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槐花开了。满街都飘着槐花沁人心脾的清香。馨白的槐花可做药材。我小时候对这种花的记忆，就是随母亲一把一把地扫落在地上的槐花，回家晾干，装麻袋，再坐车到很远的收购站卖掉。这馨白的槐花是开在我心里的。闻着沁人的花香，我竟生出许多苦涩——似乎又看到炎炎烈日下，母亲佝偻着腰，把希望一粒一粒拣回家。槐花开了，真香啊！
——妈，您闻到了吗……
我怎么也入不了《天鹅湖》的“戏”
母亲第一次患上脑血栓，是1993年的夏天。
记得那天早上，父亲依旧正准备出摊，突然发现母亲不对，嘴怎么歪了，而且目光呆滞，说话也呜里呜突的。父亲想，别是“中风”了吧。口歪眼斜，明显是中风的征兆。父亲没敢耽搁，卸下已装到三轮车上的菜，骑上三轮送母亲去了医院。我那时正值高考刚过，在家等结果，也随着一起去了医院。
照了CT，母亲被诊断为脑梗塞。
从母亲1993年初发病到去世，一共熬了11年，中间又复发过两次，且愈见严重。据后来医生讲，这种病人基本都延续了这样一种时间模式。最后瘫痪在床，不能自理，直到各器官全面衰竭而死。
当下，我们还在庆幸，母亲的病情终于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没有想到以后的严重后果，会把母亲连同这个家，拖得疲惫不堪。
几组活血药输进体内，母亲的症状有了明显好转。只是嘴还是歪，流口水，走路重心不稳，习惯向一侧倾斜。我们又在别人的建议下，带母亲到中医院扎针灸，坚持了半个月。
家里那辆弃置多年的小三轮车，这次终于被派上用场。每次去中医院，都是我蹬着，父亲扶着母亲坐在后面。一路看尽繁华的闹市。事后想想，那场景在我来说，其实已经很幸福了。只是当时并不觉得。
差点忘了，这期间还发生过一件大事。就是我努力了三年，终于接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对于别人也许不算大事，对于我则不同。我希望因此给父母和这个家一个回报，让他们在人前更有一点面子和尊严。
录取结果是我托朋友提前打听到的。当我的好朋友余光晚上兴冲冲跑到我的小屋和我一起分享这份快乐时，我的母亲正躺在隔壁屋的病床上，痛苦地呻吟。
“大妈，钢子考上了——”余光伏在母亲的床前，几乎大声在喊，怕母亲听不见。
母亲显然是听见了。她的脸上有了久违的喜悦表情。母亲含混地，连连吐出几个“好”字，失声地哭了。
尽管糊涂的母亲未必知道儿子考上了哪所大学，哪个专业，但母亲一定知道，这消息对儿子和她来说，都意义非常。她是在病中激动得流泪。
学校要求统一住校，单这一点就让我左右为难。这就意味着，这个家再也指望不上我了——那母亲的病谁来照管？还有奔波的父亲，谁来帮他看摊收摊？我当时甚至一度想过放弃不上大学。能被录取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也许母亲恰在这时得病，是上天对我的有意捉弄。
命该如此，我不想再为此丢下母亲。
我是一个须臾离不开朋友的人，我感谢所有朋友在我困顿和危急的时候，对我的慷慨帮助。我的一个“发小儿”对我反复劝说，才让我有勇气作出上学的明智选择，是他主动把照料母亲的事情替我一口承担下来，为了让我后顾无忧地安心读书。还有，在母亲不便去医院输液的那些日子，两位做护士的朋友，每天轮流到家里为母亲输液，照顾得细微而周到。一个叫魏悦，一个叫张洁。
真的感谢你们。也替我远在天上的母亲，谢谢你们。
大学这几年，全班缺课次数最多的就数我了。大家都以为我在外面干“私活”挣钱（这在我们学校几乎很普遍），没人会想到，我的经常溜号却是为了父母的病。我们这个班，家在外地的同学居多，而且大都家境优越，从每月家里寄来的生活费不难看出。像我家既在北京，连以后的妻子也完全料想不到，我的家境和我的父母竟有那么艰难！
上学的第一学期，艺术鉴赏课。系里专门请了舞蹈学院的舞蹈老师史老师，为我们边放录像边讲解著名舞剧《天鹅湖》。教室外面下着淅淅沥沥的雨。我想起了还在雨中摆摊的父亲。
父亲会不会淋着呢？谁又会帮他收摊呢？
紧接着又想母亲的病。突然感到我的生活竟与现场高雅的艺术鉴赏是那么格格不入。
也许我的选择是错的？——艺术自古是有闲和有钱阶层才可以全情投入进去的。现在的我，却怎么也入不了“戏”。我成不了天鹅湖畔的王子。童话与现实有着天壤之别。
母亲每隔三个月左右，就要点一个疗程的“丹参”，一个月量一次血压。天气转凉的季节，血管容易收缩，也是发病的高峰时期，输液的频率也就随着增加。
好在离家不远的几条胡同就有卫生站点，不用再折腾到医院。我扶着母亲，从砖塔胡同，穿敬胜胡同，四道湾到小院胡同，大院胡同……就这样七拐八绕的，才能到卫生站。母亲走得很慢，一步一步往前挪，我也只能尽量压住脚步，就着母亲的步子缓慢地往前挪。一路上，有很多异样的眼光投向我们这一对母子。
我能从那些来自街坊四邻老人们的目光里读出一点羡慕来。
每次我在学校以“陪母亲看病”之类的理由请假的时候，尽管系里老师没问太多，都准假，但还是能感到他们那种不信任——这么一点大的孩子，怎么可能父母老有病呢？！工作后，父母的病情更加严重，请假的次数不得不越发多起来。单位的领导疑惑更大。工作不像上学，请假与工作绩效有着天然的利益牵扯，准假没那么容易了。
假请多了，连自己说出真实的理由，听着都不可信。
这同样牵涉出一个事儿：我们知道，做了母亲的女人，按规定会得到一段时间的产假，这是铁定的。女人可以利用这段假期，充分调养身体，抚育婴儿。
但，对于“上有老”的家庭呢？——儿女为了照顾看护老人，陪他们看病，陪床，等等，等等，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绝不比照顾一个孩子要少——又有哪个单位和部门可以为他们通融地放开绿灯？是否应该有一种更加人性化的体制辐射到这些“上有老”的人群呢？
正如我一再强调的，“养老”，不仅仅针对一个家庭，由此带动的家庭成员的覆盖面，将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我的母亲》：一篇迟到了20年的命题作文
小的时候，许多孩子都有过对父母撒谎的经历，尽管原因各不相同。而我对父母撒的最大的谎是什么呢？是因他们带给我的深深的自卑感。
我曾一度在同学和老师面前，尽量回避有关我父母的话题，甚至不愿轻易把小伙伴带到家里来，怕被人家笑话。我无法想象更无法承受，当他们迈进我那又简陋又寒酸的家里时的反应。我的家又小又破又乱，我的父亲母亲目不识丁，没有文化，他们是那么老，以至后来无论小学还是中学的同学，见到我父母第一反应都先是一怔，无措地不知该叫“叔叔阿姨”还是“爷爷奶奶”，或借一步小声问我：“那真是你爸妈呀？！”
母亲没有工作，穿着陈旧而且邋遢。父亲呢，一个卖苦力为生的工人，他们与我那些同学的父母相比何其悬殊！甚至连家长会都成了我的最怕。我倒不是像其他人怕老师打小报告——我的学习名列前茅，又是中队干部、班长，每次家长会我都是老师表扬的重点——我是怕父母给我丢人！
父亲抽不开身，母亲一般也不张罗要去，通常情况下都是由几个姐姐代劳。父母对我的学习状况几乎一无所知，根本不用操心。所以姐姐回来代行“家长”之责，对我进行督促，也不必向父母汇报。我的作业本上的家长签字基本上都是姐姐的手迹，也有我自己代签的“家长阅”和父亲的名字，不会有谁站出来跟我计较。其实父亲还是能写几个字的，这几个字里就包含他的名字，只是写出来歪歪扭扭不好看罢了。但我却很少给父亲唯一卖弄一下他文墨的机会。
在周围人眼里，我从小就是一个不用家长特别操心的好孩子，甚至连“请家长”这种小学里司空见惯的沟通方式，在我身上竟也为零记录。老师更多的是差派我去请别的同学的家长。我记得只有一次，五年级的时候，我和同学上课捣乱，互相往脸上画圆珠笔道，被老师勒令“必须请家长来一趟”！中午，在老师办公室里，我低着头，哭得像个泪人似的，才终于被赦免。
没有人知道，我不想父母来学校的真实原因竟是：我怕他们丢我的面子。
这其实已经是对父母无可补救的最大伤害了。
我为什么不能让父母在家长会上亲耳听到老师对他们好儿子的表扬呢？让父母可以在人前因儿子而感到骄傲？让长期在困顿的生活里挣扎的父母，偶尔感到一点欣慰，怎么就不行呢？我那自私而且阴暗的小小虚荣和所谓“尊严”，难道要让父母连作为“家长”的权利也享受不到吗？
无数次作文里，那个被我夸饰（改装）了的“教育我，帮我改作业、讲人生”的《我的妈妈》，根本就不是我的母亲。这么多年，我竟没有在文字中还原出一个我真实的母亲。直到我长大成人，适逢母亲节前夕，一本杂志约我也写写《我的母亲》，母亲的形象才第一次在我的笔下，还原为我那真实和伟大的母亲。
那是一篇整整迟到了20年的命题作文。“交卷”的那一刻，我如释重负，并因20年对母亲撒的谎羞愧歉疚不已。
“你要是能换个弟弟来也好啊！”
母亲比父亲进城晚。虽在北京这座城市住了近五十年，但一口乡音仍然很浓重。母亲一生养了六个孩子，最后只留下了我们姐儿四个。排行最长的我的大哥，如果活着现在也有五六十岁了吧。常听父亲念叨，我来这世间，还有着一段颇为传奇的经历：
在我上面已经有了四个女儿，这使一向重男轻女的父亲从此彻底绝望了，整日里郁郁寡欢愁眉不展。更悲哀的是，三姐打一出生就被判了“死刑”——先天性心脏病。
人口多，女儿多，等着吃饭的嘴多，就指着父亲一个人挣工资养家，哪还有钱给三姐看病呢？不停地打针吃药，连人民医院的老大夫都认识父亲母亲了，甚至劝他们，不行就别治了，这病没个好。首先要花一大笔钱——他们考虑，以我家的经济条件，无论如何也难以支付，即使活下来，将来也结不了婚，一辈子都得靠父母养着。父亲那年已经五十岁了。他想是啊，老三还没成人，他已经老了，上面几个姐姐将来有一天都嫁出去了，谁来照管这个病孩子呢？
但父亲最后还是下定决心坚持着。只要孩子活一天，就得拼尽全部力量，给她治病！
三天两头往医院跑。父亲为了三姐的病，把什么都搭进去了。
但他也得到快乐。父亲后来对我说，每天下班回到家，三姐就跟四姐（我现在的三姐）大老远迎着父亲跑过去，扑进父亲怀里。父亲一手一个，把她们抱回家。
父亲说，看到别的孩子拉着鸭子车，嘎嘎地神气活现地在街上跑，家里穷，没钱买，三姐就学着别的孩子的样子，用线绳绑个毛巾，在后面拖着……父亲看在眼里，他说，“真是扎我的心啊！”父亲为他没能力给孩子一个幸福的童年而愧疚不已。
每到吃饭的时候，父亲看着手边这个病孩子，我的三姐，眼泪直往碗里掉。他吃不下，对着似懂非懂的老三，叹气道：“哎，将来爸爸死了，谁管你呢？——”
“你要是能换个弟弟来也好啊！”
这被父亲认定是他一生说过的最错的话，他为此感到深深自责。
转了年的正月，我出世了。
男孩，七斤多重，老疙瘩。父母喜出望外。
又过了不到半年，三姐终于不治而死，年六岁。我对死去的三姐没有一点记忆。
父亲说，是他当初那句无意的错话，让老天爷真的把三姐收回去了，换来了我。他一辈子打心里觉得对不起我死去的三姐。他一辈子也不能原谅自己。
每每看到老两口当着我们的面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泪水涟涟的情状，都让我感到一阵心疼。我也觉得三姐是为我而去的。所以我更相信，一个人的生命不是一个人的，它好像冥冥之中有很多莫测的因果。因此，任何人也没有权利怠慢它。
奖给“五好个人”岳金花同志
母亲是典型的家庭妇女。和现在很多养尊处优的“家庭妇女”的概念不同，那个时候，家庭妇女意味着要照顾一大家子的吃喝穿用饮食起居，操持所有家务，并不比上班轻松。有一阵政府号召“人人都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街道工厂几次来家动员母亲参加工作。没办法，只好把孩子锁在家里，由大的带小的。父亲下班回家一看，几个孩子一个个哭天喊地的可怜状，痛下决心：不让母亲工作了，就在家带孩子。母亲上了三天班就不上了，也为此付出了没有任何退休金和医疗保障的沉重代价。
母亲粗手笨脚的，不是那种灵巧而麻利的女人。但母亲也在倾其所能，为我们这个家尽她的所有努力。替人家糊纸盒；拆洗棉衣、靠垫；搬运冬储大白菜；扫花……母亲凭老实、不惜力气，挣一点钱贴补家用，所以才有儿女们的今天。
母亲拆棉大衣时，满屋子会飘着破棉絮和呛人的油腻味。母亲的哮喘病大概也是那个时候，经常闻这些恶心的异味落下的，一到冬天就喘得上气不接下气。
印象里小时候的冬天比现在冷得多。没有洗衣机，母亲要把那些腌臜的棉大衣一件件浸泡在大盆的冷水里反复搓洗，再清洗几遍。母亲枯瘦的双手因长期浸泡在冷水里而变得僵直，发白的皮肤被大衣染成淡淡的蓝色，怎么洗也洗不掉……
夏天，槐花开了。满街都飘着槐花沁人心脾的清香。
馨白的槐花可做药材。我小时候对这种花的记忆，就是随母亲一把一把地扫落在地上的槐花，回家晾干，装麻袋，再坐车到很远的收购站卖掉——那时觉得远，其实就是从西四到新街口外豁口的距离。
剪树上的槐树花骨朵儿要用一种特制的工具，即在长竹竿顶端绑一把剪子，剪子的另一只把儿上系一根绳子直到手上，为了操作灵活。高的树枝够不着，要站到三轮车上举着竹竿往下剪。通常是父亲剪，母亲带我和几个姐姐俯在地上扫，扫慢了还要担心被车或人碾轧坏了。
不仅槐花，还有一种叫榕花的，也是药材，现在在北京这种树已经不多见了。树冠阔大，花色为淡红色，毛茸茸似蒲公英的小伞，可爱极了。母亲常带着我，到人民医院的院子里和故宫的筒子河边拾榕花。当时一斤晾干的榕花才卖两毛钱，有时还会因为里面有潮湿的水分而被压价，或干脆拒收打回来。老实善良的母亲从不与人争辩，而是扛回家，继续剪，继续晾……
我曾在《我的母亲》文章的结尾处这样写道：
大字不识的母亲给了我文字以外的生命的教育，遗传给我善良的基因。我宁愿相信母亲把全部智慧赠给了儿子，以至让我现在能以文字谋生。母亲当然永远也不会读懂白纸黑字全是儿子对她的礼赞和颂歌，但在心底，母亲一定感觉到了……
母亲一生胆小怕事，又极其善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