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反观洋务运动，我们也发现，其实在中国搞现代化还是有便利条件的，同样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在其他国家可能都会在一定时期引起很强烈的反弹，但是中国人对这些新玩意儿却不排斥。你看参与太平天国起义的农民，没见过世面，也没什么文化，但看到洋枪洋炮好使，很快就喜欢用。轮船最初在中国出现时也是，大家都觉得新鲜，发现它跑得快，都喜欢坐，有些人其实没什么目的地要去，就是喜欢上去坐。我前面也讲过，洋人第一次在修建淞沪小铁路时，当地人也是有事没事都去坐坐。可以看出，中国人对这些新事物都很好奇，并不是持排斥态度。在英国，火车刚出现时，农民都非常恐慌，都传言这玩意一来，奶牛就不产奶了，母鸡就不下蛋了，当时各种谣言满天飞。但中国人没这样的担心，除了一些冬烘的士大夫。不过中国人也有害怕的东西，那时他们怕电线。当时有线电报已经出现，就是用莫尔斯电码拍的，但需要架设电报线，一路得埋杆走。中国人一直想不出来沿路立杆子是为什么，上面牵着线到底是要干吗的，于是就出现了很多谣传，比如说电线就是摄小孩子的魂的，小孩子的魂被收走后，就顺着电线杆跑到外国去了，这一类谣传很多。因为中国人的形象思维强于抽象思维，很难想象一种无法具体化的新事物。轮船是可以装人的，枪是可以打人的，这些都好接受，但是电报乃至电码都是无法具体化的东西，他们自然会对其怀有莫名的恐慌。
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中国整体环境对于引进新事物、搞现代化有好处，而且，中国的农民，其中一部分后来成为洋务企业里的工匠，他们都有一定的文化。中国人的文化水平，尤其是男人，与欧洲在开展现代化时的工人的文化水平相比，一般都要高出很多。欧洲的农民长期是不识字的，而中国印刷术发明得早，出版业一直很发达，所以书籍传播很广。而且当时中国的学校教育也很普及，所以农村的成年男子多少都曾读过一点书。一个家庭，不论家长职业是什么，一般都会送孩子去读几年书，所以中国当时的识字率很高。这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农民在成为工人后，显然要比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在学习新技术时更有优势。中国搞现代化，其本身条件要比很多国家好，甚至比刚开始搞现代化的欧洲国家要好。
但关键问题是，在最早的变革中，士大夫的参与度不够，这就导致洋务运动的中坚人才长期匮乏。这也能够说明，为什么我们最早办起来的洋务企业都是官办企业。当然，并不是说官办企业就不好，日本开始工业化时也都是官办企业为主导，只是后来逐渐发展为官督商办，最后发展成具有独立法人性质的商办企业。但在中国，这一过程只走了两步：由官办到官督商办。为什么中国办洋务由衙门独办发展到衙门掌权，商人办事，就是舍不得完成最后一步，让商人，或者说新兴资产阶级成为推动现代化的主体，完成私有化呢？就经济改革而言，在自强运动中，政府的推动最后遗留下一个半吊子工程。但很多国人却在此时开始思考，是不是真的需要对制度进行变革。其实，中国的变法一直存在这样的问题，每次改革都没有走完它应该走的路，然后很多人就喜欢跳出来对变革进行反思，反思道路选择得正确与否，进而怀疑变革本身的正当性。
虽然刚才我提到，中国的整体环境对支持现代化变革是有利的，但也有很多阻碍之处。比如，当一个大型工厂建成后，大机器、大锅炉、大烟囱林立，许多人就开始退缩了，就连比较开化的江南地区也是如此，很多人不敢去做工。后来是先招了些童工，让别人发现他们也都活着出来了，然后其他人才敢去做工。像陈启沅，现在一般把他看成中国第一个民族资本家，他在他的老家，即现在的珠海一带，购置先进机器开办了一个缫丝厂。缫丝原来都是农村各家各户利用土机子来做的，这样做起来比较慢，效率也比较低。陈启沅想采用新的运作模式，但是工厂从建成开始就受到极大的抵制，不仅地方士绅抵制，普通老百姓也抵制，根本没法办下去。后来他想到一个招，就是重新变通设计，制成一种可以一人一具的小型缫丝机，他一家送一具这种小型机器，这样一做就很顺利了，然后就很容易地将工厂办起来了。也就是说，当时的民众对这种大机器集中生产还存在抵触情绪，仍然青睐于分散于各家各户的独立生产模式。中国人对于这种家庭生产的积极性一直都很高，而对在现代工厂的流水线上工作的积极性一般都要差一点。
北洋水师
在这个现代化过程中，也有一个特例，就是北洋水师。整个洋务运动都是变物不变制，器物可以引进，大工厂的生产方式也可以学习，但一般的制度性变革是不被允许的。不过，筹建北洋水师却把制度也变了，要想练制一支新式的海军，不变制度是不行的，像当时买回来的定远号、镇远号这类大军舰，都类似于一个小工厂，如果不对制度进行变革，这些军舰根本没法操作。所以，北洋水师全面引进英国体制，把英国的海军章程全文翻译过来，把无关紧要的地方改改，就成了中国的海军章程——《北洋水师章程》。而且他们也把英国的军阶制度引进中国，只是把具体的称呼都改了；同时还把英国的军官请来，给他们一定的自主权，让他们训练中国的水兵；让从福州船政局毕业，又从海外留洋回来的学生当管带或舰长，指挥军舰。所以说，北洋水师对传统的军事制度变革得比较彻底，但它也有自己的问题。
首先，北洋水师仍然是由李鸿章掌控的。我们在讲湘淮军兴起的时候说过，湘淮军与八旗、绿营最大的区别就是兵为将有，北洋水师也是李鸿章所建构的军事体系内的一部分，他要保证北洋水师首先是忠于他的，至少他能够对其施加控制。所以舰队的司令，也就是水师提督，只能是一个忠于他的淮军军官——丁汝昌。丁汝昌原是淮军骑兵出身的军官，骑马毕竟跟开船大不相同，他自己也不懂海军，让一个不懂海军的人来当舰队司令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司令需要全盘指挥舰队作战，如果他不熟悉军舰的性能和海战的规律，那么指挥起来也是很困难的。但李鸿章为了保证北洋舰队对他个人的忠诚，宁愿选任这样一个司令。此外，中国人建海军，内陆的气息还是留存得很重。海军是要到海上去打仗的，死也应该死在海上，它本来就是和陆军不一样的兵种，但是中国人建的海军仍然带有很强的陆生心态。比如甲午海战中在黄海大东沟迎战日军，大东沟那里是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的，这个战场的选择就很奇怪。大东沟不适合打海战，而且即使能看到陆地，陆上也没有海防炮可以对舰队进行支援。那么，为什么不选择离海岸较远、比较广阔的海域呢？其实这就暴露了北洋舰队的问题，它只敢沿着海岸线航行，有点小孩子断不了奶的感觉。北洋舰队有两个基地，一个在旅顺，这个还不错，但另一个建在威海旁的刘公岛附近，这个地方根本就不适合作为海军基地。刘公岛是个离海岸不远的小岛，北洋舰队的基地就建在这个岛和海岸中间的夹缝里，然后这个夹缝两侧朝内建了大量坚固的炮台，这个堡垒就像一个乌龟壳，基地就修在乌龟壳里。黄海一战，北洋水师战败后，剩余的军舰都躲在这里面了，这有什么用呢？日军一看，这很简单啊，从威海东南边的荣成湾登陆，然后兵分两路，迂回一下，就把威海打下来了。这时日军可以直接利用岸上的炮台，而躲在乌龟壳里的北洋舰队就都成了活靶子，想出也出不去了。他们在躲进来的时候，就在两边的出口都布满了水雷，本来是怕日军舰队攻进来，结果自己也出不去，倒是自己把自己包了饺子。从现实的海战来看，这种海军建起来的确没什么大用。
还有更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当时建起的舰队有四支，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舰队各行其是，各搞一套，其实有点半军阀的味道。这样互不统属，最后只会被人各个击破。之前水师曾聘任英国军官作教习训练水兵，但中国人一发现自己会开船了，能把大军舰开到外洋去了，就觉得不需要外国人了，干脆中国化算了。当时所有人都热衷于搞中国化，然后就发生了权力纠纷，最后把当时北洋水师总教习琅威理赶走了。把教习赶走以后，军队的训练就开始松弛、马虎了。虽然那种关于北洋水师在大炮上晒裤子的传言不一定是真的，但的确管理非常疏忽，疏忽到什么程度呢？日本人的间谍进入基地后可以随便拍照，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北洋舰队各军舰的样子，都是日本人拍的，我们自己则没留下照片来。所以日本人对中国的舰队了如指掌。而且，舰队的管理也很落后，海军每天都是要把舰炮擦得一尘不染的，检查的军官会戴着白手套往上蹭，要没有任何脏东西才成，但后来北洋水师的这些条例规章都没有得到有效遵守。邓世昌是一个民族英雄，但是他的致远号兵舰，各个密封舱的密封圈都老化了，结果中一颗鱼雷就沉了，作为舰长难说他没责任。这些留学生，战败之后，一个个都自杀了。他们这些人都是国家花大钱培养出来的中国第一代海军人才，结果一打败仗基本上都自杀了。邓世昌本来可以不死的，但他偏偏自杀了，刘步蟾也自杀了，林永升也自杀了，方伯谦是被杀的。他们那一茬人里好像只剩下一个萨镇冰，萨镇冰又是其中学习最不好的一个，最后国家海军重建，他反而成了海军大臣。
洋务运动未必是场失败运动
总体上讲，自强运动还是给中国的窗户开了一条缝，风的确是吹进来了，也奠定了中国工业的一个初步基础，让中国人看到什么是西方工业。洋务运动后期，炼钢工业、通信事业、铁路事业也都发展起来了，虽然进行得比较慢。像开平矿务局原来就是用马来拉火车嘛，当时不让用火车头，说是用了火车头会震惊皇陵什么的。李鸿章比较聪明，他在皇宫和镜清斋之间建了一条小铁路，让西太后坐着去玩玩儿，西太后一坐，感觉还可以，于是开平矿务局就可以用火车了。洋务运动后期，铁路开始兴修，后来的京汉铁路（当时叫芦汉铁路）也开始修建，北京的前门火车站也开始建了。由于电报很方便，所以也开始普及。总的来说，成就还是有的，如果没有这一步的话，后面的改革就很难，虽然说经济改革只走了一半，没有走完，但毕竟也开了个头，也有了一些初步的民营工业，尽管都是买办来办的，但毕竟还是有了。
所以，不管如何评述，洋务运动毕竟是中国第一次自主的变法，毛病很多，但不能因此说它不行，甚至说是失败。为什么很多人说洋务运动是失败的呢？是因为中国旁边有个邻居日本，日本人向西方学习的成绩比我们好。比如学海军，日本人是一直老老实实地学，直到甲午海战时，那些英国教习还在军舰上任职，而我们一直嚷嚷要中国化、本土化，老早就把这些洋教习赶跑了。打个比方，日本是个优等生，我们虽然比不上日本，但至少也能及格。但一个中等生碰到一个优等生，失败也很正常。中国人倒霉就倒霉在有个并排的同桌比自己学得好。所以我们后来就觉得，洋务运动是一场失败的运动。其实，我觉得未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