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灶只是夫妻店，经营熟水买卖，实在是小本生意，由区民政科管理不值得。1954年秋，民政科决定将“工人茶园”租给个体户黄有清老板。
区民政科通知老板说：“这个老虎灶租给你了，但这里原来的一个女工，她的工作岗位不能动，她家有四五个小孩还住在里面。”
新来的老板答应继续留用母亲，但不希望我们一家住在他租下的老虎灶的阁楼上，他要把我们赶出去，把自己的家眷从乡下接来。
一位负责人在签合同时对黄老板说：“茶馆折价租给你，你再出一部分钱，我们政府也出一部分钱，给路瑞凤买一间房子，让她和孩子们从茶馆里搬出来。”老板答应了。
不久，“工人茶园”改名为“有清茶园”。
老虎灶新开张，老板请人吃饭、喝喜酒，门口放鞭炮，茶馆四周的墙上贴了许多红纸。老板还是一心打算解雇母亲。他托民政科的人找母亲谈话，愿意给几百元钱，叫母亲自谋出路。
母亲说：“我不会做生意，宁愿一天拿一元，细水长流。母子六人每天喝点稀粥，也不至于饿死，请你行行善吧！”
母亲依旧在老虎灶靠打工养家活口。
一大早，老虎灶就坐满茶客，母亲除了泡茶，还得给我们准备饭菜，她不得不偷偷抽时间外出买米、买酱菜。
母亲是一个被欺负的弱者，有的茶客见母亲不在，茶钱不付就拔脚离开茶馆。有时，茶客暗中密谋，一轰而散，溜之大吉。也有的茶客把茶钱往桌上一放，母亲来不及收钱，就被老板和另一位职工偷偷收进自己的口袋。
晚间结账时，不是差三壶茶钱，就是差四壶茶钱。那时一壶茶八分钱，就得扣掉二角四分到三角二分，有时老板每天只给母亲七角钱工资。这点钱只够买两斤米，我家锅里的稀饭变得更稀了。
