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宗大历九年（774年）的科考，长安试卷的一道题便是要求写一首《元日望含元殿御扇开合诗》，让成百上千想当官的文人们凭空想象，来描述羽毛扇的不凡之处。可惜得很，这类应制诗未见流传。记载此事缘起的《唐会要》，没有说明皇上登场用的什么扇子，倒是杜甫老先生破解了这个谜题。他在《秋兴》中追忆当年宫廷盛况时说：“蓬莱宫阙对南山，承露金茎霄汉间。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看来，还是野鸡尾巴做的贡献。
明清两代，雉的官方地位仍旧不低。乾隆皇帝祭祀天地时所用的仪卫即大驾卤簿中，单列有一组扇，其顺序为鸾凤赤扇、雉尾扇、孔雀扇、单龙赤扇、单龙黄扇、双龙赤扇、双龙黄扇各八把，赤满单龙团扇、黄满双龙团扇各六把，寿字黄扇八把。10种扇子中，雉算是二把手，仅排在鸾凤之后，很不错了。
明清各级官员的朝服上，都有一块方形补子，文官者上缀禽鸟，武将则为猛兽，以此显示其品级。一品文官的补子是仙鹤，二品文官即省部级干部的则是锦鸡，属于雉的大家族。野鸡同样排名第二。不过，清末民间对于野鸡的评价不高，盖因此时野鸡有了另一重含义，即青楼业中的无照经营者。
清末吴趼人曾因当时吏治大坏写过一则笑话，说是野鸡到阎王那里去告状，讲述自己的高贵出身后愤愤说：“为什么近来上海胡家宅一带的妓女，也敢叫我的名字？”阎王解释说时代不同了，如今没有人再看重野鸡。野鸡反驳说，不对。如今的二品官，还在用野鸡作官服的补子。阎王最后说：“既然这样，那我交代世间的人把这些二品衔的官，也称为‘野鸡官’，给你一点面子吧！”雉之变迁，堪可玩味。
如今，野鸡已可家养，不算什么珍稀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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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头”溯源
世间多有喜欢“出头露面显示自己”之人，世人也多知此为“出风头”。不过，如果较起真来，追溯一下“出风头”之所自何由，却并非易事。《辞源》、《辞海》，对此均无片言，大概是因其没有什么说道。倒是一本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上海俗语图说》，将此词的发明权授予了清末民初时的上海人，而且言之凿凿：
“‘出锋头’三个字，的确是上海人发明的，流传至今，大概也有二三十年了。那时上海人的服装，正流行洋灰鼠的出锋，时髦朋友都穿着洋灰鼠四面出锋的方袖马褂，官服有四面出锋的外套，甚至女人也穿有四面出锋皮袄的，平常人穿不起四面出锋衣服，也要装出一条洋灰鼠出锋领头，借此表示时髦。
“蹩脚大少，在棉马夹上装了一条洋灰鼠出锋头，人家讥笑他：‘你也要出锋头吗？’这便是‘出锋头’上海的典故，‘出锋头’三字就成为‘爱时髦’‘斗标劲’的代名词了。至今上海滩簧里尚有两句名曲流传：‘竹布长衫皮领头，地格就叫出锋头’。”
原来，“出风头”的初始版本是“出锋头”，而“出锋头”又是从出锋发展而来的。
那句滩簧中提到的“竹布”，是用中细支棉纱织成的平纹布。成布后漂白或染成淡蓝色，并上重浆和轧光，故表面光洁，手感挺括，适于作单衣面料，或是书籍的封面。以竹布长衫配以灰鼠领头，这种不单不棉的打扮，有些不伦不类，确实够得上“出锋头”。
《现代汉语词典》中收有“出风头”，却无“出锋头”，大概因其并非原装，是从北京老话“出风毛”脱胎而来的。
“出风毛”的历史可比“出锋头”长得多。起码曹雪芹老人家还在世上喝粥时，就知道这个词，有《红楼梦》可为佐证。该书第五十一回中，说是袭人要回家探亲，穿的是桃红百子刻丝银鼠袄子，葱绿盘金彩绣绵裙，外面穿着青缎灰鼠褂，“凤姐儿笑道：‘这三件衣裳都是太太的，赏了你倒是好的，但只这褂子太素了些，如今穿着也冷，你该穿一件大毛的。’袭人笑道：‘太太就只给了这灰鼠的，还有一件银鼠的。说赶年下再给大毛的，还没有得呢。’凤姐儿笑道：‘我倒有一件大毛的，我嫌风毛儿出不好了，正要改去。也罢，先给你穿去罢。’”
书中对“风毛儿”有一注释：皮毛衣服有的特意将领、袖、襟、摆等边缘部分的皮毛露在外面，以增添美观及显示皮毛的珍贵，因其露毛在外，故称“风毛儿”，也叫“出锋”。
由此可见，服装之出锋早已有之。至于凤姐儿所说的“大毛”，是指狐皮、猞猁皮等锋毛较长的裘皮，与之相对的则是“小毛”，如银鼠、灰鼠、紫羔等皮张。灰鼠即松鼠，其皮虽然轻软，却难御严寒，因此北方一到三九天便没有灰鼠什么事体了，正好让它去上海滩上“出锋头”。
裘服出锋，原本是清朝官服的流行式样。按照朝廷制度，每年阴历十一月初一至次年正月十五，大臣们上朝许穿裘皮冬服，因为金銮殿里不供应暖气，大家只能干冻着，不穿厚实些，就成了冰棍儿。顺治、康熙年间，皇上“听政”根本不在屋内，就在乾清门的门洞里，大臣们要在露天排队奏事，三九天更得裹得严实些，不然就得筛了糠。此时朝服，便成了大臣们斗富的手段。据《清稗类钞》记载，慈禧太后的宠臣荣禄，“所服貂褂日易一袭，无重复者。其衣衩内标第几号，是可知其多矣。趋朝遇风雨，恒服四不露褂。四不露，即不出风毛者也”。几十天貂褂不重样，够派。从中可见，当时宫廷礼服在正常情况下都是出风毛的，除了风雨天。
出风毛的倡导者其实是最高执政。先秦时，上流社会的裘服讲究内敛，不可过于张扬。《礼记·玉藻》就明确规定：“君子衣狐白裘，锦衣以裼之……君子狐青裘豹袖，玄绡衣以裼之……犬羊之裘不裼。”意思是，国君和贵族穿狐皮的裘，都要套上与狐毛颜色相宜的裼衣即罩衣，不能让毛露出来。狗皮大衣羊皮袄之类，则不在此例。这些糙货是草民穿的，犯不上跟他们较劲。要不怎么说礼不下庶人呢。
这种规定也有问题，核心是剥夺了当权者“显派”的权利。上好的裘皮大衣只能藏着掖着，成何体统？因此后代皇帝厉行改革，破除了这一陈规。南朝时的陈文帝，便有一幅身穿裘皮大氅坐于榻上的画像。到了清朝，裘服出锋进而成为皇家定制，圣上冬服的马蹄袖要以貂皮为表，还要配上镶毛边披肩。除了“三点式”出锋，更有“全裸”，这就是端罩。端罩是一种毛朝外穿不加外罩的裘服，圆领，对襟，袖长至腕，衣长至膝下，只有皇上及特批的皇子皇孙、高级亲信才有资格穿之，“虽亲王亦非赐赍不能服”。有最高执政毳毛毕露之服装为榜样，下面的人出出锋头也就不足为怪了。
不过，比起荣禄之流“所服貂褂日易一袭”来，“竹布长衫皮领头”之类的出锋头，未免底气严重不足。套用一句北京土话，此为屎壳郎趴铁道——硬充大铆钉。
看来，要想出风头，还须做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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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装魔障
世上最操心者，莫过于“老大”。
一家之长，要为全家老小的衣食住行操心；单位“一把手”，要为几百上千号人的工资奖金、人吃马喂操心；一市之长，除了要惦记着几十上百万口人的吃喝拉撒睡，还得抽空去修桥补路扫街种树，树立亲民形象；挣蹦到了顶级“老大”即一国之首脑，操心的事情自然更多，政治经济、国防外交、文教体育、科技环保，等等等等。有的意犹未尽，管了本国还要管外国，有点咸吃萝卜淡操心。伊拉克一开战，眼见着布什和布莱尔皱纹渐显，纯属操心过多。
说起来，过去的顶级“老大”即一国之君，也多有瞎操心者。其时虽说日常政务有大臣们支应着，但还有不少大事小情非皇上亲自过问不可，不然就得乱套。如若不信，请看《清帝外纪》的一段记载：“上即位，甫六岁。初出宫时，寒甚，侍臣进貂裘，上视裘，却勿御。将升辇，乳媪欲同坐。上曰：‘此非汝所宜乘。’勿许。上御殿，顾侍臣曰：‘诸伯叔朝贺，宜答礼乎，宜坐受乎？’对曰：‘不宜答礼。’于是行礼。礼毕，上起立，固让礼亲王先行，始升辇。入宫，谓侍臣曰：‘适所进裘若黄里，朕自衣之；以红里，故不服尔。’”
这个六岁的“上”，便是顺治皇帝福临。看起来，自打他当皇上的第一天起，便学会了处处操心。出门时，得把看护自己的奶妈轰下轿子，因为这不合规矩；上了金銮殿，得坐得端端正正接受叔叔大爷们的拜贺，而不能再去磕头要压岁钱，因为这才合规矩；对礼亲王代善须礼让三分，因为这个二伯父虽然也是臣子，但曾经主持会议把自己扶上皇位，得灵活掌握规矩；更重要的是，宁可冻得鼻涕哈喇子横流，也绝不能穿上红里子的貂皮大衣，因为既然成了“上”，礼服就一定得往“黄里”去，不能破这个规矩。登基伊始，“小老大”操心受冻带折腾，真够戗。亏得当时没有闹“非典”。
顺治皇帝登基大典坚拒红里子貂裘，在满腹经纶的臣子们看来可绝不是瞎操心，而是天纵英明。有此智商且明乎礼数，六龄童才有资格做“上”，否则只能一边撒尿和泥去。中国自打有了各种“老大”之后，服装便成了区分等级的重要标志。官场之上，从真龙天子到大小官员，什么人穿什么式样的衣裳，衣裳用什么面料什么里子，里外衣料用什么颜色、绣绘什么图案乃至搭配什么裤腰带，都有一定之规，皇上的一项职责便是审定标准并身体力行。有了这些规矩，大家才能找准自己的位置，顶级“老大”才能当得有滋有味。
南朝宋时，前废帝刘子业诛害宰辅，杀戮大臣，闹得人心惶惶。其叔叔刘彧得知自己也上了黑名单，于是先下手为强，授意亲信寻机把刘子业“做了”。事成之时，刘彧还在睡觉，闻得喜讯后，连鞋都没顾上穿，光着脚丫子戴着乌纱帽便去占领御座，召见大臣，处理政务。左右见状觉得大大的不妥，连忙“呼主衣以白帽代之，令备羽仪”。因为乌纱帽只能扣在臣子的脑袋上，想要当天子必须承受白纱帽，帽子不对，名分便成了大问题，何以号令天下？因此，脚丫子不妨先光着，帽子是一定要更换的。刘彧连忙改正错误，按既定规矩办，戴上白帽子后，凭借其震慑力连续除掉了好几个政敌，稳定了局面，一个多月后终于顺利登基，是为明帝。想不到，穿衣戴帽与江山社稷还有如此密切的关系。
中国历代服饰制度虽然严格，但并非不可变通，皇上便常以此笼络臣工。如果哪个小萝卜头办事得力，“老大”一高兴，便会传旨准用大萝卜头的服饰，这便是赐服色。得赐服色是很有面子的事情，受赐者要广而告之，就像现在的常务副部长见报的履历中要加一个括号，写上某年某月享受正部级待遇一样。宋代有一个叫聂崇义的学究，建议太祖赵匡胤重新制定服饰礼仪制度，并参照典籍弄出了个《三礼图》，以供圣上参考。这可是给皇上脸上贴金的大好事，赵匡胤龙颜大悦，连忙下旨“赐崇义紫袍、犀带、银器、缯帛以奖之”。聂崇义其时只是个国子司业，相当于大学教务长，六品官而已，而紫袍是三品以上的高干的官服，衣紫者同时还具备了佩带金鱼袋的资格。以此聂崇义及其家人便可用“通议大夫国子司业兼太常博士柱国赐紫金鱼袋”的名义四处招摇，虽则他的活计还是督导国子监那些思慕当官儿的学生们，念叨些不着边际的“之乎者也”。
中国服饰制度规矩之多，敢称世界之最，历朝历代的“老大”们在上面所费的心思，所玩儿的花样，大概也是世界之最。朝廷上下总在为《三礼图》操心，自然无法全力关注民生，国运衰微，也成常有之事。衣装一入魔障，难免误国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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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之赐
中国的官民之别往往体现在穿衣戴帽上。布衣，黔首，白丁，必为平头百姓；缙绅，簪缨，冠盖，定是显宦高官。
想当初，只有给皇上办事的人，才有华服可穿，有高帽可戴，才有资格在裤腰带上添点零碎儿。过去朝臣面圣时要拿块长形手板，上写所要汇报之事以防遗忘，其名为“笏”。笏在不用时可缙（插）于绅（腰带），人们因此把官员称为“缙绅”。没资格在裤腰带上添零碎的人，只能身穿麻布衣裳，是为“布衣”；脑袋上只能拿块布裹吧裹吧，因为当年秦国平民头裹黑巾，后代便以“黔首”作为百姓的通称；平民所穿布衣还不许绣绘花样，必须是白不呲咧的本色，因此他们又成了白衣，以后演化为“白丁”。
白丁并非全为赤贫，也有富商大贾。这些人虽无功名却有钱财，自然不满足于只穿麻布片，也想光鲜光鲜，然而这样做往往招致麻烦。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一次到洛阳巡视，看到城里商人穿着华丽，当即下令，“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纻罽。”这些精美织物，任凭你再有钱，只要无官无爵就不许上身。诏令还规定，“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刘氏冠。”这刘氏冠本非正经玩意儿，当年刘邦在乡间当混混时，虽然是个亭长，但也无冠可戴，于是用竹皮编了个水果篓子，顶在脑袋上过把干瘾。待到他称帝之后，硬将这捞什子命名为刘氏冠，还当成了大宝贝。诏令所抑所扬之事，皆于情理不合，但因有强权搀和其中，无理也就变成了大大的有理，而且还堂而皇之地载于《汉书》。世间事情，往往如此。
刘邦的诏令没有说明，着装逾制者要受何种处罚，但后代律令则有之。如元朝《舆服志》规定：“庶人不得服赭黄，惟许服暗花苎丝绫罗毛毳，帽笠不许饰用金玉，靴不得裁制花样。……帐幕用纱绢，不得赭黄，车舆黑油，齐头平顶皂幔。”违反规定者，“决五十七下。违禁之物，付告捉人充赏”。除了屁股要挨板子，违禁之物还得全部没收，奖给检举人和查办人，这处罚够严厉的。不过，该罚则也有例外，“御赐之物，不在禁限。”律令之所禁与所弛，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强化皇权。唯此，皇上才能以服饰之赐笼络臣民。
御赐服饰，名堂甚多。从原料到服装到服色到纹饰到裤腰带，样样可赐。受赐之人也是五花八门，忠臣良将有之，奸臣佞幸亦有之，其中并无一定之规，全然取决于最高当权者的需要与喜好。
明朝嘉靖皇帝在位时，有个官员叫顾可学，无锡人，进士出身。他在担任浙江参议时，因被人揭发在中央部委工作时贪污公款，被革职斥归，在老家闲呆了十几年。为了重返官场，顾可学以重金贿赂权臣严嵩，并说自己能炼制延年益寿之药，严嵩遂向迷恋于长生术的嘉靖皇帝汇报此事，“上立赐金帛，即其家召之至京”。顾可学的长寿药不是别的，“惟能炼童男女溲液为秋石”。但嘉靖皇帝服用之后居然觉得灵验，于是让他当上礼部尚书。他的老家因此流传两句民谣：“千场万场尿，换得一尚书。盖吴人‘尿’呼‘书’。”靠着熬尿碱，便能获得金帛之赐，进而官升二品尚书，这御赐未免过于荒唐。顾可学的事迹在《明史·佞幸列传》和《万历野获编》中均有记载，只是明史略去了民谣，大概是觉得这些话实在有损于领导形象。中国的正史往往不如野史生动好玩儿，就是缺了“千场万场尿”这类黔首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