演员去伴舞，好吃好喝招待，当时正是困难时期，大家肚子都饿，一听说有舞会就来精神。不过李芳芳更有些像个搅局的人，女孩子都嫉妒，只要她一到场，回眸一笑百媚生，满堂粉黛立刻没了颜色。
“文革”开始，造反派批判走资派，给李胜利的父亲安了一大堆罪名，其中之一便是流氓成性，常欺负女演员，尤其喜欢对年轻的女学员下手，而李芳芳就属于曾经猥亵过的对象。对于这一点，李胜利父亲坚决否认，理由是自己身为一团之长，虽然有过劣迹，生活作风的确不够检点，不过丁是丁卯是卯，对李芳芳始终有贼心没贼胆。当时盛行互相检举揭发，在造反派的逼迫下，李胜利父亲老实交代，说省里某位已被打倒的领导，才是真正地看上了李芳芳，才是真的为老不尊，他认她为干女儿。明白人都知道什么叫干女儿，那可是旧社会黑道上才玩的把戏，李芳芳的岁数都可以做孙女儿了。
李芳芳一生中最遗憾的是自己参与拍摄的一部电影最终没有公映。李芳芳也算不上一号女主角，然而在戏曲演员心目中，只要能拍上电影，只要银幕上能有几个镜头，这就是非常了不得的事。
很长时间，李芳芳都把印有她照片的海报贴在自家最显眼的位置，一进门便可以看见。即使这部电影从来没上映过，后来还一度遭到了批判，她也不肯把它从墙上揭下来。
钱农和李芳芳一样，都是在“文革”中结的婚，他岁数要大些，已属于标准的晚婚。剧团里青年男女人数相当，
偏偏女的不愁嫁，男的难找老婆。钱农的个人条件也不算太差，搁当时莫名其妙地成了困难户。说起来荒唐，钱农的婚事最终还是我们家保姆徐阿姨促成的，那时候，钱农病急乱投医，到处托人介绍对象，结果连我父亲这样的书呆子，也一本正经地当过几回红娘。钱农不断碰钉子，郎有心来妹无意，也不知为什么，永远剃头挑子一头热，女方对他就是提不起兴趣。或许太不会说话，一跟人见面，眼珠子便直勾勾地盯着人家。
有一次，徐阿姨去粮站买米，买到一半突然跑回来了。当时钱农正在我们家，坐在书桌前，与父亲讨论一个写赤脚医生的剧本，他们经常处于这样的状态，好像在工作，又好像什么也没干。钱农跟着我父亲学会了抽烟，学会了喝酒，也学会了完全不着调的讨论剧本。突然跑回来的徐阿姨神情严肃，说：“小钱你快去粮站帮我把米给扛回来。”她递给钱农一根竹牌，这是已付过钱的凭证，钱农和父亲莫名其妙，看着那根竹牌，不明白怎么回事。
徐阿姨说：“粮站的那个小徐我看人还不错，你们去碰个面，看看有没有缘分。”
没想到真的就有缘分，那个小徐喜欢看小说，喜欢读书人，挺在乎他的大学生身份。钱农一见钟情，觉得小徐足够漂亮，已超过预期，以往拒绝他的女人远不如她。一来二去，这两人还就成了，没隔多久，钱农便带着小徐到我们家来借书，指名道姓要借小说看。父亲对小徐的最初印象很好，人长得干干净净，居然喜欢文学，在背后与母亲议论，说这年头还想着要看看外国小说，要看《约翰·克利斯朵夫》，也真不容易。
又隔了没多久，钱农就结婚了，当时婚礼十分简单，非常革命化，父亲不知道送什么好，钱农倒是主动开口，希望我祖父给他写一张字，于是父亲就给北京写信。很快寄了一首手抄的毛主席诗词来，词的内容我至今还能记得：
茫茫九派流中国
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
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
母亲觉得光送人家一张纸说不过去，去玻璃店配了小镜框。结婚不久，有了孩子，母亲又去买了一套小孩衣服。印象中，钱农夫妇从没喊过我父母一声老师，只在姓氏前面加一个“老”字，在今天听起来很冒昧，在当时非常自然。事实上，父亲一直把钱农当做自己学生，毕竟他是不多的愿意向父亲请教的人，他写出来的每一段文字，都经过父亲的细心修改。很长一段时间，钱农是我们家常客，由于都住剧团宿舍，他一抬脚，用不了走几步，已经到了我们家。剧团的编剧没有办公场所，因此我们家客厅便成了他的办公室。
到用餐时间，很随意地吃个便饭，当时年轻人经济状况普遍不好，钱农出身农村，每月要寄钱回家，妻子小徐家是城市平民，丈母娘提出的条件是每月必须贴补娘家十五元。有了孩子后，钱农一如既往地在我们家蹭吃蹭喝，有时候，干脆把小徐和孩子一起带过来。这位年轻漂亮的小徐，结婚不久就暴露出了霸道本性，全面接管财政，对丈夫的经济掌控，很快骇人听闻。作为一个男子汉，钱农身上没有零花钱，出门根本不用带皮夹，因为工资已全部充公。
那年头，剧团的男人没有经济地位，普遍惧内，平时说笑难免夸张，都喜欢抱怨老婆如何厉害。人穷志短，他们的言谈中充满了戏谑，相互取乐彼此挖苦，没完没了自嘲。大家都没钱喝酒，也买不起香烟，就买了烟丝自己卷，美名其曰为“怕老婆”牌。钱农平时也抽卷烟，他的手艺十分笨拙，卷一支烟要花费好多时间，抽着抽着还会散开。与剧团里别的男人惧内不一样，钱农偶尔也会笑着说抽的是怕老婆牌香烟，可是从来不承认自己怕老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