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不容易发现眼科门诊的门。从里面上了锁，我们只能站在玻璃门外使劲儿敲门，一边敲一边喊“大夫，大夫——”喊了很多声，一个像过去学校里“舍监”模样的女大夫，才拿着钥匙姗姗走来开门。见她哈欠连天一副没睡醒的懊恼，倒叫我们过意不去。
为母亲冲洗了泪道，医生诊断为泪小管断裂，须做吻合手术。
但她提醒我们：“吻合手术也不一定能找到断管，即使找到了，手术顺利的话，病人也要戴三个月的导管，能不能愈合还很难说。”
“那要是吻合不上，像您说的，会出现什么后果？”
“后果就是眼泪无法排出，看起来老是泪汪汪的……你们自己考虑做还是不做。”
母亲完全听不懂这些，她在一旁表现得痛苦而绝望。我心想，妈啊，您不是不睡觉吗——这下，您可真别想睡了。
鉴于母亲十年的脑血栓病史，并于三个月前刚刚复发，于大夫（胸牌上写着她姓于）让我们下到地下二层的内科，测量血压和心电图。直到这时，我们才在内科租到一辆平推车，可以推着母亲。
第一次量血压，是160—90，并有心肌缺血。医生给开了些静点的针剂，准备手术时用。
把母亲抬到三楼眼科，吃过药约二十分钟。我们找于大夫请她再为母亲量下血压，偏血压计又坏了。她又把我们支使到B2的内科。母亲这次的血压是120—90。仍有点高，但只能凑合了。
本以为终于可以做手术了，但我们没料到，母亲长期以来不由自主的哭闹，使她根本无法配合手术。哪怕整个手术只需短短的十几分钟，她也无法坚持。母亲已经没有意识，任何哄劝对母亲都无济于事。
手术的大夫没辙了，怎么推进去的，我们又把母亲怎么推了出来。母亲一出手术室门就嚷着要撒尿。刘姐与妻子两个女人，连拉带拽帮她到女厕小解。我这时干着急插不上手。
我们把母亲推在门诊室外的过道里。此时的母亲相反不哭了也不闹了，面无表情，睁着失神的大眼睛望着我。母亲偶尔打个大大的哈欠（说明她很困，已经熬不住了），但还是跟在家一样睡不着。
“您怎么就不能坚持一下呢？十分钟也不成吗？？手术做不成，眼睛就完蛋了您知道吗？！”我的抱怨只能说给自己听。我又急又恨，然而母亲却对她自己造成的无穷后患一无所知。
面对这样的母亲，我还能怎么样呢？看着母亲我行我素的漠然，我心里一阵难过和心酸。
我曾在哪里见过这样无精打采的，失神、无助的眼睛么？——
开车在107国道上，正遇到一个保姆模样的人，推一位老太太过马路。似要过又不敢过，犹豫了几次。当我欲强行闯过去的时候，她们又突然往路中间走——害得我赶紧踩住刹车！
“怎么走呢？不看着！”我急了，大叫。
对了，我看到轮椅上的老人，也是一双呆滞失神的大眼睛，面无表情。我想到了母亲！我事后因想到了母亲，而愈加觉得对那位老人无可弥补的深深歉疚。
于大夫开了化验血常规和尿常规的单子，要我们先带病人到B2化验，再自己上四楼找麻醉科“会诊”。化验过后，刘姐负责看着母亲。我和妻子又去找麻醉科。
七拐八弯的一条通道，连接着医院的新楼和老楼。麻醉科在老楼。楼梯昏暗黢黑，寒夜里不住有阵阵冷风灌入这条走廊。
按门铃叫醒麻醉科的值班护士。依旧是一副睡眼惺忪的倦怠。
我们被获准只能进去一个人，另一人在门外等。妻子说她一个人在黑黢黢的走廊里等有些害怕。于是，我让她进去跟医生谈，自己则在大铁门外，焦急地等待结果。
这条幽暗的走廊一直延伸到我儿时的记忆，让我联想起小时候，母亲经常带我看病的同样一条走廊。只不过，那是通往另一家医院的小儿科的必经之路。
母亲抱着我穿过那走廊，一股浓烈的消毒水味和病儿哇哇的哭声就在暗示我，我的厄运也将到了。于是开始跟着哭——那或许是我对医院和医生的最初的记忆，而且这景象，在以后无数次，被虚张声势地呈现在我的梦境中，把梦渲染得格外恐怖。
小时的我是那样体弱多病，不得不连累母亲经常半夜起来，抱着我穿过一条条纵横相接的胡同，最后到达人民医院。
夜色、街灯、母亲急促的脚步以及喘息声。对了，还有一个类似《红楼梦》里姐妹们赏雪景时披的那样的红斗篷（一被围上它，我就知道又要上医院了）。母亲不聪明，但母亲对这条一公里长的道路，熟悉到即使闭着眼也不会走错。
记忆里还有我的父亲。
父亲每星期都带我去一家医院“捏积”。就是用手捋着后脊梁骨，从上到下依次捏，再从下到上反复几次，每次都疼得我大哭不止。我不知道现在的中医还有没有这种用来治疗“积食”的方法（好像是一种因营养不良形成的小儿常见病），现在营养过剩的孩子，还会不会得这样的病？
一张简陋的预约卡，就是在一张白纸上盖几个阿拉伯数字的红戳，去一次撕下一个数字。我记得当时最大的盼望，就是父亲手里的白纸上的红戳越来越少，那样我就不用整日活在叽里哇啦杀猪似的号叫的噩梦中了。
从小到大，我都是一个标准的“多愁多病身”（我曾戏言，怎配妻“倾国倾城貌”？）当然这有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咎于我的父母。他们一方面沉浸在“老年得子”的喜悦的同时，也为我埋下了体弱多病的必然隐患。
小时候他们四处为我讨得偏方（据说把鸡蛋皮擀碎，在火上垆糊了，和在水里喝，可以起到类似补钙的作用。母亲便如法炮制。以至直到今天我还能快速反应出，当年“坚硬”的糖水里弥散的鸡屎味），三天两头带着我往医院跑。
在我20岁那年，因一次意外的扭伤，我被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需要相当长疗程的按摩治疗。骨科的专家门诊规定，一个上午只看十个人，要很早就去排号。
父母亲天不亮就起来，俩人轮流去挂号处排队。有时是父亲先起来，然后母亲再走去换他。那家医院离我家大约三里路，走快了，一个来回也要一个小时。可他们风雨无阻。他们从不叫醒我，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多睡上一会儿……
那时的父母亲可曾想到：有一天，他们的儿子也要半夜起来，送他们去医院看病、排队、挂号？怀着同他们当年一样的心急如焚？
这些感触并不是我在这家医院的走廊里想到的。漫长的等待过程中，我什么也顾不得想，只祈祷妻子出来时，不要有最坏的消息带出来。当然，也想了另一件重要的事：当天上午，是我一个多年不见的朋友的婚礼。礼物早就准备好了，提前在电话里答应得板上钉钉，实在没理由推托。三点钟的时候还守在医院的我，十点能赶到吗？
终于，铁门开了。麻醉科大夫陪我的妻子走出来。
麻醉大夫对血尿的化验结果看都没看，就说：“像这种情况的病人，只能采取全麻。但不排除会有很大的风险（以母亲的年龄和严重的血栓病史），也许就醒不过来……而且，即使全麻允许，也马上做不了，要等床位，并留院观察以后，才能实施手术。”他还说，“局部麻醉效果不大，还容易导致脑血栓的再次复发，后果可能比单单眼睛的问题更严重。”
他让我们再下楼去跟手术室商量。没想到，母亲仅仅是泪小管的断裂，竟引出这许多麻烦，甚至是性命之忧！
我们又下楼，把麻醉科的意思转达给手术室的大夫。手术室这次只开了一道门缝，仅够主刀大夫的头从里面勉强探出来。
我们说全麻危险系数太高，作为家属，我们不同意做全麻。主刀大夫则强调，局麻肯定不行。最后我们妥协道：“可不可以只为母亲做简单的缝合手术，不做泪小管吻合？”
主刀大夫莫名其妙地看看我们：“那门诊就可以做啊！”砰的一声，仅有的一道门缝也关闭了。
母亲还被遗忘在门诊室的过道上，昏昏然无精打采。见我来了，哭着向我喊道，“家去吧——家去吧——”
手术还没着落，可怜的母亲在寒冷阴暗的过道里熬了一宿，再也撑不住了。
眼科的于大夫看了看病历本，问我：“麻醉科怎么没写意见呢？”
我又上到麻醉科，第二次叫开铁门，找大夫留下“墨宝”。
于大夫又说：“就是缝合手术也要手术室做，门诊做不了。”
“可手术室让找门诊啊……”
于大夫摇了摇头，走开，不理我们。
眼科门诊、内科、麻醉科、手术室各有说法，而且是自相矛盾。他们所谓的“会诊”，无非是一切由病人家属一趟趟屁颠颠地东奔西跑四处央告，向医生提出问题，并努力自己解决问题——大主意自己拿，医生不参与意见。
在这些医生眼里，病人简直就是一个支离破碎的简单生物，他们只从自己所谓“专业”的角度，考虑动这一块还是不动那一块，各取所需，如同市场上买猪肉，掂量着是要腔骨还是排骨，还是前后肘棒比较合适。何曾真正把病人当做一个整体的“人”？
两年后，在母亲去世前夕，我在另一家医院，又遇到了同样可笑的事——
当时正处于深度昏迷的母亲，身体各个器官都呈现出整体的衰竭。母亲因长期卧床，引起小腿严重萎缩、呈青紫色，摸上去冰凉如铁——这又引来外科的一番例行公事的“会诊”。外科大夫郑重警告说：“必须截肢了，不然会发展到全身。”其时，主治医师早已经口头给母亲下过了最后的病危通知。
我当时甚至有点怀疑外科医生的基本职业道德——他难道看不到，此时的母亲已经奄奄一息了吗？根本等不到截肢那天，随时都可能一命休矣！
我并没有指责医生的良善用心，我只是觉得无奈和可笑。病人在这种生命垂危的时候，需要的不是再忍受截肢之痛——而是，出于医道和人道的终极关怀！
被尊奉为西方学院医学奠基人的古希腊著名医学家希波克拉底的誓言——后来成为近代许多国家医学生毕业时的宣誓词。我不知道中国的医生，在从医学院毕业走向临床的前夕，是否有过这样的宣誓——
……我将竭尽全力治疗病人，不给病人带来痛苦与危害……我愿以此纯洁与神圣之精神，终身行使我的职责……
病重的母亲，曾多次与庄严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擦身而过。
尽管还有寒意，但微明的曙色也能有效地驱走困倦。时间已到了凌晨七点多。
门诊室多了一位男医生，对我们的要求仍置若罔闻。几番电话里的周折，他才勉强给我们答复：就是得在麻醉科在场的情况下，联系好床位，他们才敢缝合。
理由倒也简单而充分：他们不承担责任！
经历过一整夜的时间，各科室之间推三阻四，母亲除了被搬来搬去，做了各种化验之外，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救治！截至此时，我们用于支付各项检查、开药的费用已近700元。
病人渐渐多起来。两个医生顾不上应付我们，而是用同样冷冰冰的态度又去招呼其他病人了。把我们和过道里昏昏欲睡的母亲遗忘在一边。
妻子气冲冲质问医生：“到底能不能缝啊？我们都等了一宿了……”
年轻的于大夫显然更冤枉：“我们不也陪你们一宿没睡吗？”
这是我听到的最荒谬的逻辑——夜班医生，在夜间为病人看病难道不是他们的职责，他们的工作吗？！
妻子：“这么大个医院，难道连这样的缝合也做不了吗？”“……而且我们可以签字，万一出了问题，保证绝不追究医院的责任！”
医生：“要知道万一手术有什么闪失，那我们作为医生的前途，一辈子就算完了！”他们想的是自己，哪里想过病人？！
妻子对医院不负责任的冷漠（简直是“渎职”）气恼至极，委屈得哭了，对我说：“带妈回家吧，咱不在这儿治了……”例行公事。我们按医生的要求，在病历本上写下“不同意全麻，自愿放弃手术”，以表明跟医院彻底一刀两断。
但，这不是结果。我们要为他们的冷漠、职业良知的沦丧，讨个说法。
自作主张把母亲接出医院，已是太阳高悬，大街上车水马龙。
母亲眼睛的血已止住了，只剩下疼痛。其间，父亲打过无数个电话，问怎么还不回家？他一个人在家没着没落的，跟着担惊受怕。天亮以后，我通知大姐去我家照顾父亲。
折腾了一个晚上，却无功而返。我甚至有些怪罪妻子。毕竟病人在人家手上，逆来顺受已成为中国病人和他们的家属被千锤百炼出来的好习惯，不是轻易改得了的。这倒好——从这家著名的眼科医院出来，还有哪家医院轻易敢接？
这个节骨眼儿上，我们的据理力争和意气用事，只能更加延误母亲的病情。
我们作出放弃的决定时，只是觉得忍不下这口气！但放弃以后去哪儿？找谁？怎么办？心里都没底。
一路上左顾右盼，时刻留意着身边合适的医院。比较来比较去，想不出究竟哪家才合适。在快拐进家门口的时候，我们还是想到了这家熟悉的社区医院。尽管希望渺茫，也只能试试看。
眼科手术惊魂记（2）
我曾多次提到过这家社区小医院，却一直忘了介绍——
这是一家门脸不大的门诊部，但牙科、眼科、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设置齐全，并有B超、X光等基本的检查设备，这在社区小医院里，已经很难得了。母亲多年问诊、输液，都是由他们上门服务，态度一向亲切和蔼，像一家人一样。
这些年来，就是这家小小的医院，凝聚维系了父母亲太多的痛苦与希望！
进去的时候，正在擦地的护士便跟我们热情地招呼。正巧主治外科的曹副院长也在。当我们把母亲的病情一说，曹院长一口就答应下来：“可以做！”
我当时有点发蒙。就这么简单，他说，“可以做！”将信将疑，我无法相信这家社区医院能如此痛快地，把握十足地——解决我们一整夜漫无目的的奔忙？！
曹院长一边帮我们把病人抬到外科诊室，一边叮嘱护士做手术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护士大概也看出了我的疑虑，小声安慰我：“我们院长就是干外科的，他能答应你，说明他有把握！放心吧。”
准备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包括了必要的抢救措施。
曹院长在临上阵前，把我叫到一边：“小伙子，我们会尽量为你母亲做好这个手术。但我事先也得跟你交代清楚：老人这么大岁数了，而且有严重的脑血栓病史，万一出现危险……当然，如果真的发生意外，我们会马上停止手术，及时抢救。但我是说，你要有个最坏的思想准备。一旦抢救不过来的话，也只能……”
“只能一个人进来，你们谁来？”院长要我和妻子两人选择。
“我来。”这时候，儿子责无旁贷。
妻子有点儿承受不住了，使劲攥了一下我的手，小声对我说——“没事的，啊？！”我们用目光互相给对方打气，祈祷母亲能够平安度过这一关！
母亲的心电图结果与夜间基本一样，血压还可以。打了一针麻药后，曹大夫开始缝针了。
我一直握着母亲的手，手心里的汗一点点浸出来。默念着——“妈，没事的。妈真棒！……”
在整个缝合的过程中，曹大夫一直有一搭无一搭地跟母亲说话，为的是放松母亲的心情，同时密切关注着母亲的任何一点反应。
母亲果真还了我们一个奇迹，手术居然无比顺利。前前后后只用了五分钟。曹大夫放下针的一刻，长舒了一口气，表扬母亲说：“没想到老太太真棒，这么配合！”
我不知该怎么感谢这位技艺高超又待人和蔼的曹大夫。一时激动得语无伦次，泪光莹莹。
我对母亲说：“人家大夫都表扬您了，妈！……”
母亲也在笑。母亲很少笑，但看得出分明也在笑了。
曹院长对手术的顺利成功似乎在预料之中，不以为意。只是说：“不用谢我，好好照顾好你的母亲！”
我胡乱地点着头，大有劫后重生的感慨。
一个不眠夜，两种际遇。让我看到了作为医生的两种境界。我无话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